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时代”的当代诗歌丨张德明

面向“新时代”的当代诗歌丨张德明

面向“新时代”的当代诗歌张德明

面向“新时代”的中国新诗“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特征进行了如此具体而深刻的阐明。事实上，“新时代”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从此迈入了新的

阶段，它也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中国当代作家理解与把握时代脉搏、洞悉人文风貌的重要历史语境。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新诗将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面向“新时代”的中国新诗，会有怎样的作为呢？我认为，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入的思考和认真的回答，无疑是有助于中国新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往开来、稳步向前的。百年回眸与新诗再出发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创作的9首白话诗，有人认为，这9首诗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新诗作为一种新颖的现代文学文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1918年至今，中国新诗正好走过了一百年的

成长历程。近几年来，国内围绕“百年新诗”话题所举行的庆

典活动和学术研讨异常繁多，人们从各个维度上来对百年新诗进行纪念、反思、回眸与追问，这是值得关注的人文现象。那么，百年中国新诗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文学遗产？又有哪些诗学问题亟待我们去加以解决呢？在我看来，百年中

国新诗的成绩是异常突出的，优秀诗人和诗作层出不穷，灿若星河，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新诗也在诸多环节上还需不断完善和深化，有不少诗学问题期待我们在新时代努力去解决。概括起来，百年新诗大体存有下述主要的矛盾和问题：

（一）新诗的传统与现代。中国新诗如何处理好继承古典传统与借鉴西方资源的关系问题，在一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早期中国新诗的发生，更多受到了西方诗学观念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博大精深，又是现代诗人无法避视的客观存在。于是，一百年来，许多诗人在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这二者之间多方觅求，尝试种种嫁接的方案和拼合的可能，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派

看重的“化古”与“化欧”，虽然在化合二者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少篇章也不慎落入“欧化”或“古化”的泥淖。面对中国新诗一直在继承传统上有所偏失的痼疾，五十年代提出的“古典+民歌”的新诗建设方案，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诗与古典的深切交往，但由于“古典+民歌”这一口号并没有催生出堪称经典的诗歌作品，因此它的可行性是值得商榷的。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在借鉴西方为我所用上可谓成果颇丰，同时也尝试着从不同向度上去接通伟大的古典诗歌传统，不过在处理继承古典与借鉴西方的矛盾关系上，当代诗人还未能摸

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有效方略。应该说，追求现代化是中国新诗主要的精神诉求，借鉴西方为新诗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便捷的路径，但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也不能舍弃，需要加以合理而有效继承。由此看来，更合理地处理好借鉴西方与继承传统的关系问题，将构成新时代诗歌发展中的重要任务。（二）新诗的自由与格律。新诗历经百年发展，文体形式的不定成为一种显在的审美痼疾而长期被人诟病。由于现代生活的变动不居和现代人心灵世界的起伏不定，因此作为观照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文学文体，新诗主要是“自由诗”的观点

是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但是，过度宽泛的自由，又有可能导致诗歌与其他文体的界限模糊，从而造成自身独立性的缺失。近百年来，新诗的散文化倾向就是一个异常突出的问题，而“诗家语”与日常话语的无甚区划导致一切语言（包括脏语、

性语、不规范的网络语等）似乎都可纳入诗歌表达，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新诗的散文化痼疾。简而言之，由于对自由的不加限制，百年新诗的“非诗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当然，一

百年来，也有一些诗家在新诗的形式建设上作过不懈的探求，如闻一多、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等，都先后提出过新诗格律建设的相关理论。不过，格律体新诗除了个别作品（如闻一多《死水》）较为成功外，多数都尚存这样和那样的不足。的确，新诗应该倡导自由表达与表达自由，但自由泛滥，以致无章可循，既不利于诗歌自身的美学积淀，也不利用人

们对它的学习、借鉴和有效传播，对新诗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隐患。可以说，探讨在自由诗发展过程中，适当地建构一些相对定型的新诗文体形式，是中国新诗在新时代大有作为的一项工作。

（三）新诗的个人性与公共性。新诗创作异常尊重诗人个体的自我禀赋和个人才情，大凡出现于诗人作品中的意象、事象、语象等等艺术元素，往往都是诗人对世界独特理解与精彩发现的符号化呈现，打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化烙印。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很多诗人一致尊奉的“个人化写作”，更是将当代新诗带入到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充分彰显个人性抒情气质的历史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称百年新诗群星璀璨、光辉熠耀，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不过，长期以来中国新诗在注重彰显诗人个人性的同时，却淡化乃至遗忘了公共性的美学吁求。换句话说，诗人的个体感知如何与社会历史感知拍合在一起，诗人的个体情绪如何与集体情绪达成共振等，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妥善解决的诗学命题。社会上屡屡出现的新诗“读不懂”“无病呻吟”“语言游戏”等责难与批评之声，或许都是针对新诗在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上处理不当这一问题的。新时代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的大国方略、强国梦的世纪感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诉求等等，都将对诗人的写作形成较大诱惑，也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需要诗人们在处理好诗歌表达的个人性与公

共性的关系问题上做出更为合理和有效的选择。

（四）新诗的大众化与小众化。新诗究竟是小众的还是大众的艺术，这是一个在诗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新诗缔造者胡适曾将新诗的创作规则草拟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一规则将“说话”与“写诗”并提，无疑是将新诗放在大众化的层面上来定位的。不过百年新诗史上，强调新诗是一种小众化的文学品类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不少先锋诗人甚至秉承“诗歌是献给无限少数人的”这一美学理念，极力反对新诗大众化的提法。客观情形也正如此，虽然国人的文化素质在不断提升，但新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不见高，读者对新诗的接受程度还相当有限，这从某种侧面说明了新诗至今处于小众化的境地。古人有云：“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惠洪《冷斋夜话》）“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白居易诗歌的老妪能解和柳永词的为平常百姓喜爱，说明了古典诗歌在大众化方面的成功。新诗固然是立于个人的生命感知而进行的艺术阐发，往往具有鲜明的个人性，但一首诗若能做到雅俗共赏、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当然就更可贵了。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新时代里，诗人们自觉地把小众化中更好地兼容大众化，作为新诗创作的一种美学理想去追求和迫近，我觉得是有突出诗学意义的。

（五）新诗内在的人文境界与精神格局的重建。在新诗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