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61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EASTERN FORUM —JOURNAL OF QINGDAO UNr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6,2020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侯德形（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青岛266071）摘 要：国家主权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它具有对 内最高、对外独立双重属性。
国家主权思想则是指是人们对国家主权的系统化、理论化认识。
国家主权思想最 早是在西欧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发展，并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 殖民扩张,向世界其他地区流布传播。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萌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洋务运动期洋务派的挽利权思想；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的兴民权以维国权思想以及辛亥革命时期新知识界的 人民主权话语体系。
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主权；主权思想；人民主权中图分类号：K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0）06-0061-12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就狭义而言，主权即制定 或变更法律的权力。
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主权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控制的自由（对外主权）”。
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双重属性。
就对内属性来说，主权基本和统治权同义，它“决定个人对国 家与政府关系的重要问题”；主权的对外属性则主要是由国际法来调整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意味 着国家的自主或独立”①。
而国家主权思想则是指人们对国家主权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和话语体系。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 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国家主权思想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挽利权、树国威,代表人 物是洋务派，主要理论资源和概念工具是西方国际法，尤其是丁趙良所译《万国公法》。
第二讲：从王朝天下到民族国家：近代国家观的形成
畿服理论源自周代和秦汉时期诸如《尚书·酒诰》、 《国语·周语上》、《尚书·禹贡》和《周礼》的几种文献 中。不过，从系统性而言，《国语·周语上》、《尚书·禹 贡》中阐述的“五服”说和《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 “九服”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畿服理论。
《国语·周语上》中有“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 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这一理论以距离 “王畿”中心的远近(yuǎnjìn)为次第，分为甸、侯、宾、 要、荒五个尊卑贵贱亲疏关系来确定 周边对中心的义务。这种义务以贡期和贡物的不同由内向外 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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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下观:一种人文(rénwén)与政治的构想
作为一种人文构想，“天下观”并不纯粹 是对自然地理的论述。古代中国“天下观” 中包含的“天下”、“哉服”等空间概念， 并非是实体概念，而更多地是一种观念建构， 天下”、“四海”等概念没有准确(zhǔnquè) 的空间范围，更无地理疆界中实际的对应物。 显然，“天下观”不在于表述自然空间的客 观实在，而在于体现由“空间观念”延伸出 来的象征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与《周语》相比，《禹贡》把前者“五服”理论中的 “宾服”替换为了“绥服”，每“服”的地理范围也作了具体 的规定。“畿服”理论在《禹贡》中变得进一步复杂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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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服”理论在《周礼》中继续得到发展(fāzhǎn)。《周礼》包含 了许多“职官”篇，其中《周礼·夏官·职方氏》篇提出了“九服”制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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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了“外部空间”的概念，实际上等于抽掉了向外扩 张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秦汉以来的中国，几乎都是采取内向型发展模式的，外 向扩张模式是罕见的。有关“空间”的危机意识在中国历史 上是不存在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专注于内部事务。对于用武 力获得“天下”之外空间的意识，在中国历代政权中是不可 想象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只有“治边”的观念和政策 (zhèngcè)，但没有征服、吞并外国的概念。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探源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探源摘要：国家主权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它具有对内最高、对外独立双重属性。
国家主权思想那么是指是人们对国家主权的系统化、理论化认识。
国家主权思想最早是在西欧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开展，并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向世界其他地区流布传播。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萌芽，在洋务运动期间有了初步开展，戊戌维新时期得到高扬和传播，最终在辛亥革命前10年走向成熟！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主权；主权意识；主权思想；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双重属性。
就对内属性来说，主权根本和统治权同义，它“决定个人对国家与政府关系的重要问题”；主权的对外属性那么主要是由国际法来调整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国家的自主或独立”。
而国家主权思想就是指人们对国家主权较为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国家主权作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是在西欧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的。
一般认为，十六世纪法国学者让·布丹〔JeanBodin〕在其代表作《国家论六卷书》中最早提出了国家主权的国内最高这一属性。
之后荷兰著名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Grotiu〕又在其《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又提出国家主权对外独立、平等的思想。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和近代西欧国际关系体系的创立，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主权思想正式在欧洲确立自己的地位。
国家主权思想后经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和卢梭等人不断开展而走向成熟，成为西方近代国际法的理论根底，并成为近代西方国际关系的基石。
随着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这一思想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流播布传播。
一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封建国家，在东亚建立起了以华夷之辨和宗藩体制为根底的“天朝”秩序。
近代中国民主意识与宪政理论
近代中国民主意识与宪政理论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可忽视的是民主意识的兴起和宪政理论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自由、权利以及政治参与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对于民主制度和宪政的需求与探索。
首先，近代中国的民主意识始于对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接触和启蒙。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对外开放，与西方国家发生了频繁的交流，其中包括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知。
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思考。
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呼吁民主与科学，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和社会的进步。
这使得中国逐渐形成了民主的意识和需求。
其次，近代中国的宪政理论的发展也对中国的民主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宪政是一种法治原则，通过宪法确立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中国的宪政历程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当时的变法派试图通过宪法制度实施君主立宪来改革中国。
虽然这次变法失败了，但是在改革失败后，一些变法派的思想和理论依然存在并发展。
例如康有为等人在随后的岁月中对宪政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很多宪政改革的构想。
他们认识到权力制衡、法治和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并试图在中国实现这些理念。
这些宪政理论的发展，为中国日后的民主进程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宪政理论的启发下，中国开始兴起一些争取民主权利和宪政改革的运动。
例如1911年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共和国，尽管其后的政治局势动荡，但毋庸置疑，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尝到了民主制度的甜头。
然而，历史的曲折和变迁使得中国的宪政探索和发展一度停滞不前。
直到20世纪末，中国的民主意识再度被唤醒。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和信息自由，使得人们对于民主的渴望与日俱增。
1998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宣称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其中，"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概念引发了中国人民主权利的讨论。
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独立
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独立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独立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过程。
19世纪末，中国正面临着来自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的双重挑战。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断的内部动荡引起了广大中国人的觉醒，逐渐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运动，并最终推动了中国的国家独立。
面对列强入侵的威胁，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遭受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战争失败，这些战争使得中国人民对列强的侵略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中国学者和思想家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是否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于是崇尚学习西方文化的“洋务运动”兴起。
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涌现出来。
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提倡中国的民族自强和国家独立。
他们认为，中国的衰落要追溯到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束缚，主张借鉴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政治制度来实现国家的振兴。
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了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潮，并对未来的革命运动和国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转折点。
辛亥革命的推翻清朝的统治，宣告了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
逐渐形成的革命思潮和不断增长的反清情绪为这次革命提供了动力。
辛亥革命的成功激励了更多的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和自由平等的愿望，为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独立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内部的觉醒，还需要综合利用外部力量。
当时，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头很猛。
不仅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和势力范围逐渐扩大，日本也在中国东北部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为了实现国家独立，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者不得不寻求外部的帮助和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爱国者密切关注世界格局的演变，寻求各国间的平衡和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觉醒者普遍认识到，只有站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利用外部势力，才能够在强敌面前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
因此，中国早期的爱国运动包括了与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外交斗争，通过与列强谈判和外交手段争取国家利益和自主发展的空间。
论中国的近代国家观念
论中国的近代国家观念摘要：在近代动荡、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和国内双重矛盾的影响中，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经历了萌芽的初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对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推进发展阶段，以及最终的形成确立阶段。
由于它的发展和形成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的，因此带着一定的时代背景特点，其最终的形成和确立，对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过程；时代背景；影响近代的中国，是一个经历巨大考验与变化的国家，在清政府日渐腐朽时部分有识之士则在西方的文明与船坚利炮的冲击下，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思想的转变，对王朝与国家的相关概念也开始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并积极向社会传播他们所学到的新思想。
随着人们对西方近代国家文明的认识逐渐加深，旧的传统王朝“天下”观念开始逐渐被打破,国家和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并最终形成和确立了中国的近代化国家观念。
一、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从根深蒂固的古代王朝“天下”的国家观念，转换到以“民”为主的近代国家观念，是中国国家观念在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突变，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现阶段，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天下”的传统国家观念，自封建王朝时代以来就深深根植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家就是以当朝帝王为中心，以边缘地带为附属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的天朝大国。
直到自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盲目态度，仍然固步自封的大清王朝被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进攻的时候，人们才被迫重新开启了对世界的认知。
虽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天下”的王朝国家观念，使人们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以及中国之外的世界。
然而，对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些概念在条约签订时，并没有被清王朝所意识到，仅把条约视为“权衡之计”而无动于衷。
但是，面对列强的种种侵略，当时的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受到冲击了，使得他们开始正视世界，将自己所学习到的西方知识和理念，著书立说，向人们展示真实的世界面貌。
如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给人们介绍了世界地图板块的基本构成，以及各大洲的基本情况，魏源则在《海国图志》中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人文风俗等进行了描绘，这些著作的出现为当时的人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所处的世界位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
•考试权、监察权有何作用？
评价：既借鉴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优秀成分， 又注意到了其缺陷弊端，是结合本国国情的积 极探索。
1、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严、康、梁）的影响
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进行,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击了封建专制统治。
2、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孙）的影响
梁 启 超
《新民 说》
古代儒家把历史进程划分为依次发展的“据 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康有为将其解 析为 ：“《春秋》始于据乱，立君主；中至升平， 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为民主。”
——《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所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分 别指什么政治时期？他的这种解析目的何在？ 君主专制时代、立宪君主时代、民主共和时代。 为变法寻找理论依据。
指导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君 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
民主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本课小结：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萌生
萌生的表现
最早：早期维新派 发展：维新派—严康梁 （19世纪90年代） 成熟：革命派孙中山 （20世纪初）
萌生的条件
历史遗产 社会现实 经济阶级 思想文化
黄宗羲
顾炎武
王夫之
图片上的三位思想家生活在什么朝代？他们的共同 思想是什么？对后世有何影响？
1、历史遗产：明末清初反对君主专制的启蒙思 想,给后世民主思想以深刻的启迪。
中英《南京条约》内容 （1842年） 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赔款 2100 万 银元 开放广 厦 福 宁 上 关税税率中英协商
以上材料和图片反映了近代中国怎样的社会现实？ 2、社会现实：西方列强的侵略导致民族危机 日益严重，迫使有志之士去救亡图存。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概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涵盖了近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演变。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家观念从最初的模糊概念逐渐形成，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推动。
本文旨在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特点，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展望。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社会变革和历史演进的反映。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面临着内外交困、社会动荡等各种挑战，因此国家观念的兴起和发展成为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在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介入下，中国社会逐渐意识到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整体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和探索。
近代国家观念的发展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政治上，中国社会经历了封建社会的衰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这些历史事件都对国家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济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使国家观念成为理解和适应这一过程的重要工具。
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和融合，也使得国家观念逐渐具备了独特的特点和内涵。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点。
首先，它是一个复杂而多元化的过程，在实践中经历了多次的试验和调整。
其次，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逐步由模糊的概念转变为更加清晰和具体的理论框架。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实践位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通过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及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
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国家观念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更有针对性的探索和努力。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详细分析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因素，并对其特点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我们全面理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
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近代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族群基础发展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政治文化单元。
我将近代民族国家，概括总结为：“两个方面，两个特点”。
两个方面是指民族国家包括两个方面：一、民族认同构成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二、新君主制构成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保障。
两个特点则指：1、近代民族国家是以身份认同、文化归属、自我排他为主要内容的族群文化；2、是以主权独立、地位平等、博弈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
通过“两方面，两特点”的总结，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近代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了。
近代民族的国家兴起，对欧洲来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这就需要再引申一下，历史真可谓“一环接一环”，刚才的“两方面”又引出一个历史概念，何为新君主制？这是相对于中世纪“封君封臣制”下君主权力被各个领主削弱，虚弱的君主权力而言的。
新君主制标志着王权的加强，拥有绝对的权力，打击各个封建领主势力，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所以又称为“绝对专制二但是这种“绝对君权”，君主权力又不如东方的君主权力大，东方君主制下，整个国家都成皇帝的私产。
所以东方专制英文称为CleSPotiSm,是个贬义词，而西方的“绝对专制”，英文称为absolutism,不含贬义。
那为何西方的“绝对专制”,西方人不认为是贬义呢？因为上文我已经提到，它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部分，相对于中世纪分裂的封君封臣制，这种“绝对专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利于形成统一的关税，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从短时间内，反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对当时的欧洲而言，是有积极影响的。
但这里我特意的注明，这只是“短时间而言”。
由此可见，历史是不断变动的，某一种制度，在当时，可能是合理的，而到了后来，就又不合理。
因为到了17世纪，这“绝对专制”，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了。
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
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在古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支配下，人们通常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家庭、家族、国家意识相对比较淡薄。
近代以来，中国遭逢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巨变，外患内忧，首先极为强烈地催生了人们的主权意识。
可以说，中国人的近代国家意识正是伴随著国家独立与主权意识的高扬而逐渐形成的。
如所周知，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遭到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以及俄国的不断侵凌。
十九世纪末，新勃起的德国、日本也咄咄逼人地肆虐于中国。
附从于这六大强国的还有一批西方的中小国家。
列强凭藉炮舰的威胁，取得了一系列特权。
汪敬虞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特权》一文中，将列强所攫取的特权分成“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和“没有条约根据的特权”两类。
除去这些特权外，列强还屠杀中国军民，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帮助清王朝血腥镇压中国民众运动，在租界及中东铁路附属地内为所欲为。
诚如湖南巡抚王文韶在一八七四年一份奏摺中所说：“窃惟中国之有外患，历代皆然，而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
”事实是在一八七四年以后其患愈演愈烈，将独立与主权问题极为尖锐地提到中国面前。
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年代，一批先觉者已经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自立与主权的问题。
王韬已将列强所获取的各种侵及中国主权的特权称作“额外权利”，而要求予以收回。
郑观应已强调必须在确定税率时坚持独立自主，指出交涉中，“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权一词已相当流行。
陈独秀一九○四年在《安征俗话报》上发表过《说国家》一文，指出：“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算得是独立的国家。
若是有一样被外国干预，听外国的号令，不得独行本国的意见，便是别国的属地。
凡是一国失了主权，就是外国不来占据土地，改换政府，也正是鸡犬不惊，山河易主了。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变作者：孙海宁来源：《祖国》2019年第11期摘要：近代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传统制度瓦解和国家不断前进的过程。
在古代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国家”的概念，而传统的天下一家的观念一直是主要的意识形态。
在晚清时期，中国逐渐从封闭的天朝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独立的国家。
本文介绍了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意义以及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近代中国; ;国家观念; ;演变中国的近代，内忧外患，国家在一片混乱之中。
由于受到国内外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广大农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各种起义反抗接连不断。
与此相反，欧美等国在19世纪之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新兴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的迅猛发展。
他们不断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成为各个国家蚕食的对象，中国一步步丧失了国家主权，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学东渐”影响下，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在安于现状，积极救亡图存，立志改变中国，争取独立。
中国人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对国家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传统的国家观念不复存在，新的先进的国家观念开始慢慢形成。
一、近代新的国家观念的形成（一）近代国家观念的萌发近代的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世界-天朝观”是人们的主导思想，是清政府抵御西方国家的制度基础。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开始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遭受着外国侵略和国内战争的双重折磨，此时，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初步萌芽，国家意识逐渐跌到谷底。
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天下观”支撑体系開始发生变化，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越感在人们心中消失殆尽，中国逐渐开始从封闭自大的天朝之国转变为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国家。
鸦片战争后，“天朝上国”观念发生了动摇，中国一跃变成被列强分割蹂躏的“香饽饽”。
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风雨飘摇，社会结构和体系发生剧烈震荡，国家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破坏。
传统的封建文化被西方文化激烈冲击，在与社会现实重重矛盾的摩擦中，打破了传统中国中心主义思想中的国家意识和观念。
主题3 六大价值观整合核心史实——国家意识、社会意识、公民意识、人文意识、国际视野的命题价值课件
(8)《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等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 —— 反映了法律面前政府与人民平等的原则。 (9)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有利于抑制和削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秩 序的“公正”格局。
2．多种多样的民主体制 (1) 雅典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是一种“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 主”的政治制度。 (2)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构建了 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主。 (3)苏维埃制度：苏联的政治基础，是俄国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过 程中创造出来的政权组织形式。 (4) 南京临时政府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和“代议 政治”的原则来构建中华民国的国家制度。
2．维护统一，反对分裂 (1)1861 年， 美国内战爆发， 林肯提出“为联邦统一而战”的口号， 并进一步肯定了联邦法律的至上性，从而维护了国家统一。 (2)1945 年 8 月，为了“和平民主”，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赴重庆 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 (3)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 设想。 (4)2005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以反对和遏制 “台独”势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4)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 (5)1915 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中国人民掀起 了一场抵制日货的大规模运动。 (6)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中青年学生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 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爱国情绪高涨；出现“三罢斗 争”。
5．民族精神，薪火相传 (1)革命与建设时期：井冈山精神；红军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 法治意识、求知意识、科学精神、服务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大 大加强。
近代史国家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浅谈中国近代史中的国家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欧奇灿 5+3二班学号201680075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侵略史，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争史，一部奋斗史，更是一部国家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史。
在这100多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多次国家与民族的意识觉醒，不同阶级的意识觉醒虽然有所区别，但都使中国人的国家与民族情怀更加深沉，客观上都推进了中国历史进程，成为了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国家与民族意识；清政府与官僚；先进知识分子和团体；人民群众前言国家意识，定义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认知意识，是社会个体基于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和理解，而逐渐积淀而成的一种国家主人翁责任感、自豪感和归属感。
民族意识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之一，亦称"民族性格"，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
【1】因此，国家意识不能简单等同于民族意识，但此文简单混为一谈，通称为国家与民族意识，指对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观念、立场等。
从时间上看，在近代中国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经历了四次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即鸦片战争后先进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五四运动期间民族觉醒意识的升华、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
【2】此文不以时间为主线，而以不同阶级，或言不同身份的的中国人民的国家与民族意识觉醒为主线浅谈中国近代史中的国家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1 清政府与官僚大清帝国为什么会迅速走向衰亡？史学家众说纷纭，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清政府腐败无能。
某种意义上确实是。
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清政府毕竟管理着国家事务，国家处于什么状态总会有明眼人看得出来，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很多国人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算是国家与民族意识大觉醒的前奏。
1.1 皇帝晚清皇帝其实是很可怜的，内忧外患不断，历史上的老祖宗们遗留下一堆棘手问题如“国库空空”的问题都一直让他们焦头烂额。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书-解释说明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书-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概述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深刻的历史过程。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动荡，这些外部和内部因素共同影响了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将从中国国家观念的起源、发展和变迁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所谓国家观念，是指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归属、责任和使命的理解和感知。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家观念的演变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晚清时期，当时中国面临着外国侵略和国家动荡的危机。
这种危机使得一些思想家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努力在中国社会中培养和推广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国家观念逐渐发展并与现代化进程相互影响。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近代国家观念的培育阶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现代国家观念的塑造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对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和挑战。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这些事件对国家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国家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的中华文明观念到近代的爱国主义观念，再到现代的社会主义观念，不同的国家观念在不同的时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总之，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多样化的历史过程。
通过对中国国家观念的起源、发展和变迁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国家意识的塑造。
同时，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国家建设的意义与启示。
在接下来的章节，本文将详细探讨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起源、发展和变迁，并分析影响中国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因素，以及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特点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与启示。
浅议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
浅议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浅议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浅议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2015-06-26历史论文浅议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浅议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河南省鹿邑县教师进修学校张国宁到了近代，面对蜂拥而来的西方各国，中国社会开始从天朝至上的同心圆结构坠落到一个民族林立的全新体制中。
在强大的各国列强前，中国社会开始认识到原来“天下”并不属于中国，而中国却属于“天下”，而且是“天下”中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
中国人也开始知道了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等一大批西方国家的存在，逐渐这些国家名字及其所代表的含义开始在中国社会意识中变得清晰有别。
在这种对“他者”的辨别吸收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心理潜移默化的完成了对“自我”的体认。
文化；国家；他者“中国”这一词语最早出现在周朝，“先秦时期的典籍如《尚书》、《诗经》、《管子》、《墨子》、《孟子》、《庄子》、《列子》、《吴子》、《礼记》、《国语》、“春秋三传”中，均有“中国”一词”。
“据有人考证，在现存的五十三种先秦时期的典籍中，提到“中国”一词的共有25种，凡178次。
”“中国”的初始意义指的是中央之国，如周朝以分封制立国，各分封国按照亲疏远近由里向外成辐射状分布，最里层为周，这时“中国”主要指周天子的京畿区域，或者周天子的都城，这里“中国”主要从地理范畴进行定义的，当时“中国”的基本含义指的是地理学上的区域概念。
后来随着历史发展，“中国”衍生了另外一种文化象征，如古代中国周边环布着众多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政权并不信奉儒家学说，也不受儒家教义的束缚，因此，对于生活在中国腹地且以儒家文化为社会主导的人们而言，他们称自己为“中土”人或“中国”人，这时候，“中国”实际代表了一种文化内涵和象征，从而使“中国”又成为“天下”文化中心的代名词。
总之，“中国”一词无论表达哪一种含义，都带有“中心”的色彩，一为地理上的中心，另一为文化的中心。
中国中心观因周朝的分封制被确立，随着分封制的结束，儒家文化开始独尊，“中央之国”的天下中心观得到巩固。
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一近代中国社会,内忧重重,矛盾纷起.政治上,统治机构得腐朽堕落,官吏得横征暴敛,频繁得天灾人祸以及土地得高度集中,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无立锥之地,被迫奋起抵抗.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以及云南、四川、台湾、两广、山西、湖南等地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而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将农民起义推向高峰,引起清政府与广阔士绅阶层得极大恐慌.经济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得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得格局,因帝国主义得入侵而逐渐解体.一部分拥有财宝得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进展.但同时,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得双重盘剥,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不到应有得爱护与进展,引起新兴资产阶级得不满.他们“于万死中求一生,惟盼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爱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1]（p5 ）要求建立适合资本主义进展得新型国家得呼声越来越高.同时,西欧及日美各国在19世纪以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工业革命得发生,使其经济持续高速进展.他们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地广人多而贫穷落后得中国就成为其追逐得目标.先进得炮舰撞开了中国紧闭得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帝国主义一步步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这亡国灭种得危险时刻,建立一个什么样得国家,才能“富国强民”,不受列强欺侮,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考虑与探究得咨询题.内忧外患使在“西学东渐”妨碍下得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得迫切性.WcOm他们介绍大量得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中国,强烈揭露抨击清政府得腐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人中引起非常大反响.如严复翻译大量外国政治书籍,对封建制度提出尖锐批判,他介绍得学讲“自有左右舆论之势力”[3]；梁启超、杨度等人创办刊物,揭露清政府“关于内惟知窃财,关于外惟知赠礼,人民之生命财产,非其所咨询”得真实面目[4],认为“苟欲救之,舍立宪外,既无他策”[5]；而孙中山更为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效法美国总统选举,废除专制.”[6]（p226 ）在他们得大力宣传下,“自由民权之讲,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7] 中国人得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关于国家得认识较以往亦有所不同.旧得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而新得近代化国家观念则在孕育和形成中.二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得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一）传统国家观念得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得萌芽“国家是社会在一定进展时期上得产物；国家是表示：那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得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得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得阶级,不致在无谓得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得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得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得同时日益同社会脱离得力量确实是国家.”[8]（p194）中国在“家天下”得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得最高统治者而存在,对立阶级在冲突、缓和中相持了几千年.汉唐盛世得繁荣业绩,使庞大得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灿烂夺目、独领风骚.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时人们得国家观念；中国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均是其藩属；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再与他国贸易.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知之甚少,盲目自大.到了清朝,封建社会已走入穷途没路,专门是中晚期,千疮百孔,积弱积贫,但传统得国家观念并未改变.面对西方得冲击,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企图过“小国寡民”得休闲生活.但世界形势得进展已不同意它接着照旧路走下去了.“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得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得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得时候,接踵而来得必定是解体得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得木乃伊—接触新奇空气便必定要解体一样.”[9]（p247）1840年得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辰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得总理衙门,其差不多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0]（p55 ）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理应有得全国性外交机构,总理衙门得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权观念.外国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国遣使出国.清政府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国外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p27）1868年,任美国人蒲安臣为出使欧美各国得钦差,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j·m·brown）为“左协理”, 法藉税务司德善（e·de·champs）为“右协理”,组成一个三十人得大杂烩使团.蒲安臣在访咨询期间,违反国际惯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单独”[13]（p214）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缔结“由西华德拟定得”[11]（p227）《中美续增条约》,取得在中国招华工及设立学堂得特权.而清政府难道承认和批准了此条约,这是人类外交史上得旷古奇闻,是中国得奇耻大辱.令人欣慰得是中国怎么说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受外敌入侵得刺激,开始面向世界,著书立讲,将整个世界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了新得、较为正确得看法与认识,推动着近代国家观念得酝酿与萌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当时世界各要紧国家得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等,其中有17卷着重介绍欧洲各国,分析英国强大得缘故,同时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得观点.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有关地球得差不多知识和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国概况,对欧美国家着墨更多,其中还涉及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得情况.这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世界大势及各国状况,对中国产生非常大妨碍.中国人唯我独尊得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认识到了中国得落后以及向西方学习得必要性和迫切性.专门是一批新兴得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图存,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得观点和方案.（二）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得产生外敌得入侵,激起了中国人得爱国热情,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汇合成反帝爱国运动得巨流.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具有先进性,在这一爱国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瞩目成绩.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进展而产生得,但外国资本得排挤及清政府得压制使他们步履维艰.上海商务总会讲：新式工商业者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难备尝矣.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4].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忝茧,‘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15].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进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政治舞台,呼喊奔跑,盼望能建立一个独立得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与中下层,而他们得国家观念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多与清政府联系紧密,拥有雄厚得资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他们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得基础上,通过改造清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同时进展实业与教育,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过渡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国家.这一派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为代表,借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之机,在国内掀起长达六年得立宪运动,动员起广泛得民众力量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现自己关于建立新式国家得主张.但他们得失败,却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实行得非现实性.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改变现状得要求也更迫切和强烈.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得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革命派内部,由于阶层、集团不同,对清政府得压迫感受不同,对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满”咨询题上产生分歧.有一小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妨碍,认为“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16],宣扬大汉族主义.如章炳麟在《排满评议》中讲：“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17]汪精卫认为：“吾汉族,非排满则其政治能力亦固无伸张也耶.”[18]他们混淆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得界限,误解了“反满”得真正内涵.实质上,“反满”是为了救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但为了“无使清人,百人协以谋我”,[19]就应该摧毁帝国主义能够“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20]（p61）得工具——清政府.孙中山作为革命派得代表人物,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得民族主义观点.他得观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得主流思想,同时通过与立宪派及革命内部非主流思想得论争,逐渐被国内广阔民众所同意.他讲：“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得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恨满洲人,只恨害汉人得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得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6]（p325 ）孙中山得民族主义为反满——独立——平等,即反对满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之清朝,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操纵得主权国家.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际上与各国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他在同盟会宣言中所讲：“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得国家.”[21]（p68—70）孙中山得这种国家观念,根源于他关于国家得认识.他认为：“国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适应等）天然进化而成得民族（或单一得或结合得）,通过武力所造成得团体.”[22]（p590）“国家是人人一辈子死所在得地点.国家得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得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得基础革新.”建立了三民主义国家,就达到了“人类进化之极则.”[22]（p498）（三）近代国家观念得差不多确立革命派发动起义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得事实,证明了其国家观念得可行性与正确性,从而使国内人民深信共和,拥护共和.即使与革命派有分歧得立宪派也尽弃前嫌,加入共和国得行列.而某些封建主义分子复辟帝制得幻想,也在共和国得海洋里化为泡影.共和国得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得历史潮流.在人们心中,中华民国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立于世界,不再遭受侵略与压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不.”[23]（p30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讲：“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不同.”[23]（p17）中国在国际上要求与他国地位平等,独立自主,享有主权,在国内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享受同等权利与自由得近代国家观念差不多形成.尽管,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局限性,仍然承认革命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所借之外债,让与各国之种种权利,同时爱护各国在华人民之生命财产,[23]（p20）对帝国主义有一定妥协, 但在外交方面,却表现了其主权观念得加强.例如,在1919年得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几项讲帖：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截了当归还得讲帖；要求废止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条约换文事之讲帖；中国盼望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租界、关税自由权之讲帖.[24]（p5—27）对争回中国之主权提出正当要求.在山东咨询题上,对和会得决定提出抗议：“要知山东咨询题,关于四万万人民以后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因此也.中国代表认为,对三国会议对山东咨询题之解决方法,提出正式抗议,乃其职责也.”[25]（p319—321）同时,在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得五四运动浪潮冲击下,代表团最终拒签和约,声明：“媾和会议,关于解决山东咨询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除,静待世界公论之裁判.”[25]（p352—353）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损害国家主权得条约上拒绝签字,表现了中国人主权观念得加强以及近代国家观念得成熟.三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得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得妨碍.（一）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自主,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得国家主权.北京政府时期,外交部在一些世界性外交家顾维钧、颜惠庆等得带领下,为国家得利益坚韧地推行收复权利得工作,取得了非常大成功.如在1921—1922年得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迫使日本同意撤出山东、英国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让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得条款.1924年,在中苏协定中,使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及在天津、汉口得租界和庚子赔款.南京政府在1928年又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26]（p298）强烈得民族感和国家主权观念得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使外交家们为了中国得独立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周旋,进行艰难得谈判与争取,收回了大量国家利权.尽管中国政府得这些外交活动,并未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得操纵,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得状况,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得损失,同时产生了巨大得社会妨碍和国际妨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得声誉与地位渐高.（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得普及和同意,对统治者得独裁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混战割据,国家政权四分五裂,统治者又大搞独裁,企图破坏共和.但由于近代国家观念已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民众之中,使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行动.“在1916—1928年时期得大部分时刻内,北京政府在1912年临时约法得基础上进行工作.”[26]（p293）其先后颁布得《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9年8月12日）、《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5年12月11日）等几部国家全然法,在国体、人民权利等方面都继承了《临时约法》得差不多精神,规定在共和政体下,使人民享有一定得权利和自由.尽管这些宪法条例在政局混乱得中国并不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是统治者掩盖其独裁行为得一面遮羞布,但其存在,却使统治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推翻共和、恢复帝制来满足自己为所欲为得愿望,只能通过召开国会以使其要求合法化.而共和制下总统、总理、议会之间得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总统得权力,对其独裁专权有所限制.因此,能够讲,中国民众近代国家观念得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政局也产生了非常大妨碍.中国近代,由于内忧外患,使一切有爱国心得中国人都在惨痛得事实面前猛醒,民族意识高涨,掀起了轰轰烈烈得反帝反封建得民族民主运动,要求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列宁讲过：“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完全战胜封建主义得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得.”“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得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得趋势”.[27]（p508－509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也正是随着民族民主革命得进展逐渐孕育形成,同时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民主运动得进程.尽管,这种国家观念还有许多不完善得地点,关于国家得认识也有不正确得方面,但较之传统国家观念怎么说已有了非常大进步,具有了近代化得色彩与本质,代表了一个时代得特点,表现了中国人思想观念得进展与转变,同时产生了巨大得国内国际妨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得意义.【参考文献】[1]张孝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m］香港：龙门书店,196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3]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j］《民报》,（3）[4]杨度《中国新报》序［j］《中国新报》,（1）[5]梁启超今日救亡之法论［j］《中外日报》,1907—09—01[6]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7]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今后之政党［m］《新民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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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表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没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进步，更加不会一步步取得革命的胜利。
鸦片战争前，由于长期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和地域上的中心观念，再加上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的自我优越感，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封建王朝当政者及整个国民的视野，人们普遍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态，认为“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好局面，可以永久维持下去。
因此，清政府从未将别的国家看作是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伙伴或对手，也就不会把自己视为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普通一员，它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事实上工业革命在推动西方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念和世界秩序。
但清朝统治者们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仍然沉湎于老大帝国的千年迷梦，继续推行与世隔绝的闭关锁国政策。
这样，觊觎中国已久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终于不可避免的揭幕了，在1840年爆发的这场代表西方工业文明的英国与代表东方农业文明的中华帝国的“较量”和“决斗”的鸦片战争中，无论中国如何谴责其非正义，也都无法改变失败的结果。
清王朝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上国”急速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相应的，在意识形态上必然要引起轰动，中国的社会性质的改变把人们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也唤醒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强烈民族意识，传统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战争使人们赋予了它新的含义。
随着列强的不断入侵1895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外国的侵略势力深入到了长江上游地域，巨额的赔款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加之外国资本的挤压，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甲午战败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彻底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促进了中华民族真正的觉醒，各阶层纷纷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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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
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
在古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支配下，人们通常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
家庭、家族、国家意识相对比较淡薄。
近代以来，中国遭逢几千年来所
未有的巨变，外患内忧，首先极为强烈地催生了人们的主权意识。
可以说，中国人的近代国家意识正是伴随著国家独立与主权意识的高扬而逐
渐形成的。
如所周知，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遭到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英国、美国、法国以及俄国的不断侵凌。
十九世纪末，新勃起的德国、日本也咄咄逼人地肆虐于中国。
附从于这六大强国的还有一批西方的中
小国家。
列强凭藉炮舰的威胁，取得了一系列特权。
汪敬虞在《资本、
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特权》一文中，将列强所攫取的特权分成
“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和“没有条约根据的特权”两类。
除去
这些特权外，列强还屠杀中国军民，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帮助清王朝血
腥镇压中国民众运动，在租界及中东铁路附属地内为所欲为。
诚如湖南
巡抚王文韶在一八七四年一份奏摺中所说：“窃惟中国之有外患，历代
皆然，而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
”事实是在一八
七四年以后其患愈演愈烈，将独立与主权问题极为尖锐地提到中国面前。
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年代，一批先觉者已经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自
立与主权的问题。
王韬已将列强所获取的各种侵及中国主权的特权称作“额外权利”，而要求予以收回。
郑观应已强调必须在确定税率时坚持
独立自主，指出交涉中，“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权一词已相当流行。
陈独秀一九○四年
在《安征俗话报》上发表过《说国家》一文，指出：“凡是一国，总要
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
算得是独立的国家。
若是有一样被外国干预，听外国的号令，不得独行
本国的意见，便是别国的属地。
凡是一国失了主权，就是外国不来占据
土地，改换政府，也正是鸡犬不惊，山河易主了。
”这一认识，出自一
位二十五岁青年之口，而且以白话阐述，足以说明主权意识这时已经在
人们国家意识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收回已经丧失的主权、保护主权自立，成了当时爱国者的普遍呼声。
怎样才能维护国家主权？起初，人们寄希望于公理、公法，以为可以
据此向列强力争；很快，人们发现，列强常常肆无忌惮地践踏这些公理、公法。
人们又寄希望于朝廷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但是，不多久，人们
就失望了。
于是，人们转而寄希望于民权。
主权意识的增强，推动了拒俄、抗法、抵制美货、保矿、保路等运动
的高涨；民权意识的增强，促进了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展开。
这些运
动汇合在一起，终于推翻了丧权辱国的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迎来了
“中华民国”的诞生。
“中华民国”的命名及其诞生，在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是周、秦以来第一次将已经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两字迳直用来作为正式的国名。
“中华民国”四字出自中国同盟会“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誓词。
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一九○六年所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解释“恢复中华”时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
……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在解释“建立民国”时强调：“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为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派曾起劲地鼓吹过“驱除鞑虏”，但是，在武昌起义后，鼓吹“反汉”最力的章太炎便致书满族留日学生，说道：“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
”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时所发布的宣言书中，第一条就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是曰民族之统一。
”明示“中华民国”是生活在中国广大领土上的所有各族共有的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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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浮夸、轻率、粗鲁、庸俗、流气、累赘、牵强、霹锋、诽谤、虚伪。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