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读后感1500

静静的顿河读后感1500

顿河之美在于肖洛霍夫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出的哥萨克世界，这个世界不是高手匠人那样构建出来的，而是对土地与人的情感宣泄。网为大家整理编辑了静静的顿河读后感1500，欢迎收藏参考。关注可获得更多内容。

前苏联著名小说《静静的顿河》问世80年来，围绕其主题和人物无论在其本国还是在世界读者中，都曾产生了很多的争议和讨论。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因此能够经受时刻考验，就在于能够引导不一样年代、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审美趣味的读者多视角、多侧面地阅读文本，为读者带给多样化诠释的广阔空间，时刻越久就越能散发出经久不息的魅力。当历史的硝烟已成为过去，这天的读者以更为自由广阔的视角和多层次的解读来审视这部作品，坚信会有更多的感受和体会。

战争与人性*是《静静的顿河》探讨的两大主题，作者表面上描述了顿河哥萨克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惶惑、痛苦的抉择中最终理解了苏维埃政权，显示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然而这条明线之下还隐藏着一条暗线：俄罗斯式的、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在血腥残杀中伟大人性*的讴歌。肖洛霍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以及他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并未妨碍他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主导创作，没有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限制，至少在这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倾向并不贴合他所从属的政党倡

导的文学创作理念，从而使《静静的顿河》得以延续19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宗教救赎意识，继承了以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作品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凸显残酷环境下人性*的光辉，这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中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肖洛霍夫以极大的热情为他所熟知的顿河歌唱，不逃避，不粉饰，更不阿谀，完全凭普通人的良知来审视俄国历史上那次天崩地解般的剧变，既没有迎合现政权，以概念图解历史，也没有超然于历史现实之外去冷眼旁观，而是将自己的全部情感都融入到了作品当中，把作家的亲身经历和作品人物的杯具命运很好地结合起来，力争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肖洛霍夫以冷静的态度对“革命”鞭辟入里地加以分析，将“革命”所造成的反人性*的杀戮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作家的笔常如一个精确清晰的镜头，赤裸裸地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直接展现给读者，使读者身临其境，真正感受到血与火的现场，惊悚于战争的残酷，陷入窒息般的感觉。“革命”伴随着枪炮声悄然而至，没有人能预感它究竟是狂欢的使者还是灾难的根源，正如没有人预知阶级的产生、剥削的存在、“人民”和“敌人”的迥然不一样。所有这些观念没有经过批准或许可，就一下子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控制了人们的思维。那个名为“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在有人为“不平等”下定义之后，才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在其他同类题材的革命

文学作品中被事先豁免了的道德审判重新被作者严肃地提了出来。

共|产|党员施托克曼，作品中第一个登场的革命者，一战前执行上级组织的指令，来到顿河地区传播革命的“火种”，以钳工的身份来到鞑靼村，凭借高超的口才和煽动潜质团结了一批劳动的贫苦哥萨克，向他们播洒革命理论，点燃了贫苦哥萨克心中仇恨的火种;当十月革命爆发后，正当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摇摆于红白两种势力的时候，他再次回到顿河，正当他当年培养的“革命人才”驾驭不了局面之际，他的出现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然而他一人的单薄力量最终无法扭转整个局势，最后被哥萨克的暴动大潮淹没，从而为自己的理想献出了生命。“他们把你们引入歧途，叛徒们!他们拿你们做叛变的见面礼……去换取新的官衔……但是共产主义将永远活下去!同志们!你们赶快猛醒吧!”这是施托克曼在牺牲前对哗变的红军士兵说的最后一句话。红色*经典所惯用的革命英雄主义式的语言并没能掩盖现实革命斗争的残酷，被仇恨和愤怒煽动起来的“群众”如同喷薄的岩浆，摧毁着一切道德防线，其势之凶也早已不在革命启蒙者施托克曼们的掌控之中。最终还是为自己点燃的烈火所熔化，这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施托克曼以宗教使徒般的虔诚来到顿河地区播种观念，将布尔什维克的“福音”洒向各个角落。这种精神实质上的

“布道”，虽然形式上延续了俄罗斯革命者扮演救世主的精神渴望，但是布尔什维克应对的是沙皇专制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工业礼貌相结合的俄国，从十二月党人到民粹派的革命经验告诉他们，仅有基督使徒的救世主义远远不够，甚至自身都难保，而是务必建立在钢铁般“党性*”基础之上才能保证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对专制统治者、剥削阶级以及一切人民大众的敌人，都要毫不留情地加以铲除和消灭，超阶级的人性*只是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的虚伪台词。于是才有了施托克曼富于煽惑的鼓动，他在劳动哥萨克心目中人为设立了一道鸿沟，用阶级将“人民”和“敌人”判然分离，遍地播下了仇恨的火种，以便被点燃的那一刻将一切阶级敌人燃烧殆尽。在俄国革命者的眼里，人民与敌人之间只有谁消灭谁的问题，不存在互相妥协共同生存的可能。

回顾国际共运史，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户外得到了德国两位天才理论家的理论建构，先后成立了第一、第二国际两个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无产阶级政党，使国际共产主义户外构成了令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小视的强大力量，但却都没有强有力的纪律约束，内部的思想分歧也错综复杂。然而这种状况却在相对落后的俄国有了改观，列宁成了第二国际的异数，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掀起了一个反对派，并迅速壮大，成为“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正是这个突破才有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把马克思的理论第一次

变成了现实。然而也正是这种突破标志着从此国际共运分裂成了两条道路：和平斗争和武装夺权，我们长期以来的政治话语从来都是将列宁的路当做世界革命的不二法门。这天我们最后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运史，当年的世界革命中心早已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而战后欧美各国左翼政党凭借议会斗争以及“资产阶级zheng 府”顽强的自我修复机能，使当年列宁判定处于垂死挣扎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向延续到这天。

一种制度赖以存在并延续的基础，归到最表面的层次是对话语权的掌握和操纵。我们这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无论处于什么文化背景之下的国家和民族，都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方式所同化或吸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生活在了这种话语形态控制下，离开了它，我们将发现我们无所适从，甚至连准确表述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事。然而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这个话语权的归属还是未知数，以前有过一种理想和主义，设想过建立一种完全不一样于、甚至能够说超越这天这种形态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并曾在必须范围内变成了现实。但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不能只建立在理想和信念的基础之上，它要受其本身规律的支配，任何试图超越甚至违背这个规律的尝试都难免失败的命运。上个世纪初那次曾被宣传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的革命，其背后是在被一种理想所支撑，《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