上帝之死

“上帝之死”与中学生信仰

中学时期，在许多国外心理学家的理论中，叫做“反抗期”。身体的强壮和知识的积累，使他们迫切地希望自己是个成人，是个不再被成人照顾、被成人管束、被成人教导的“真正的人”。他们对比自己年龄小的弟弟妹妹，常常流露出“你还是个小孩子”的神气，通过帮助、照顾他们或是欺负、凌辱他们显示出自己是个“大人”。而对比自己年长的人，他们充满了对立情绪。母亲叫吃饭，他偏说“不饿”，父亲叫早点回来，他偏要让你把饭一热再热才姗姗来归。

他通过一切故作深沉、故作矜持的举动来证明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世界，证明自己有一套完整的行动逻辑，进而证明自己不再是个低人一头的娃娃。为了这一证明，他便需要种种“反抗”，反抗的对象就是堆积在自己心灵上的一切权威，父母之言，师长之命，学校的纪律，公共场合的守则。

而所有这一切背后的那个反抗的总对象，就是在他来到这世上之前人们规定好的，仿佛专门用来对付他的一个大“阴谋”，一个道德价值的总准，一个笑容可掬同时又威风凛凛的上帝。他一定要把反抗的支支利剑都对准这个上帝，在与上帝的搏斗中证实自己的成长壮大，直到这成长壮大业已实际完成，不再需要以反抗来证明之日为止。所以，“上帝”的存在，使中学生的反抗有一个总的目标，使他们自我强化的情绪有一个集中的宣泄闸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某种“上帝”的存在对中学生的思维成熟是有利的，甚至是必需的。

(图注：急欲“长大”的中学生；编辑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当代的中学生，当反抗的种子如期在他们心里萌芽开花时，却找不到那个宣泄的总闸门。上帝没有等到他们反抗，已经被年长的人们乱棍打死了。打死上帝，成了年长者永

远可以向他们炫耀，向他们骄傲的资本。凭着与上帝的战斗史，年长者可以永远把自己当作大人，把他们当作孩子，把自己当作栽树者，把他们看作乘凉客，可以对他们说古道今，谆谆教导。总之，上帝之死竟使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竟使他们面临着永远长不大的危险。当然，从总体上讲，这一代中学生并没有理性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们的反抗在性质上形式上，乃至于目的上，都具有了崭新的时代特色。

反抗是与信仰相关联的。反抗的对象或者是信仰本身，或者是信仰对自己的排斥和误解。反抗的结局或是与信仰达到一致，或者推翻旧信仰，建立新信仰。上帝之死首先使一代中学生的反抗进入了“无物之阵”。

鲁迅是这样描述“无物之阵”的：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死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一代中学生在这无物之阵中所反抗的，实际上是一种虚空。他们反抗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之死”。上帝之死使他们失去了人生第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实践基地。因此，这种反抗的特征不是集中的，而是分散的；不是持久的，而是随机的；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

有一位连续十几年的优秀班主任，近年越来越感到工作吃力。她根据以往的经验，竭力企图把握学生的脉搏，找出主要矛盾。可是，当她准备了好几天的材料，去劝说一个女学生不要再读蒋方舟的时候，那个女生却大骂了一通蒋方舟，建议老师没收班上所有的蒋方舟作品，并发誓将来一定要做个郭敬明式的优秀作家。老师回去又准备几天后，再来跟她谈郭敬明的作品不一定那么好，她却一脸深沉地说：“郭敬明有什么好谈的？这种人最没劲了！我现在最羡慕的是韩寒！”这位班主任给孔和尚写信，乞求帮助，可同样是中学老师出身的孔和尚又能给她提供什么高策呢？

有人对100名在公园里破坏树木及各种公共设施的人进行了一下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中可见，中学生占了破坏总人数的将近百分之五十。他们走到哪里，都要随手改变一下这个世界的原貌一一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现象，中学生很喜欢挪动路标，东西向

的被移为南北向，箭头内指的变成了外指。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一个男生是这样回答一位问路者的：“出南门，往北走！”中学生们在方向的荒诞感中获得了一份特殊的愉悦。

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方向的意义大大减弱了。没有了上帝，也就没有了禁区，在方向上尽可以“跟着感觉走”，所发生的反抗也是“散点爆破”。反抗的对象不必是哪一种固定的观念，不必是哪一类固定的人，用一个北京中学生的话说，是“瞧着什么来气，就打丫的！”

北京大学曾经有一段时间容许大量的中学生在校园里自习，游玩，结果中学生们越瞧着这些趾高气扬的北大才子们越来气，集体殴打大学生的节目十来天便上演一次，大学生把被打坏的眼镜、衣服经常挂在广告栏上以对这些弟弟们进行“控诉”，最后大学生们不得不请求校方禁止这些中学生们如此自由地出入这座最高学府。这类情况在其他大学也时有发生。

在中学校园里，低年级学生殴打了高年级学生，会被看作是“英雄好汉”。这一点与日本中学的情形就大大不同。日本学校里一直贯彻着传统的森严的等级制度，高年级学生可以随意指使、辱骂低年级学生，就像部队里老兵对新兵，公司里上级对下级一样。低年级学生如果反抗这种状况，就等于反对整个的等级观念。等于反对天皇──日本人心中的上帝。所以日本学生的反抗不是以直接的反抗，而是以“移情”的方式进行的，即把所受到的压迫和屈辱忍在心里，把这种情感转移到别的方面，比如在学习上或是体育比赛上做出成绩，证明自己是强者，从而达到心理平衡。

而在当今的中国，中学生并不认为大学生或任何其他年长的人就理所当然地比自己高，再高能高过毛主席吗？可毛主席又怎么样？上帝之死使他们得出“阳光底下无新事”的结论，而这种结论的得出并没有以实际的经历和体验作为基础。面对着天然的价值废墟，这一代中学生过早地成熟了，畸形和亢进便是这种早熟的代价。

当代中学生置身于一个刚刚埋葬了上帝的时代是无疑的了，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

上帝之死并不是完全绝对的，这并不等于是非的界限也消亡了。尼采曾说在上帝死后，“一切必定随之倒塌，因为它们建筑在这信仰之上，依靠于它，生长在它里面。”

但是当代中国的上帝之死毕竟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之死，紧随其后虽然倒塌了许多高梁大柱，但并不是一切。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所形成的信仰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合乎历史进步规律的，虽然左倾思潮和封建遗毒把它残害得失去了本来面目，以致于丧失了大面积的群众基础，但它的合理成分是不会被彻底扬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