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话语身份认同

权利话语与身份认同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0）

摘要：《东宫西宫》以自我言说的叙事方式，讲诉了一个同性恋者的性成长经历，并对中心权利和主流文化进行颠覆、解构。本文从权力对抗和身份认同切入，分析电影中在权利话语的转移和身份认同的改变。

关键词：同性恋；权利；话语；身份认同；解构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9-0000-02

同性恋题材电影以镜头语言讲述同性者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社会主流人群对同性恋者的成见和歧视。1996年由张元导演王小波编剧的《东宫西宫》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电影，第一次以同性恋为叙事核心，将同性恋放置于公共视野，颠覆了主流文化下异性恋霸权的神圣权利。

《东宫西宫》讲诉警察小史和同性恋作家阿兰之间的权利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主流与边缘、弱势与强势、压制与反抗、施虐与受虐，欲望与诱惑之间的矛盾悉数上演。本文从阿兰自我言说的叙事结构出发，结合身份认同理论对影片中的人物角色进行分析，试图剥开权利的外衣，归还同性恋者应有的话语权力。

一、压制∕反抗：从暴力逼供到自我言说

1、公厕两次责难

影片初始，场景设置在一个污水横流、墙壁斑驳的公厕内，一名警察毫无来由的叫住阿兰，查问住址、工作单位、身份证和自行车证。那一身警服下的无端发难，阿兰只能顺从地一一回答。同样是在污秽不堪的公所，一名戴着红袖章的男子气势汹汹地拦住阿兰，摆明了一副敲诈勒索之态。阿兰只好不予理会骑车而去。

恶劣污秽的公厕和无端而来的责难，折射出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和现实境遇。阿兰两次遭到责难并不是一个巧合，作为同性恋者他们一直卷缩在社会的边缘角落里，受到来自权利的抑制和群众的歧视。异性恋的霸权下，同性恋失去了言语的权利。

福柯认为“性的本身分类—同性恋、异性恋及其类似的分类，都是权力∕知识的产物。”1异性恋作的中心霸权地位，否定了同性恋者所拥有的神圣权力及其话语产生的意义，异性恋∕同性恋、警察∕犯人的对立下，权利弱势者被驱赶至边缘。同性恋者退回到黑暗的角落里，他们偷偷地接吻做爱，小心提防着警察的到来。他们不敢站在阳光中，对庞大的中心权利发出反抗的声音。代表公共权力的警察往往对同性恋者肆意踢打和羞辱，他们被迫成了主流文化视野中的“流氓”和社会群体认知下的“渣滓”。

2、阿兰的自我言说

在一次突击行动中，警察小史抓住了阿兰。小史一出场就位于镜头的中心视点，身材高大气势威严；阿兰则被放置在中心视点之外，矮小瘦弱低眉顺目。在小史带阿兰回警局的途中，阿兰侧身亲

吻小史并逃脱。阿兰回头露出的笑容带着一种抓住猎物的喜悦，让小史的权威受到挑衅。

多次寻找后，小史在树丛中发现了正在和同性做爱的阿兰，被带回警局的阿兰神色平静，眼神中隐隐透着兴奋。小史粗鲁地命令阿兰以难堪的姿势蹲在地上，这种充满报复性的行为，向阿兰强调着权力的差异。小史吃完泡面，拿着报纸靠在沙发上等待着阿兰的招供。小史和阿兰处于不同的镜头交替剪接，一个蹲一个坐，一个主流一个边缘，一个强势一个弱势，在二元对立下故事开始了。

小史发威，阿兰承认了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小史一步步逼问，在一问一答间，阿兰开始讲诉自己的性经历，激发了小史内在窥视欲。阿兰渐渐从被动变成主动，小史将自己幻想成阿兰的性对象。在诉说和引诱下，二者不再尖锐对立，小史从厌恶怒骂到沉醉倾听，阿兰从蹲着到坐下。阿兰受虐式地享受着小史的身体暴力和言语暴力。

诱惑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权力，因为所有的诱惑都要依靠它才能发生效力。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利可以再很多不同层面得到体现；爱情、性、欲望和激情是其中最明显而且是反复出现的元素，但是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元素。2从被迫逼供到自我言说，小史潜在的情感和欲望被激发，这使得阿兰在话语权力和情欲控制上获得了主动地位，这场实力悬殊的游戏出现了转机。

小史在整部电影中对阿兰说了5次“贱”。叙事同穿风衣男人的

虐恋时，阿兰一脸兴奋。当小史第4次大骂“你丫真贱”，阿兰立刻反驳“这不是贱，这是爱情，你可以说我贱，但你不能说我的爱情”，怒视着小史”你以后再也不允许你对我用贱这个字”。面对小史的嘲弄，阿兰闭目以示反抗。阿兰倔强地维护自己爱情的纯洁性，小史只好不耐地妥协，让阿兰坐回座位上。

阿兰开口向小史表明爱意后，小史勃然大怒，逼迫阿兰穿上从易装者身上扒下的衣服。阿兰拒绝说“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不是这个。”小史一脚踹在阿兰身上，吼道“你要什么？你丫就是他妈的贱。”阿兰在小史的威逼下，一直拒绝穿上女装，小史最后愤然离去。当小史再次回到办公室，看到的是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

两次直接反抗，代表着阿兰与小史站在平等的地位开始对话。两者在压制∕反抗、施虐∕受虐的二元对立下推进剧情，最后将矛盾冲突消融在快感里。

二、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

新左派认为，压制与反抗、中心与边缘、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产生身份认同的嬗变，而身份认同正是权力政治的产物。影片中的小史和阿兰的身份差异，是由所处权利地位决定的。

（一）阿兰：同性恋∕边缘人∕受虐者∕引诱者∕爱人者

在阿兰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之后，又说道“我常在公园里接头，因为咱们是，我们都到这。”

“我”是阿兰的自身，“我们”是同性恋群体。“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有着它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种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3公园就是他们聚集的场所，他们在这里自由选定性对象。在社会其他群里眼中，他们被认定为精神病态的、道德败坏的。在小史口中，他们是“一群社会渣滓”，羞辱性的言语将原本边缘化的群体更加推离政治文化中心。

影片中阿兰向小史讲诉了“我就是贱”的原因。阿兰年幼时和母亲住在工厂的宿舍楼里，母亲忙着给别人缝制衣服补贴家用。阿兰爬在一旁听着缝纫机的响声等待着钟声敲响，那时埋头干活地母亲才理会他，让他吸允乳汁。阿兰通过恶作剧来吸引母亲的注意力，母亲十分厌烦，恐吓着说“你再腻歪，我就叫警察把你捉了去。”从此等待着一个高大威严的警察前来，变成阿兰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了。父亲的形象在阿兰的叙事中是缺失的，严重的“俄狄浦斯情结”让阿兰内心形成了软弱、柔顺的女性气质。对男权中心权利的臣服和妥协，这构成了阿兰心理的受虐倾向，成为他爱上警察小史的重要原因。

真正让阿兰确定自己性别取向的是前桌“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发育较早厌学叛逆，被贴上“强奸”“奸淫”的标签，这些字眼让阿兰产生生理反应。阿兰和同班男同学谈论“公共汽车”时，阿兰说“我也是女孩，我就是公共汽车，而且我觉得，我真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