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四友：论公平正义中的三重人性设定

葛四友：论公平正义中的三重人性设定摘要：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上世纪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其受到的许多反驳与其多重人性设定相关。

罗尔斯的正义环境论说和融贯论证成方法使得他深受休谟人性观（我们有着有限的利他心）的影响；而他对无知之幕的设立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强调又受到经济人设定的强烈影响；但在提出正义原则及其证成时又显示出康德的深刻影响，隐含人有善良意志，要求有充分的利他心。

多重人性设定得以并存的缘由在于罗尔斯混淆不偏不倚与运气平等主义，混淆“不应得”与“非应得”，以及正义两原则在推理上的断层与实际含义的妥协。

澄清各种混淆后，我们基于休谟的人性观才可获得对公平正义最融贯的解读。

关键词：人性设定经济人有限利他心充足利他心毫无疑问，罗尔斯的《正义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其公平正义理论则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

这种理论自提出之后，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有一种批评认为，“《正义论》没有对人提出任何新愿景，对人性提出任何新洞见，对现代性的张力与含糊性没有提出任何新颖分析，缺乏阿伦特、奥克肖特和沃格林等人具备的那种历史与文化深度”1。

这个批评尽管有失偏颇，过于严厉，但确实指出了《正义论》一个实质特点：没有特别着重人性设定对于正义原则本身产生的影响。

由于《正义论》有着多重的思想渊源，而这些渊源又蕴含着不同的人性设定，由此导致《正义论》中有着各种含糊性与张力。

本文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试图梳理公平正义中多重人性设定的思想根源，诊断这些人性设定得以共存的缘由，然后论证何种人性设定才最适合作为“公平正义”的人性根基，让我们从整体上可以对公平正义做出最融贯的解读。

一问题：三重人性设定在某种意义上讲，罗尔斯在公平正义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三个思想根源。

第一，罗尔斯深受康德道德哲学的影响，称其正义理论在性质上是高度康德式的，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其理论是在经验主义框架下对康德的自主性与绝对命令所做的程序性诠释。

2第二，罗尔斯在正义环境的论说上深受休谟人性观的影响，同时证成理论使其深受日常道德直觉的影响。

传统的证成方式一般是基础主义的，总是希望从某些不证自明的前提推导出整个知识大厦。

罗尔斯在认识论上不再坚持基础主义的证成理论，而是接受通过实现日常道德直觉的反思平衡而形成的融贯论。

第三，罗尔斯还深受当代西方经济学思维的影响。

这些影响来自于罗尔斯上过不少经济学课程，特别是熟悉萨缪尔森、希克斯等经济学家的思想，其无知之幕的选择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奈特的经济学思想的影响3，后面又跟阿罗、阿马蒂亚森等经济学家有颇多接触，一起开课。

从文本上看，他一度把正义理论看作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2（13）。

然而，上述三种思想根源有着不同的人性设定。

罗尔斯最明确地接受的是休谟的人性设定，这体现在他对正义环境的讨论之中。

罗尔斯对正义环境有这样的理解，“正义的环境可以被描述为这样的一种正常条件：在那里，人类的合作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2（97）。

罗尔斯把正义的环境分为两个部分，正义的客观环境和正义的主观环境。

正义的客观环境包括有关人的说明和物的说明。

人的说明主要是一方面人们有相差不多的生理能力与精神能力，另一方面是人的软弱性。

关于物方面的说明则是指人类能够获得的自然资源既不是极度稀缺，也不是极度丰富的。

正义的主观环境主要是有关人的。

这里罗尔斯强调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人们有大致相近的需要和利益，由此有利合作是可能的。

第二个则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计划，这样他们有着不同的目的和目标，造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的冲突要求。

第三个则是指人们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还有着自私和疏忽。

2（98）罗尔斯认为他对正义环境的这种看法只是对休谟正义环境论说的详尽说明，但休谟在正义环境中对于人性的根本看法就是人有着有限的利他心。

此外，罗尔斯的证成方法使得这种现实人性的影响无处不在。

罗尔斯认为，“一种正义观不可能从原则的自明前提或条件中演绎出来，相反，它的证明是一种许多相法互相印证和支持，是所有观念都融为一种前后一致的体系”2（17）。

不仅如此，“我们的论证要从广泛接受的前提开始，达到比较具体的结论。

每个预设都应然本身是自然的和看来有道理的，其中一些可能会显得乏味和琐碎”2（15）。

这里所说的广泛接受和最弱的前提，也就是我们日常的意义上说根深蒂固的道德直觉，而这种道德直觉显然又植根于现实人性。

由此，在罗尔斯的整个理论框架中，现实人性的影响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

不过相对于休谟来说，罗尔斯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他在客观环境中对人能力大致相近的认识实际上是霍布斯强调的；第二，他没有像休谟那么注重强调的人的动机能力，尤其是不大强调人的利他心。

这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价值多元主义事实的影响使得罗尔斯认为：圣徒、英雄的理想能够像别的利益一样不可调和，且有可能是冲突的，追求这样的理想越是坚定，其引发的冲突就可能越是悲剧。

2（99-100）第二是他的证成方法要求他从尽可能弱的前提出发，他显然认为自利心假设比利他人性假设要弱，从而更有说服力。

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使得罗尔斯在论证时更多地强调的是另一种人性设定，也就是他对原初状态中的人性设定。

这里罗尔斯交待得非常清楚：原初状态中各方是相互冷淡的，他们不愿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2（11）。

人们不关心其他人的利益，由此既没有妒忌心，也没有助人为乐的精神，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这实际上就是经济人的设定。

从表面上看，这个设定似乎一直在起作用。

罗尔斯在说明人们在无知之幕背后如何选择时，其基本的做法是最大化人们的个人利益，其根本的证成方式也是：这样选择是对你最有益的。

然而，除了上面两种明显的人性设定外，罗尔斯受到康德的影响还隐含第三种人性设定：人们有着充足的利他心。

尽管相对于康德来说，罗尔斯的立场要温和得多，但他有时候还是不知不觉地坚持道德的纯粹与高贵，绝不妥协。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

……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德性，真理与正义是绝不妥协的”2（3-4）。

此外，罗尔斯两阶段论证设定也使得他要接受人的充足利他心设定。

正义理论构造的“第一个阶段是原初状态中对正义原则的选择，第二个阶段是论证由所选择的正义原则所支配的“组织有序的社会”是否能够建立起来。

”这里就就要求有这样一种动机设定：人们一旦知道是某些原则是正义的，那么就能形成充足的义务动机。

而在第一个阶段选择正义原则时，罗尔斯认为，我们应该把天赋与才情看作是共同资产2（78-79），要求我们利用自己的天赋为所有人服务。

这显然要否定“自我所有权”，而显然就要求人们有充足的利他心，否则我们不可能培养出相应的正义感，从而自愿地履行高要求的道德义务。

由于上述三重人性观实际上都体现于罗尔斯的理论建构中，由此使得罗尔斯的整个体系中充斥着各种含糊与张力。

比如，柯恩对差别原则最重要的批判就是认为差别原则背后蕴含着不一致的动机预设。

不过，这里的重点是试图分析，这三重不同的人性设定是缘于什么共存的。

由此，本文的一个目的在于希望理解罗尔斯的“公平正义”时能够注意其背后的动机设定，考虑不同的人性设定对于正义原则会有何种潜在的影响。

二诊断：三重动机设定并存的缘由无疑，上述的分析如果正确，那么就存在一个很令人困惑的现象：罗尔斯几乎整个学术生涯都奉献给了其正义理论，他为什么无法发现其理论有多重动机设定呢？这里试图解释这个现象，对罗尔斯忽略动机设定的可能性提出几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这种忽略缘于罗尔斯在道德预设上的两个混淆。

公平正义中最重要的一个设定是原初状态中的无知之幕。

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无知之幕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我们从各自特殊的立场去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原则，保证在正义原则的选择上，人们不会因为社会偶然性与自然偶然性得益或受损。

因为“各方不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讨价还价基础。

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他的天赋，因此没有人能够修改原则以特别适合他们自己的利益”2（108）。

换言之，无知之幕是保证在选择原则时做到不偏不倚，而这种“不偏不倚性”是极具直观合理性的道德要求。

然而，罗尔斯在表述时，不经意地把“原则的选择（choice of principles）”（即选择原则的方式）混淆为“被选择的原则（principles choosen）”（即指原则的内容本身）。

“在选择原则时任何人都不应当因天赋或社会背景的关系而得益或受损看来就是合理和能够普遍接受的条件了。

而不允许把原则剪裁得适合于个人的特殊情形看来也是能得到广泛同意的。

我们还应该进一步保证被采用的原则不受到特殊的爱好、志趣及个人善观念的影响。

”[1]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句话明显说的是“原则的选择方式”，而第三句话则是“被采用（也就是被选择）的原则本身了。

一般而言，原则的选择方式不能受到各种自然和社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这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不偏不倚的要求，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然而，被选择的原则本身也不能受到自然与社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强的实质性要求，实际上否定了自我所有权（因为天赋、长相等都是偶然性的），因此是极有争议的。

这两者要被人们接受，显然要求极为不同的人性基础，但因为有这种混淆，所以罗尔斯就不会特别注意到动机设定的问题。

与此混淆相对应的另一个混淆，同样使得罗尔斯不大会去关注动机设定问题。

这就是罗尔斯对“反应得（anti-desert）理论”理解上的混淆。

无知之幕预设的“反应得（anti-desert）”理论实际上有“不应得（un-desert）”与“非应得（non-desert）”两种理解，由此带来的后果很不一样。

“非应得”理解认为，在（根据其他的道德理由）确立制度之前，我们每个人并没有道德或非道德的应得（moral or non-moral desert），可以用它作为分配权利与义务的根据。

也就是说，在根本意义上，正义分配与人们的应得是不相关的。

“不应得”理解下的“反应得”理论仍然是一种应得理论，只是与以前的“应得正义观”相反，认为我们从各种自然偶然性与社会偶然性的所获是我们不应得的，需要大家平分，实际上就是接受运气平等主义。

非常明显，“反应得”的两种理解实际上要被人们接受，其背后的动机要求也是很不一样的，但罗尔斯并没有明确区分两种理解，由此就不会注意到两者背后的不同动机。

[2]第二个看法则是这种忽略与罗尔斯证成方法上的混淆相关。

按道理来说，上面的混淆本来可以在罗尔斯的证成方法那里遇阻，因为罗尔斯采用的是融贯论，要纳入的预设应该是最广为人接受的、最弱的前提，也是争议最少的前提。

然而，运气平等主义实际上蕴含自我所有权的否定[3]，而自我所有权的否定显然是很有争议的。

甚至柯恩都承认，自我所有权的预设是极强的，至少不比平等理论的预设差。

4由此运气平等主义的预设应该难以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