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对朝鲜政策透析

康熙帝对朝鲜政策透析
宋　慧　娟
内容提要　康熙帝为调整中朝关系的矛盾,在政治经济方面严格要求朝鲜遵守藩属国礼仪,在司法行政方面尽可能为朝鲜创造宽松、友好、亲切的氛围,在国防方面曲从朝鲜不情之请。

康熙帝运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传统理念,把朝鲜拉回到“事大以诚”的轨道上来。

但是,由于康熙帝对朝鲜定位存在模糊认识,也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关键词　康熙帝　朝鲜　宗藩关系
清初中朝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主要原因:一是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建立,是清太宗通过对朝战争实现的,朝鲜被迫称臣,对清政府抱有敌视态度。

二是有强烈“华夷之辨”观念的朝鲜,对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国的清政府怀有蔑视心理。

三是对大明王朝的追念和感戴,加剧了对清政府的反对情绪。

故此,朝鲜虽表面上称臣纳贡,但私下里仍奉大明王朝为正朔,如果有人在私人的书稿信函中用清朝年号,就会被斥责为“背驰义理”、“乖戾反常”,遭到千夫所指。

朝鲜反清复明的激昂情绪一直延续到康熙朝。

如何调整中朝关系,使之在宗藩体制框架内正常发展,不仅关系中朝两国关系的未来,而且关系到清朝在东亚宗藩体系中,能否树立宗主国威信的重要问题。

康熙帝励精图治,从多方面入手,主动缓和朝鲜的对立情绪,为清代中叶以后中朝关系的稳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也留下一些历史的遗憾,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研究和借鉴。

一、对朝鲜的具体政策与措施
康熙帝即位后,针对中朝关系存在的具体问题,采取如下一些基本政策与措施:
1.政治方面严守宗藩礼仪规制　中朝宗藩关系确立以后,清政府参考明代则例,制定了朝鲜的藩封礼仪。

因朝鲜当时有不臣之心,康熙帝特别关注朝鲜态度的变化,把朝鲜是否严格遵守藩国礼仪,看成是对清政府态度是否忠诚的依据。

因此,朝鲜的文书中有几次用词犯讳,都遭到康熙帝的指责。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末,朝鲜奏请册立王妃,因奏文中的“后宫”二字,属诸侯不当用之称谓,且有“玄”字,犯玄晔的“玄”字讳,康熙帝十分不满,要求朝鲜国王肃宗予以解释。

①肃宗承认“前请封侧室张氏书,内又应避讳字样,不行避讳,又称德冠后宫,实属违例,惟候严加处分。

”康熙帝最终“从宽免议”②。

康熙三十四年十月,谢恩使给太子的笺中,因有“干蛊”二字,康熙帝认为“用字不合,殊欠敬慎”③,礼部议请罚该国王银1万两,并将进贡例赏“裁革三年”,康熙帝谕为“宽免”④。

康熙帝虽未对朝鲜犯讳进行责罚,但却向朝鲜提出警示,令其引以为戒。

2.经济方面坚持互市贸易　清代与朝鲜开放的边市有三处:在鸭绿江流域有中江市,在图们江流域有会宁市和庆源市(李朝又称之为北关市)。

边市贸易本为互惠互利之事,不仅会给双方商民带来益处,也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但是,因朝鲜政府感到供应清方管理人员的食宿、牲畜的草料等是一种负担,便采取极端行为,请求罢市。

礼部议请罚银1万两,康熙帝没有同意,但“仍令照常贸易”。

⑤
3.法律方面从轻从简处理中朝案件　清中前期,处理朝鲜案件最多的当属“犯越”。

中朝两国均禁民人越界往来,违者会受到严肃处理。

清政府规定,中国人为首者,发边远充军,从犯减等,地方官受到查处。

⑥朝鲜政府多次重申私越边界者斩首,⑦但此类案件仍然层出不穷。

无论是朝鲜依本国律法定案,还是由清政府司法部门审查定案,最后都要报请清帝裁决。

康熙帝定罪往往比三法司和朝鲜国王拟罪为轻。

康熙二十五年,朝鲜韩得完等二十八人越界采参,枪伤中国绘图员案,查勘使和三法司拟奏,将该国王罚银2万两,首犯与从犯俱拟立斩。

康熙帝最终降旨:“韩得完等六名,著处斩立决。

金太成等二十二人,俱从宽免死,减等发落,余如议。

”⑧康熙四十三年的金礼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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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五十年的李万枝案,均属越界杀人的要案,康熙帝全都在国王拟罪基础上予以减等。

处理朝鲜案件的审查程序,以前由清帝派查勘使前往朝鲜调查核实,与国王共同拟罪,报请礼部与三法司签署意见,上奏康熙帝最后裁决。

康熙中叶后,改由两国官员在中国边城会审制,或令朝鲜国王查核后拟罪上奏,遵清帝谕旨办理。

这样既简化了办案手续,又避免了朝鲜接遇钦使之繁费。

⑨
4.边疆管理方面曲从怀柔　康熙帝比较重视对中朝边界的管理。

康熙十八年,为防海贼,设堡于牛庄,改路经牛庄的朝鲜贡道于沈阳。

明清时期,中朝两国形成了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国境线的自然疆界,然而,两江交汇的长白山处水源不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曾派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会同朝鲜接伴使前往长白山查边,并伐石立碑。

⑩
但是,康熙帝在加强中朝边界管理的同时,又出台一个与此矛盾的政策———东北封禁。

康熙七年(1668年),为保护满族“龙兴之地”,废除了顺治年间的《辽东招民开垦令》,开始封禁东北。

先后把鸭绿江及图们江沿岸中国一侧的大片土地列入封禁地区,严禁任何人自由进入。

东北封禁,既符合朝鲜历史上的北拓传统,又便利了朝鲜的北疆管理。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清政府在东北边疆的珲春设立协领并派兵管辖时,因士兵家属在图们江封禁区内搭建窝棚,开垦田地,朝鲜上奏清廷,极言“两处人烟相接,鸡犬相闻”,易使流民勾结犯案的弊端,恳请上国严明禁令,也使朝鲜免受惩罚。

1于是,康熙帝下令拆毁官兵和瓦尔喀人搭建的窝棚,毁其垦田,将之迁到珲春以东远离图们江岸的荒地聚居生息,且严禁嗣后在沿江近处盖房垦地,如有违者,官则参处,兵民治罪。

12康熙帝此举成为朝鲜后来屡请封禁的借口。

5.建立奖惩机制　康熙帝鼓励朝鲜的事大以诚,视朝鲜“恪尽藩守”的程度给予适当的奖惩。

奖励办法有减免岁贡和特赐。

藩属国向宗主国称臣纳贡,是宗藩关系的基本规则,而纳贡数量的决定权则在宗主国一方。

自崇德二年,清太宗明确规定了朝鲜岁币的品种和数量后,曾经有所减免。

康熙帝时,又施行两次大规模的减免。

第一次是在三十二年,因“朝鲜国世笃悃忱,进贡方物,克殚恭顺;倾复输应军需,捐进鸟枪三千杆,可嘉”,故谕朝鲜“年贡内黄金百两及兰青红木棉,嗣后永著停止”13。

第二次是在五十年,因朝鲜“恪循仪度”,有事必奏,将白金千两、红豹皮一百四十二张,永停贡献。

14二十五年,又谕礼部:“朝鲜国王谢恩谢罪,进献礼物,嗣后均停收。

”15间接减免了部分岁贡。

为了加大奖励力度,康熙帝还开创了特赐的先例。

四十二年(1703年)六月,康熙帝特别送给肃宗八个字:“藩封世守,柔远恪恭。

”这在中朝关系史上实属首例,令肃宗受宠若惊。

16五十六年,又特赐朝鲜国王治疗眼疾的中药“空青”,17也是前所未有之事。

但是,对于朝鲜的严重违规犯罪,康熙帝开创了对朝鲜国王的罚银先例。

朝鲜国王共遭两次罚银。

第一次是在康熙五年,因谢恩使团成员朴善一在归国途中,从清国境内潜买禁物硫磺,国王被罚银5千,余者一概不论。

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五年,因韩得完等人越界采参并枪伤中国绘图员,朝鲜国王被罚银2万,除首犯斩立决外,余者减等发落。

二、康熙帝对朝政策的传统外交理念
康熙帝的对朝政策并非其原典创制,而是对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和思想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1.坚持传统外交礼仪的理念　中国传统外交礼仪形成于周代,18是周代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综合产物。

周克商及东征胜利后,大封同姓、异姓诸侯及前代帝王之后,作为周室的藩屏,受封之诸侯国便被称为藩国。

分封制使西周天子威仪大增,成为天下共主,所以周王室常被称为宗周,诸侯对于天子则是小宗。

这样君臣关系和宗法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强化了君臣之间的亲和力与等级观念。

与此同时,初步建立了天子之于诸侯的礼仪制度:(1)册封。

周王通过册封的形式,授给诸侯爵位和领地,表明受封者具有合法化身份。

(2)刑罚。

诸侯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或有不臣之心时,周王便可率军讨伐。

19(3)征调军队和力役。

天子出军作战,有征调诸侯军队之权。

若有重大工程项目,也向诸侯征役。

(4)设立监国、巡狩会同制度。

周王为了加强对藩臣的控制和管理,有时派监察官到藩臣领地监视其行动;周王也偶尔亲自走访视察诸侯领地,示恩威于藩国,此即巡狩会同制。

(5)哀恤。

藩属国对于宗主国的喜事与丧事都要派人前往庆贺或哀悼。

在强调周天子权力的同时,周朝还为诸侯规定了对天子应尽的职责,大体有如下几项:(1)朝聘。

诸侯到京畿述职谓之朝,使卿大夫代行者谓之聘。

(2)贡赋。

诸侯应定期向天子贡献土物特产,天子亦有回赠。

(3)与天子权力相适应的就是助兵勤王和贡献力役、贺礼哀恤等。

秦汉以降,把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运用到对外关系中,确立了以册封———朝贡为主体形式的宗藩体制,宗主国中国通过册封藩属国的国王、王妃、世子,承认其地位合法化;藩属国当奉中国为正朔,定期来华朝贡。

宗藩体制经过历代王朝的丰富和发展,到明清时期,礼仪制度更加完善,对使臣的路线、宴享次数、朝觐皇帝的礼节等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清朝又特别规定了朝鲜事大文书的写作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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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中的礼仪制度,在定宗藩伦理纲常,别长幼尊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康熙帝的推崇。

他说:“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

……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20因此,康熙帝严格要求朝鲜遵守传统的事大礼仪,不准朝鲜用词有丝毫的僭越。

不仅如此,在经济方面坚持互市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其政治内涵。

无论是宋代与高丽,还是明代与朝鲜,都曾开展互市贸易,互市贸易作为宗藩关系的象征相沿成习,清初,被皇太极正式确定为朝鲜应尽的义务。

也就是说,在清代,互市贸易已被看成宗藩礼仪在经济上的表现之一,划入藩属国应行的礼仪范畴,中朝之间宗藩贸易的政治意义超越了经济意义。

康熙帝要求朝鲜知礼、尊礼,恰在于让朝鲜明确与清朝的关系是上下、长幼、大小相维的立体关系,而非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

通过对朝鲜的礼仪教化,达到使其认同自身名分,安于藩国地位的功效,以便中朝宗藩关系“维于可久”。

2.继承和深化传统外交政策的理念　中国古代传统外交政策无不体现出对藩属国实行安抚体恤的“字小之仁”,通常被称为道德外交。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向周边地区扩大宗藩体系的范畴。

一是以丰富的物产和先进的文化招徕“远方游夷”,使之主动来朝;二是以武力征伐为先导,继之以仁明德化为安抚,所谓剿抚并用,使之臣服。

但无论通过哪种途径,一旦关系确定,作为宗主国的中国都会向藩属国推行道德外交路线。

这是因为在早期人类文明国家中,几乎每个民族都存在着种族优越感。

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希腊人把他们国土之外的地区称为“蛮邦”,中国则把周边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和国家视为“夷”,“尊华卑夷”观念便油然而生。

这种骄傲的文化优越感结合儒学宣扬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者无外”的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封建帝王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就是要把中国的文明教化传播于“四夷”,达到天下大同。

如何使“德教溢于四海”,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21因此,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为政以德”便被作为一条基本原则贯穿于中国古代对外政策的历史长河之中。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言,“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根据他们的主张,中国君王行使政治权力是有伦理依据的。

正如仁君之能有德感召中国人民一样,他也必然会吸引化外的夷狄到中国的朝廷上来。

”2唐、明两朝,是宗藩体系发展的两次高峰,“唐朝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羁糜———朝贡体系,这是一个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的时代”。

23这个体系不仅包括东亚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主要部族和国家,而且南到天竺、大食,西至拂菻(拜占庭),莫不遣使来朝。

“大明统一万方……凡华夏蛮貊,罔不尊亲,际天极地,举修职贡,自生民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

24反映出中国的道德外交政策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

康熙帝继承和深化了中国古代传统道德外交政策的德治理念,为了“吸引”、“感召”藩国朝鲜,大到拨粮赈济朝鲜饥荒,减免朝鲜贡品,小到约束赴朝使团的索贿行为,修缮朝鲜使行沿途馆所,德政几乎无所不在。

表现最突出的是在法律方面。

在处理朝鲜多起案件中,因当时没有国际法的概念,两国之间也没有共同的协议、办法为依据,这就给康熙帝以很大的灵活性,既可依朝鲜律法处治,也可依中国律法办理,但康熙帝往往是两者相权取其轻。

即使创立的对朝鲜国王的罚银制,康熙帝用之也慎而又慎,他多次驳斥礼部和三法司提出的罚银朝鲜的议案,他所同意的两次罚银,也是为了用罚银的形式使朝鲜当事人及有关官员得以减轻罪行或免罪,这样做既对国人有所交代,又间接地庇护了朝鲜当事人和受牵连的官员,可见其对朝鲜的德政用心良苦。

3.发挥传统外交职能的理念　宗藩体制尽管是一种不平等的外交体制,但它只表现为礼仪形式的不平等,在实际交往中,中国仍然视各藩国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非近代意义的宗属关系。

宗藩体制的主要职能是推动东亚各地区和国家的文明历史进程,发展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在维护东亚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其职能十分显著。

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的周边国家,领土狭小,实力薄弱,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和保护,而中国也需要周边国家的藩屏和护卫,固藩御边,相互需要使东亚宗藩体制能够持续两千年之久。

朝鲜太祖李成桂在立国之前就明确指出:“以小事大,保国之道”,25深刻揭示了宗藩体制的积极意义,因此朝鲜在建国伊始,就向明太祖朱元璋上表称臣。

作为宗主国的明朝,也切实承担起了保护朝鲜的职责。

万历年间,当朝鲜受到日本侵略时,明政府毅然出兵,击退日本,还朝鲜和平安宁的局面。

康熙帝认识到中国东部的安全与中朝宗藩关系的稳定密切相关,因此,多次下诏肯定朝鲜“奉藩职守”的功绩。

十三年十二月,康熙帝得知朝鲜国王李棩丧,谕礼部:“朝鲜国王恪守藩封,忠慎夙著……应得恩恤。

”26册封朝王李焞的诏书中也一再勉励他,要“屏翰东藩,虔共正朔,绥安尔宇,用夹辅于皇家”。

27他所设立的奖惩机制,就是为保证中朝宗藩关系的职能充分发挥效用。

康熙帝还直接向朝王表达维护天下和平的愿望。

五十二年,康熙给朝王诏书中说:“朕乃统御天下之大君,惟以致普天下人民于太平安乐为心耳,余无他愿。

”28“致普天下人民于太平安乐”,听起来虽有些冠冕堂皇,但绝不
138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中国古代史研究
是夸夸其谈。

当朝鲜有难时,康熙帝尽力救助,如前面提到的救助朝鲜灾荒;康熙十五年,朝鲜报告,日本有侵朝动向,清政府立即表示“有急当救”之意,并提出具体方案,29表达了康熙帝保护藩属国的安宁,维护东亚和平的愿望。

康熙帝对朝政策中追求的传统外交理念,一则是为推动中朝关系走向正常化,还有一个隐蔽的原因,就是给以“东夷”的身份入主中国的满清政府“正名”。

有着传统华夷之辨观念的汉民族政权,对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历来存有歧视观念,素有“小中华”之称的朝鲜,也常称满清为“犬羊之辈”,称清朝皇帝为“胡皇”。

为了改变朝鲜传统观念对其政权的怀疑和歧视,康熙帝努力遵从传统,遵从中国的“祖制”,向朝鲜乃至于其他属国表明清朝统治者不仅是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的继承者,而且还是其发展者,进而达到争取属国认同,征服属国民心的目的。

康熙帝在《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中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

“朕闻救灾拯患,王政所亟,是以夙夜求莫。

”同时他还写道:朕“非独一时救灾拯患,实所以普泽藩而光昭先德”30。

所谓的“光昭先德”,即在于说明他的先人也以推行“王政”(德政)为己任,与汉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毫无二致,表明清政府有资格有能力成为“天下共主”。

三、康熙帝政策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康熙帝对朝政策中所蕴含的传统力量,对一个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朝鲜国家来说,产生了不可抵御的吸引力,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化解了朝鲜的种种宿怨,使朝鲜由“事大以礼”转变为“事大以诚”。

由于朝鲜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偏见和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康熙帝对朝鲜的“抚藩字小”的道德外交政策有时会被朝鲜君臣作如下理解:“语云:`胡无百年之运'。

彼数十年内,待我过厚,至于减贡者,必有其故。

盖百年中土狃于锦绣梁肉,一遭还归莫北,势必难堪。

早晚败归时,缓则欲自鱼盐物产以至土地民人,无不取资于我,急则欲取路于我西北。

”31可见,要树立朝鲜对清政府的信心,非一朝一夕之功。

但康熙帝始终对朝鲜充满信任,即使是在“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1673～1681年),朝鲜违背了皇太极时为朝鲜制定的“新旧城垣不许擅筑”32的约章,悄然修筑北部和西部城垣,康熙帝不为朝廷的种种议论所动,坚持认为:“甲寅年间(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伊始)天下骚扰,惟朝鲜如故。

到今宁谧之后,必无背我之理。

”3康熙帝对朝鲜的不疑不弃,缓解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情绪。

随着康熙帝的统治地位越来越稳固,对朝鲜的道德外交全面展开,朝鲜的态度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康熙五十三年,朝鲜冬至使归国后汇报说:“皇帝虽喜盘游,而独无虐民之事。

专尚文华,若朱子陛袝事可见矣。

又自作《皇清会典》,而郊祀祭皆以三代典礼为准则,盖多读古书,明习国家事者也。

……盖其所为,虽若难保久安,而若以其排置气势观之,姑无危忧之端。

”34朝鲜使臣敢于如此真实表达所见所感,正说明朝鲜的政治风气已经开始转变,由敌视、蔑视、畏惧清政府转而向亲服、敬重的方向转变。

朝鲜深明春秋大义,使臣在这里运用孟子的“用夏变夷”的观点,阐述了满清国祚比较稳固的原因,是能尊中国之礼,能行中国之道之故,委婉地承认了清朝有为中国之主的资格,肯定了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

康熙晚年,朝鲜君臣终于被康熙帝始终如一的道德外交所打动。

康熙四十二年,为感谢康熙帝特赐手书,朝王在谢恩表中写道:“海隅偏邦,未尝见皇帝笔迹,今于使华之临,蒙此特赐之恩,此前古未有之盛典,亦外服难得之至宝,攀奉宠章,感颂手书之勒挚;饬厉侯度,悦承面命之丁宁。

从今左海之穷壤,永囿右文之弘化云。

”35自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以来,“事大以礼”,未有怠慢,岁时贡献,循规蹈矩,但在“事大以诚”方面则有许多保留。

朝鲜能够谦恭自觉地表白维护清朝的意愿,在康熙中叶之前的《李朝实录》中还比较罕见。

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五十八年三月,康熙敕谕朝鲜,应减其例赠钦差的礼物品种,以赈济本国饥民。

朝鲜表示不能接受,其理由是:此旨意虽出于“皇上轸念小帮灾荒之至意,实为感激。

而第从前馈赆礼物,本来薄略,到今又从而废阁,则其在接待使华之道,尤涉埋没。

所谕虽如此,决难奉行。

被灾地方饥民,则当以米谷别为赒赈。

”36朝鲜此番表示“决难奉行”旨意,不是有心“抗旨”,而是真诚地感到于心不安,有失对上国的尊奉和敬意,尊清之情溢于言表。

康熙帝驾崩的消息传来,朝鲜君臣忧心忡忡,担心清朝内乱会殃及朝鲜,工曹判书赵泰亿说:“彼我两国,分野相同(通),故自前治乱率多相关。

彼中若有事,我亦岂无可忧之端。

”提调李台佐以金之将亡,宋也不保的史实作比,说明清朝之于朝鲜的关系,断言“大抵中国有事之日,即我国受弊之兆也”37。

这番议论与“三藩之乱”时盼望清朝有乱,盼望中国恢复汉人江山的想法迥然有别。

此时朝鲜已经把本国的命运同清政府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表明朝鲜寄希望于回归宗藩关系的轨道,和平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

当然,雍正帝即位后,中国并没有发生朝鲜所担忧的动乱,反而把中朝关系推进到和谐稳定友好发展的新阶段,中朝宗藩关系进入了更加密切的新时期。

康熙帝的对朝政策是成功的,但也不乏失误之处。

陆防上的曲从怀柔,让中朝边界的中国一方保留大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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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康熙帝成为近代中朝边界争端的始作俑者。

康熙帝破例答应了朝鲜的不情之请,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朝鲜的请求符合康熙帝东北封禁的政令;二是迎合了康熙帝以柔远、抚藩、字小为基本内容的道德外交政策;三是康熙帝受虚拟的儒家大一统领土观念的影响,对藩国朝鲜的国家、领土等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位,把视朝鲜如同内服的情感问题,混同于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

康熙帝所开的这个先例,成了朝鲜干涉中国治理东北边防的借口。

朝鲜多次在咨文中,要求中国保持边外无人区状态,而从未在本国一侧设置隔离带。

雍正、乾隆年间,奉天将军屡次奏请在凤城边外的莽牛哨设讯,稽查匪类,朝鲜闻讯,均以康熙朝毁图们江岸民栅垦田为例,仰恳皇帝罢议。

雍正、乾隆两朝在康熙帝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一步,因“不忍”边禁事使朝王获罪,允准了朝王的奏请。

38中国政府在中朝边界的中国一方设置哨卡,本与朝鲜无涉,但由于康熙帝的处理不当,后继者也盲目仿效,不仅给近代中朝边界的争端留下隐患,也影响了东北地区的开发建设。

康熙帝在中朝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有效运用传统外交理念,采取多方面措施,积极争取朝鲜的事大以诚,坚定的维护了中朝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宗藩体制,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充分发挥了大国外交的重要作用。

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康熙帝对朝政策的负面效应。

受中国古代传统世界观和外交观的影响,在政治地位上,要求朝鲜严格执行宗藩礼仪,伤害了朝鲜的国家尊严,而为了增进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甚至不惜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当然,我们无法苛求封建统治者做出超越时代的创举,只要愿望是友善的,政策符合当时两国关系的发展大局,就应该予以积极的评价。

注释:
①1629313343536　吴晗:《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
《肃宗实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37页,第
4209—4210页,第4031页,第4095页,第4095页,
第4323页,第4209—4210页,第4347页。

②⑤⑧1330　《清圣祖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85年
影印本,第638页,第279页,第337页,第736,第
1006页。

③④128　郑昌顺编:《同文汇考》第十一册,台湾珪庭出
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555页,第557—558页,第752页,第613页。

⑥　《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
页。

⑦　千寿山:《论朝鲜王朝时期的边禁政策和流民犯越》,
《北方民族》1999年第2期。

⑨⑩　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
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74页,第198页。

12　《清史稿》526卷,第14586页。

1417　《清圣祖实录》第六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57页,第685页。

15　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第393卷,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2页。

18　关于中国传统外交的缘起,夏商周说不一而足,但“藩”字的记载则始于周:“昔武王客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

”见《左传·定公四年》。

19　《孟子·告子下》:“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
20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转引自王华:《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精粹》,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21　《论语·为政第二》。

2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23　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第77页。

24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0页。

25　吴晗:《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太祖实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6页。

2627　《清圣祖实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63页,第679页。

32　吴晗:《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仁祖大王实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49—3350页。

37　吴晗:《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景宗实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74—4375页。

38　参见《清高宗实录》(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7—528页,第532—536页,第573—574页。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责任编辑:尚永琪
140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中国古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