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读后感1500

静静的顿河读后感1500顿河之美在于肖洛霍夫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出的哥萨克世界，这个世界不是高手匠人那样构建出来的，而是对土地与人的情感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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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著名小说《静静的顿河》问世80年来，围绕其主题和人物无论在其本国还是在世界读者中，都曾产生了很多的争议和讨论。

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因此能够经受时刻考验，就在于能够引导不一样年代、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审美趣味的读者多视角、多侧面地阅读文本，为读者带给多样化诠释的广阔空间，时刻越久就越能散发出经久不息的魅力。

当历史的硝烟已成为过去，这天的读者以更为自由广阔的视角和多层次的解读来审视这部作品，坚信会有更多的感受和体会。

战争与人性*是《静静的顿河》探讨的两大主题，作者表面上描述了顿河哥萨克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惶惑、痛苦的抉择中最终理解了苏维埃政权，显示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然而这条明线之下还隐藏着一条暗线：俄罗斯式的、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在血腥残杀中伟大人性*的讴歌。

肖洛霍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以及他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并未妨碍他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主导创作，没有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限制，至少在这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倾向并不贴合他所从属的政党倡导的文学创作理念，从而使《静静的顿河》得以延续19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宗教救赎意识，继承了以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作品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凸显残酷环境下人性*的光辉，这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中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肖洛霍夫以极大的热情为他所熟知的顿河歌唱，不逃避，不粉饰，更不阿谀，完全凭普通人的良知来审视俄国历史上那次天崩地解般的剧变，既没有迎合现政权，以概念图解历史，也没有超然于历史现实之外去冷眼旁观，而是将自己的全部情感都融入到了作品当中，把作家的亲身经历和作品人物的杯具命运很好地结合起来，力争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肖洛霍夫以冷静的态度对“革命”鞭辟入里地加以分析，将“革命”所造成的反人性*的杀戮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

作家的笔常如一个精确清晰的镜头，赤裸裸地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直接展现给读者，使读者身临其境，真正感受到血与火的现场，惊悚于战争的残酷，陷入窒息般的感觉。

“革命”伴随着枪炮声悄然而至，没有人能预感它究竟是狂欢的使者还是灾难的根源，正如没有人预知阶级的产生、剥削的存在、“人民”和“敌人”的迥然不一样。

所有这些观念没有经过批准或许可，就一下子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控制了人们的思维。

那个名为“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在有人为“不平等”下定义之后，才逐渐取得了话语权。

在其他同类题材的革命文学作品中被事先豁免了的道德审判重新被作者严肃地提了出来。

共|产|党员施托克曼，作品中第一个登场的革命者，一战前执行上级组织的指令，来到顿河地区传播革命的“火种”，以钳工的身份来到鞑靼村，凭借高超的口才和煽动潜质团结了一批劳动的贫苦哥萨克，向他们播洒革命理论，点燃了贫苦哥萨克心中仇恨的火种;当十月革命爆发后，正当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摇摆于红白两种势力的时候，他再次回到顿河，正当他当年培养的“革命人才”驾驭不了局面之际，他的出现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

然而他一人的单薄力量最终无法扭转整个局势，最后被哥萨克的暴动大潮淹没，从而为自己的理想献出了生命。

“他们把你们引入歧途，叛徒们!他们拿你们做叛变的见面礼……去换取新的官衔……但是共产主义将永远活下去!同志们!你们赶快猛醒吧!”这是施托克曼在牺牲前对哗变的红军士兵说的最后一句话。

红色*经典所惯用的革命英雄主义式的语言并没能掩盖现实革命斗争的残酷，被仇恨和愤怒煽动起来的“群众”如同喷薄的岩浆，摧毁着一切道德防线，其势之凶也早已不在革命启蒙者施托克曼们的掌控之中。

最终还是为自己点燃的烈火所熔化，这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施托克曼以宗教使徒般的虔诚来到顿河地区播种观念，将布尔什维克的“福音”洒向各个角落。

这种精神实质上的“布道”，虽然形式上延续了俄罗斯革命者扮演救世主的精神渴望，但是布尔什维克应对的是沙皇专制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工业礼貌相结合的俄国，从十二月党人到民粹派的革命经验告诉他们，仅有基督使徒的救世主义远远不够，甚至自身都难保，而是务必建立在钢铁般“党性*”基础之上才能保证革命斗争取得胜利。

对专制统治者、剥削阶级以及一切人民大众的敌人，都要毫不留情地加以铲除和消灭，超阶级的人性*只是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的虚伪台词。

于是才有了施托克曼富于煽惑的鼓动，他在劳动哥萨克心目中人为设立了一道鸿沟，用阶级将“人民”和“敌人”判然分离，遍地播下了仇恨的火种，以便被点燃的那一刻将一切阶级敌人燃烧殆尽。

在俄国革命者的眼里，人民与敌人之间只有谁消灭谁的问题，不存在互相妥协共同生存的可能。

回顾国际共运史，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户外得到了德国两位天才理论家的理论建构，先后成立了第一、第二国际两个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无产阶级政党，使国际共产主义户外构成了令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小视的强大力量，但却都没有强有力的纪律约束，内部的思想分歧也错综复杂。

然而这种状况却在相对落后的俄国有了改观，列宁成了第二国际的异数，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掀起了一个反对派，并迅速壮大，成为“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正是这个突破才有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把马克思的理论第一次变成了现实。

然而也正是这种突破标志着从此国际共运分裂成了两条道路：和平斗争和武装夺权，我们长期以来的政治话语从来都是将列宁的路当做世界革命的不二法门。

这天我们最后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运史，当年的世界革命中心早已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而战后欧美各国左翼政党凭借议会斗争以及“资产阶级zheng 府”顽强的自我修复机能，使当年列宁判定处于垂死挣扎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向延续到这天。

一种制度赖以存在并延续的基础，归到最表面的层次是对话语权的掌握和操纵。

我们这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无论处于什么文化背景之下的国家和民族，都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方式所同化或吸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生活在了这种话语形态控制下，离开了它，我们将发现我们无所适从，甚至连准确表述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然而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这个话语权的归属还是未知数，以前有过一种理想和主义，设想过建立一种完全不一样于、甚至能够说超越这天这种形态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并曾在必须范围内变成了现实。

但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不能只建立在理想和信念的基础之上，它要受其本身规律的支配，任何试图超越甚至违背这个规律的尝试都难免失败的命运。

上个世纪初那次曾被宣传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的革命，其背后是在被一种理想所支撑，《静静的顿河》正是记录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于理想的执著以及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

以施托克曼为代表的这个理想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以前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如今当这一切已经随着历史而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凭借那个时代的文学重温那段悲惨的人类足迹，凭吊以前的光荣与梦想，以前的迫害与杀戮。

本丘克(旧译彭楚克)和波乔尔科夫(旧译波得捷尔珂夫)，这是两个出身于哥萨克、自觉走上革命道路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很好地诠释了暴力革命的“真理”，如果说施托克曼更象一个善于煽动革命的演讲家的话，那么这两个人物则完全是“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实干者形象，本丘克塑造得更加有血有肉、鲜明立体，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与作品中描述大部分亦农亦兵的哥萨克不一样，他很早就离开了顿河流域的家乡新切尔卡斯克，来到首都彼得格勒当一名工人，不一样的社会阶级处境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和原来的哥萨克阶层渐行渐远，个性是在理解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宣传鼓动之后，本丘克开始从思想上彻底和原来的生活决裂，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在一战中，他以志愿兵的身份公开活动，为了“世界革命”的理想，利用俄军在东线战场上屡战屡败之后士气不振的时机进行革命宣传，煽动前线士兵倒戈，与交战国德奥等国的士兵联欢。

第四卷第一章中本丘克在战壕里与几个死心塌地效忠沙皇的“反动军官”的一番唇枪舌剑的精彩辩论宣告了布尔什维克对于国家与革命、阶级和民族的观点：“日俄战争引起了1905年革命，这次战争势必以新的革命收场。

而且不仅仅是革命，还要发生国内战争。

”随后在战壕里发现的宣传单则更为露骨：“你们醒醒吧，劳动者们!你们的敌人不是那些也和你们一样被欺骗的奥地利和德意志士兵，而是你们自己的沙皇、工厂主和地主。

掉转你们的枪口去反对他们，跟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兵士联合起来!”在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看来，国家和民族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迟早是要消亡的。

广大受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只有泯灭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团结起来共同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才能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这些观点在列宁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论述。

为了革命，能够牺牲国家的利益，能够忽略民族的鸿沟，全世界劳动者都是亲如兄弟的一家人。

革命家的理念永远是手段高于目的，无论他们的纲领多么富于理想色*彩，一旦将其付诸实施都会不约而同地转向对现实功利的考量，国家、民族和阶级等名词概念都但是是革命家玩弄于股掌的工具而已。

苏俄为了政权的稳固能够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条约，以获得暂时的喘息镇压国内叛乱和国外武装干涉，然而当政权稳固后民族依然要生存，领土仍然要扩张，外兴安岭中东路权不但不会归还中国，反而还要策动外蒙古独立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理想碰到现实总是会不堪一击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夕，这条理论却不失为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它既能够使布尔什维克获得道德上的优势，使他们更加真实地扮演着工兵利益代言人的主角*;又具有强大的心理攻势，促使前线士兵更多地投奔到红色*阵营里来。

在人心惶乱无所适从之际，早就从前线开小差的本丘克又适时出此刻“士兵同志们”的面前，他的出色*表演赢得了士兵的认可，以至于把他当成了值得信赖的人。

对待“死不悔改”的“反动军官”，尤其是知晓其底细并当面揭穿他的卡尔梅科夫，本丘克则会毫不留情地露出牙齿，用子弹消灭这个沙皇的忠实“走狗”。

作者并没有将本丘克简单地塑造成一个不是人间烟火的布尔什维克，还着重写了他的亲情和感情，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

在硝烟弥漫中，本丘克和犹太姑娘安娜坠入了爱河，而孕育他们感情的环境却是制造杀人和死亡的机枪队，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反讽，感情是完美的，杀戮是恐怖的，然而即使在戕害人性*的岁月，也仍旧不能泯灭人类爱的本能，这对革命的青年还是无可挽回地相爱了。

他们的相爱，就像地狱里的一盏明灯、坟墓上的一个花环，使这充满了死亡恐怖的气氛有了些许温馨。

本丘克幸而有了安娜的那份爱，才使他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残存了一丝人性*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