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行刑者的伦理困境

生死朗读行刑者的伦理困境

假如你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看守，当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

――作者题记

多年来，我曾不止一次在“讨论课”上提过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看守，当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一番沉默之后，除了莫衷一是的若干弃权者，总会出现绝然对立的两派阵营：多数派选择“执行”，少数派选择“不执行”。多数派的主要理由是执行命令是看守的?责。如果不执行，可以选择离?。但只要是在?，就应当执行命令。何况，在纳粹统治下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根本没有选择不执行的自由。少数派的主要理由是“屠杀犹太人”是一个明显有悖基本人道和正义的命令，如果执行或参与执行这样的命令，会使自己良心不安，留下终生耻辱。辩论的结果则是两派的立场和观点互不相让，无法折衷求和。为了揭示差别，我把对立的两派分别称为“工具伦理派”和“价值伦理派”。我认为，行刑?业中的“工具伦理”和“价值伦理”冲突，构成了行刑者?业实践的伦理抉择困境。这个困境乃是一个沉重的?业“十字架”：无论你

是执行还是不执行，都可能面对法律、道德或历史的争讼及其审判。让我列举以下两则典型材料，试作解析：

其一是影片《生死朗读》(又名“朗读者”)。这部片子

说的是在二战后的德国，有一位名叫迈克尔•博格的16岁少年与一位比自己大20岁的公交车女售票员汉纳

•斯密茨所经历的一段忘年之恋。在少年迈克尔的心里，汉纳是一个在他病痛无助之时给予了无私帮助的侠义女人，是一个唯一向他开放了痛苦隐私――渴望识字读书而不能的隐忍女人，是一个给他身体启蒙与肉欲快乐的性感女人，是一个唤起了他刻骨铭心生命体验而使之抛却忘年之隔的

亲情女人。尽管，他对这个女人的过去一无所知，并且，这个女人在某一天不辞而别，但他仍无法将她忘怀。显然，这部片子有一个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本身就值得品味。但是，我在这里要议论的不是其爱情故事的审美意义，而是其中蕴含的行刑伦理问题：在迈克尔生活中一度消失的汉纳并没有彻底消失，多年之后她重新出现在了迈克尔面前，但不是在车站、码头或大街上，而是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

汉纳怎么会在被告席上?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原来，她出生于德国社会的下层家庭，错过了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由于大字不识一个，害怕伤及面子，这成了她难言的人生隐痛。二战爆发后，丢了饭碗的汉纳应招成了“纳粹集中营”的一名看守，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又转到了“克拉科夫集中营”。在当看守期间，汉纳不算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比如，为了让一些身体病弱的女囚走向死亡的道路不那么艰难，她让她们吃得稍微好一些，住得稍微舒适一些，劳动稍微减少一些。她所在的集中营，每月需要向“奥斯维辛集中营”选送六十名囚犯。她的一项艰难?责是从被管辖的犯人中挑出合适的人选。她知道将这些人送往奥斯维辛就是将她们送上死亡之路。“但是，谁应该被送去呢?”当法官询问她是否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时，她的回答是“知道，难道可以不送吗?何况，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在战争后期转移囚犯的过程中，汉纳和她的同事带领数百名囚犯西行，夜间在一家教堂过夜。半夜，教堂遭遇轰炸，发生了大火。只有打开大门，囚犯们才能活下来。但是大门一开，囚犯势必乘机出逃。本来也是被送去“解决”，只是迟早问题。因此，汉纳和看守同伴们选择了听任数百名囚犯被活活烧死的结局。在汉纳看来，不让犹太人逃走，这是她的?责所在。面对指控，她曾两度诘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对于汉纳的诘问，负责审判的法官们似乎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确，这是一个知识论上无解的伦理难题，除了逃避或自杀，行刑者无法做出两全其美的在场抉择。

据统计，在德国各大集中营工作的女看守，一共有三千多人。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曾经遇上各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

伦理难题。在那样尖锐的生存处境之中，为了执行?责或保全自己，绝大多数人习惯了依照“工具伦理”行事。她们根本想不到二战结束之后，当人们开始清算历史时，会无视其行刑行为发生的“工具伦理”处境，而从一般的“价值伦理”诉求，判断其行刑行为的“正当性”，并认为她们应该为此承担历史罪责。

由此，我想起另一则著名案例：一位叫做汉纳•阿伦特的犹太裔女性哲学家，写过一本颇受争议的书，名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书中讲述了作者以《纽约客》杂志特派记者的身份，在1961年2月旁听犹太人大屠杀计划的主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接受审判的经历与思考。据报导，阿道夫•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小时候因肤色常被笑为犹太人。成年后加入纳粹党，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1934年由于负责“达豪集中营”的表现“出色”而受到党卫军情报部首脑菜茵哈德•海德里希的赏识。1937年曾经作为“犹太问题专家”前往海法与开罗，参与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难题。1942年他出席“万湖会议”，被任命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在他的组织与指导下，仅“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就创造了令人生畏的记录：每天杀害一万两千人。到二战结束，约有六百万犹太人因“最终方案”而丧生。二战后的艾

希曼曾被美国人俘虏，但侥幸逃脱，之后流亡到阿根廷。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经过漫长的追踪调查，终于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并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秘密押回以色列。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面对众多证人对其犯罪的愤怒控诉，他总是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作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死刑，并于次年6月1日被执行绞刑。

“艾希曼受审”事件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究竟怎样看待艾希曼令人发指的罪行?艾希曼是一个天生的杀人狂吗?事实上，艾希曼在法庭上向法官提出了与汉纳•斯密茨同样的问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是一个拷打灵魂的问题。的确，在庞大的纳粹体制中，艾希曼也只是一个执行“命令”而使“体制”得以正常运行的人。他唯命是从的“工具伦理”逻辑完全符合“纳粹党国的意志和利益”这一终极“价值伦理”要求。由于终极“价值伦理”早已默认在先，根本不必要或不允许“领袖”以外的体制中人自己独立思考选择。因此，从其人性的个人角度，似乎挖掘不到罪恶的终极根源。在详细研究了艾希曼犯罪及其审判的全部资料之后，犹太学者汉纳•阿伦特心中的主要疑问是：为什么一个像“纳粹”这样的极权专制政体，却恰恰是依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而又肤浅的人物来支撑?因为她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相当平庸，无法流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