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腐败断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前途

极度腐败断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前途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当时的国民政府于第二天下令举国庆祝三天。

北平城里的广大干部群众蹦着高地庆祝，感慨天亮了，感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好好做人过日子了。

但北平城里的群众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迎来的一场经济大浩劫。

北平作为沦陷区，日本投降后，急需建立起新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管理结构，自然就需要大批素质高、道德水平高的干部人才。

这批国民党干部给北平的人民群众留下的是一段穷困潦倒的生活境遇，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大笑话。

作家张恨水因此而写了一本书，叫《五子登科》，内容大致是讲国民党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如何与民争利，腐败丑陋，五子是讲，这些国民党干部嘴上跟着蒋介石先生讲“礼、义、廉、耻”，在大会小会上讲三民主义，而在生活中却完全放弃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竭力地追求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这“五子”，另一说是房子、车子、女子、票子和（金）条子。总之，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利用一切机会臵房产、购洋车、包二奶等等，利用手中的权利尽一切可能获得个人利益。

“五子登科”成为众多领导们相互追逐、争夺的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

接收敌伪资产当然是最好的生财手段，这些国民党领导干部各显神通，四处接受，除了北平，上海，武汉，南京一下子雨后春笋般地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他们穿着各式各样让

老百姓眼花缭乱的制服，戴着大沿帽，揣着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有的还在门口放上两个枪兵。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别人的，贴上自己的。有的一张门扇上贴著10多个封倏，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先是金银现钞，接著是贵重物品，後来有的连灯泡也没了。劫收多少，一靠先下手为强，二凭人多枪多后台硬。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开枪互击，死伤多人。

“接收”被老百姓称呼为“劫收”。

南满铁路在沈阳房产1千2百栋，最後只剩下两栋。武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后，

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长沙和岳阳有3千4百多辆汽车和100多吨汽车零件，10多个劫收单住抢红了眼，势均力敌，算是没有被劫分。

北平有敌伪房产1万4千馀所，被接收的只有380馀所。

日本人很熟悉国民党的腐败和寡廉鲜耻，交出资产时故意留下一些不入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人，做“买路线”。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後，留下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另行呈缴给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这位接收委员会主任将大部变卖，馀皆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上层官员。

当时，全国各收复区不下四万亿元的日伪产业，这些产业在接收中无一不令民怨沸腾，舆论哗然，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致民生艰难。

以北平为例，广大北平市民不仅没在日本投降后过上好日子，相反的环境更加恶劣，物价飞速上涨，据当时的资料统计表明，其物价比日寇刚投降时上涨了２０倍，失业的达４０多万人，占北平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北平人民有百分之八十专靠粗粮加野菜糊口，更有许多人无法温饱，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于街头，于是抢劫案不断发生，卖淫现象到处出现。

但是接收大员及国民党反动头领们却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群众怨声载道，无处申诉。

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的评论文章说：“国民党来了，大搞“五子登科”——那些自恃政治正确、抗日有功的接收大员开始大争房产，那时有民谣道：“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北平的人民群众则以京腔流行着这样的歌谣：“等了八年半，来了一群王八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只有土八路。”

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开始怀疑抗战胜利的意义和价值。

公正地讲，这些搞接收的国民党干部也是吃尽了八年抗战之苦，没有在抗战中立功，也不会轻易就混到接收大员的位臵上，可是，这些不太愿意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改造的凡夫俗子一旦飞人纸醉金迷的平、津、沪地区，直如饿虎扑羊，其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了罪恶的渊薮。

蒋介石也发现接收工作存在“严重错误”，认为接收工作的混乱黑暗已成为“政府最大之耻辱”。

于是，国民党政府被决定对收复区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做一次“全面清查”。1946年7月底，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组织成立“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清查团分七区十八组，于8月份赴各地。

腐败不是某一区域和某一部门的问题，他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是一个个人利益与部门利益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大问题，绝非如此简单。

发了横财的各派势力，为了保卫自己的在接收中的利益，都往清查团里塞人，明争暗斗之烈，不亚於劫收。

北京、上海作为劫收重点。清查团从上海到广州，两个月末办一个案子，就腰包滚圆地打道回府了。

冀察热绥清查团，在北平检举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亲属盗卖几十辆汽车的案子。孙连仲立即以公函知会清查团，说是登记手续末备，现已补行登记了。

冀察热绥区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于同年8月18日下午6时抵津，以团长李嗣聪为首的一行八人，在天津开始了为期两周的清查工作。这期间，该团共查获三起大案，其中数额最大、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就是“刘乃沂贪污案”

经过群众举报，清查团调查，大贪官刘乃沂在天津被成功诱捕，随后共查获刘公馆三处、汽车两辆、黄金两千余两、美金一万元、养珠一万余粒、皮筒150余件、赤金镯12只、金表三只，其他物资还有洋灰、白糖、钢铁等。经查其接收日人小莳洋行、太田洋行及中裕洋行的物资也未呈报。刘乃沂藏匿物资总价值在十亿元以上。

1947年1月12日，蒋介石接到关于刘乃沂案的报告，当即召见担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代理局务毛人凤，毛向蒋介石报告该案，并说这是七个清查团中办的最大一案。为了改变国民党政府“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形象，彰显国民党反腐败的决心，蒋介石当即作出“刘乃沂处死刑，唐静海督导不力，令其引咎辞职”的批示。

当然，刘乃沂只是众多贪污腐败中倒霉的那一个。按照现在资料看，当时比他腐败的海了去了。可凭什么就他倒霉呢？凭什么群众不举报别人就举报他呢？

他的倒霉和很多贪官的倒霉如出一辙。和女人有关，刘乃沂案，就是由于与天津名绅苏议员争夺一名红舞女而引发的。

在这场为一个女人而产生的角力当中，刘乃沂以权势、地位、资产和个人魅力胜出，但他却深深得罪并伤害了天津的这个名绅。

这位名绅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暗中派人搜集了大量刘乃沂贪污、鲸吞敌伪产业的证据，并亲手写了三封举报信，直接寄给了蒋介石派到平津的清查团长李嗣聪！

就这样，在苏议员这名群众的举报下。

刘乃沂栽了。

1月16日上午十时整，刘乃沂在北平天桥刑场被枪决，时年44岁。

枪毙一个刘乃沂并没能拯救已经腐败到极点的国民党。

蒋介石在总结失败经验时，曾经提到，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腐败，而腐败的开始是从接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