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史家王世贞

明朝文史家王世贞
第一节身世和宦历
王世贞（1526—1590）①，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

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王倬曾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曾任蓟辽总督、右都御史。

他少年有才名，史籍称“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②。

“年十五，咏宝刀诗，师为之避席”
③。

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二岁中进士，次年授刑部主事。

由于他爱好诗和古文，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组织的诗社，又经常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往来唱和，“绍述何、李”，“名籍公卿间”④，很快升迁刑部员外郎、郎中。

王世贞是一位忠于职守、精于吏事的合格官员。

有人称他“日坐公署，剖决案牒。

所谳狱，度得情，辄手录付吏趣书之。

各以轻重决遣，不三日而毕”⑤。

“奸人阎姓犯法，匿锦衣卫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

炳介严嵩以请，不许。

”陆炳、严嵩在当时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王世贞不畏权贵，伸张正义，确属难能可贵。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郎中杨继盛上疏揭发严嵩十大罪、五大奸，被下狱论死。

王世贞挺身而出为之发丧：“时进汤药。

其妻讼夫冤，为代草。

既死，复棺殓之。

”由此结冤于严嵩。

严嵩即借口将他调离刑部，贬为山东青州兵备副使。

青州多大侠巨盗，他们杀人越货，扰乱治安，地方当局无可奈何。

王世贞到任以后，“集强壮，教之射。

申饬保甲，重捕盗之赏。

又于州邑画地为界，以义官统之”。

规定：盗当时捕获者为上，不出境获者次之，拒不能剿者又次之。

申令：“凡盗从其所起而不觉察者，经其所过而夜巡不传捕者，罚。

释盗而党者立杖死。

”这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仅一年，“盗尽解散”。

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鞑靼辛爱等入潘家口，掠迁安、蓟州（今河北迁西）、玉田，在边墙以南停留五日，京师震动。

王世贞的父亲，蓟辽总督王忬因滦河作战失利，被下狱问死。

王世贞知悉，立即从青州赶到北京，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不果。

“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叩头求救，但亦枉然。

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王忬被杀。

“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

隆庆元年（1567）八月，王世贞兄弟上书讼父冤，经大学士徐阶相助，得以昭雪。

王世贞也被起用为大名副使。

父亲的悲惨遭遇，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心，“不堪追往昔，醉语亦伤神”①，但他一到任上，仍一如既往，尽职尽责。

大名风俗，逢婚丧之事，姻族相聚吃喝，“多者匝月不止”。

置办一次，“而中人之亏去半矣”。

王世贞到任，定婚丧礼，力求简约，“其俗至今守之”①。

大名府下属州、县十一个，真定府三十多个，但“以军兴论供输，则大名与真定等”，极不平等。

经过王世贞力争，“乃不果增”②。

①《明史》本传卒年作万历二十一年。

今据钱大昕撰《弇州山人年谱》。

②《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

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③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④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⑤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①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八，王世贞诗：《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

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先后任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

“母忧归”，又补湖广按察使，旋改广西布政使。

万历二年（1574）一月，升任太仆卿。

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

在任期间他“为纠劾贪纵，咨访将才，刷军政，清屯田，郧遂隐然为重镇”。

此时张居正当国。

王世贞对张居正改革，是支持的，“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③。

但张居正的骄横跋扈，他又极为反感，“臣道太盛，坤维不宁”。

张居正的妻弟辱江陵令，王世贞“论奏不少贷”。

因而张居正很忌恨。

万历四年（1576），王世贞调任南京大理寺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张居正即借机“取旨罢之”。

六年，起用为应天府尹，又被劾罢。

十二年，
又起用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他称病不赴。

万历十五年（1587），王锡爵秉政，起用他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

但又遭御史疏劾。

王世贞无奈，被迫于万历十八年（1590）辞官回乡。

同年冬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①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②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第二节文学理论
王世贞博学多识，著述甚丰。

有《弇山堂别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觚不觚录》等，在文学、史学上均有很高造诣。

自明中叶发端的文学复古运动，至王世贞生活的时代已近百年。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出现，是该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则将其推向了第二个高峰。

尤其是王世贞，他以自己卓越的理论建树，成为这一运动的集大成者。

王世贞曾回顾过自己走上文学复古道路的历程：“王氏世以政求显，余龀时，业好闻人名卿大夫之业云。

弱冠举进士京师，且十载，所目睹乃大谬不然者。

夫武吏以力进而文吏由经治，此其其然：独身与世致赫赫也，殆以数会尔。

”①这无疑是对当时政治腐败的深沉感慨。

他出身于世代“以政求显”的官宦人家，从小渴望作一番“名卿大夫”的事业，但政治现实却有“大谬不然者”。

官场的腐朽使他失望，也使他不得不另寻出路。

他不屑与那些“独身与世致赫赫”的庸官俗吏同流合污，又不能去征战沙场“佐马上之治”，于是只有“敛而为言”，把儿时的理想寄托于文学了。

王世贞总结了明中叶以来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历程，发现自“前七子”
以来，复古思潮虽曾绵延不断，并曾两度勃兴，但文学复古的目的却并未达到。

有鉴于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即实现“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的统一。

②法则内含于事物本身，离开事物，就学不到法则。

此即“有物有则”。

但学习法则，又应达到超越事物本体、由乎自得、浑然无迹的程度，此即“无声无臭”。

为实现二者的统一，王世贞提出了三条途径：其一，“分途策驭、默受指挥”③。

王世贞要求把古人的作品当作平时的修养，而不是创作时的蓝本。

平时“熟读涵咏”，“令其渐渍汪洋”，创作之时则“一师心匠”，仅从自己的情境出发，这样产生的作品，既完全是自己的创作，又完全合于古人的高格。

此即“分途策驭”而“默受指挥”的意义。

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发去进行创作，这就把自李东阳起，整个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中包含的追求真艺术的倾向推到了顶点。

其二，“法不累气，才不累法。

”王世贞称：“吾于诗文，不作专家，亦不杂调。

夫意在笔先，笔随意到。

法不累气，才不累法”①。

他认识到：拘守前人的格法，就会影响自己才情的发挥，使作品徒具形貌而无生气，“前七子”即病于此；但如放纵自己的才情，又会叛离前人之格法，而有格卑调劣之失，反“前七子”者往往如是。

因而，他要求从自己的意出发，“来自意而往之法”，同时又要求意之行乎自然，且合于法，即所谓“意至而法偕至”，以便达到意与法相互为用，两不干扰。

“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是对“前七子”格调说的发展与修正。

它原格调说之本意，纠正了损才情而就格调的弊病，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坚持了“前七子”格调说的基本思想。

①王世贞：《金虎集自序》。

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参见成复旺等编《中国文学理论史》（三）。

③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

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

其三，“师匠宜高，捃拾宜博。

”师匠不高不能成高格，故前后七子都强调以盛唐为法，以李、杜为师。

但只注意师匠之高就不能广泛汲取，所以王世贞又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

他说：“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

②“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

”③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放宽学古的范围，并不意味着复古基本思想的转变。

就诗而言，论格调，他还是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

有取于宋只是“语于格之外者”①，那不过是以博济专罢了。

因而，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明了复古思想在王世贞那里更臻成熟。

王世贞“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相统一的文学主张，既深入地贯彻了文学复古运动的基本原则，又全面地纠正了复古运动开始以来的弊病，从而把明中叶的文学复古理论发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善的地步。

②王世贞：《宋诗选序》。

③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①王世贞：《宋诗选序》。

第三节史学理论
与文学上主张复古相一致，王世贞在史学上也是古非今。

他十分推崇汉以前的史书，尤其服膺司马迁的《史记》。

他说：“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

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成《史记》。

”②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秦汉以下的史书都一笔抹杀，“《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新唐书》，赝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史）》、《元史》，烂朝报也”③。

与此同时，王世贞也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明人所修的史书：“国史之失职者未有甚于我朝者也。

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

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

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④与文学上的纯粹复古不完全一致，史学上，王世贞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

他说：“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于今也，古则何有？我以古而诮人，人亦以今而诮我，其失究同也。

今夫夏敦商彝，牺尊兽罍，窾识奥奇，文画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则不若敝釜瓦缶之便。

何者？适于用也。

由古道无变今俗，然则通今之士可少哉？”①正由于此，他才以国史自任，立志撰修当代史。

史贵实，史家贵直笔。

王世贞继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同时进行了严肃的鉴别。

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
②认为人们只有弄清楚每类史籍的优劣，加以综合，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

在《弇山堂别集》中，王世贞为了揭发“国史”的讳笔，在被朱元璋诛杀的诸臣传记中，大胆指出其中的隐讳，以恢复事实真相。

如该书卷二十《史乘考误》中对傅友德、王弼、冯胜等人的“暴卒”，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所谓“暴卒”，即是赐死。

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

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是处嘉靖、万历两朝。

这一时期，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党争剧烈，少有忠于职守的官员。

对此，王世贞虽深感失望，且其家庭和他本人都曾蒙受过巨大的灾难，但他仍兢兢业业于职守，尽心竭力，努力奉行着“成则兼济天下”的古老信条。

在文学和史学上，虽有复古的一面（且是主要的一面），但他的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发进行创作的追求真艺术的文学倾向，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的史学思想，又自觉不自觉地与嘉靖、万历年间勃兴的市民文学及思想界萌生的启蒙思潮遥相呼应，透露出了些许新时代的曙光。

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③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①王世贞：《弇山堂识小录》。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