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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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
1抑郁障碍的概念
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可由各种原因引起,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
且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临床表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
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
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抑郁障碍主要包括:抑郁症、恶劣心境、心因性抑郁症、脑或躯体疾病患者伴发抑郁、精神活性物
质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伴发抑郁、精神病后抑郁等。
抑郁症至少有10%的患者可出现躁狂发作,此时应诊断为双相障碍。
2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及防治现状
2.1国际抑郁障碍流行病学
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已有大量报道,由于抑郁症诊断概念及分类上的意见分歧,特别是早期的
研究未将单相抑郁症和双相障碍分开,故所报道的患病率和发病率数字相差甚远。1984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所(NIH)在其建立的流行病学调查地区(epidemiologic catchmentarea,ECA)进行调查,发现抑郁症的
终生患病率为4.9%,恶劣心境为3.3%(Regier,1988)。1994年的另一项调查表明,抑郁症的终生患病
率为17.1%,(其中男性为12.7%,女性为21.3%),恶劣心境为6%(Kessler,1998)。世界卫生组织
(WHO,1993)的一项以15个城市为中心的全球性合作研究,调查综合医院就诊者中的心理障碍,发现患抑
郁症和恶劣心境者达12.5%。在1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黎巴嫩、韩国、中国台湾等)的对
38 000个体的社区调查,发现各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相差悬殊,中国台湾仅为1.5%,而黎巴嫩高达
19.0%;年发病率在中国台湾为0.8%,美国新泽西则为5.8%(Myra,1996)。
2.2我国(包括台湾及香港)抑郁障碍流行病学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精神病学界对心境障碍的诊断概念狭窄,诊断率过低。由于ICD-9及DSM-
Ⅲ的问世,修订了心境障碍的诊断标准,我国精神病学界对心境障碍的诊断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国内
调查也显示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
WHO(1993)的多中心全球合作研究中,上海调查表明,在综合医院内科门诊的抑郁症患病率为4.0%,
恶劣心境为0.6%。
台湾、香港等地华人的抑郁症患病率也较低,台湾人群中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为1.5%(Myra,1996),
远低于其他亚洲地区(韩国2倍于台湾地区)。在对中国台湾老年抑郁症患者的23项横切面的流行病学调
查资料的综合分析显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 3.86%,农村的抑郁症发病危险率为5.07%,高于城市的2.61
%,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患病率(Chen,1999)。
2.3我国抑郁障碍防治现状和任务
2.3.1抑郁障碍对患者(生活质量)及社会的影响
抑郁障碍可显著影响个体的心身健康、社会交往、职业能力及躯体活动。抑郁障碍患者与无抑郁障
碍者相比,前者对自身总体健康状况的评价较低,躯体功能受限程度严重。评估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的
两项为期16年的随访研究显示,有25%和11%的患者存在躯体及社会功能的减退。抑郁障碍相关的心
理社会功能损害包括:不能上班,工作能力下降、婚姻不和谐以及亲子关系问题等。
最重要的是,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自伤、甚至杀害亲人的危险性增高,2/3抑郁症患者曾有自杀
想法与行为,15%~25%抑郁症患者最终自杀成功。自杀在青年及老年人中发生率较高,认为可能与酒
精和药物滥用率的增加有关。目前研究证实,自杀死亡者中90%~93%患者死前至少符合一种或多种精
神障碍的诊断,其中主要是抑郁症,占全部自杀患者的50%~70%。美国的资料显示,抑郁症人群中的
年自杀率为83.3/10万,它是一般人群自杀率(11.2/10万)的8倍,中国的年自杀率已达22.2/10万
(1993年),并且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4倍,尤其是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达40~55/10万,其中相
当部分系抑郁障碍所致。国内最近的一项研究,对571例自杀死亡者做心理解剖,发现63%有精神疾病,
40%为抑郁症(Dhillips,2002)。
2.3.2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
WHO(1993)的全球疾病负担(GBD)的合作研究,分析了1990年、并预测了2020年各国的疾病负担。
发现1990年全球疾病负担的前5位排序为:下呼吸道感染、围产期疾病、腹泻、AIDS、抑郁症,抑郁症
列第5位;而在15~44岁年龄组的前10位疾病中,有5项为神经精神疾病(抑郁症、自杀与自伤、双相
障碍、精神分裂症和酒/药物依赖)。全球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中抑郁症、自杀分别为17.3%、15.9%,
高居榜首;抑郁症占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的4.2,抑郁症和自杀占5.9,提示抑郁症、自杀/自伤是精
神障碍中导致疾病负担损失最大的问题,应予以重视。研究还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
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预测从1990年至2020年中国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将从14.2%增至15.5%,加上
自杀与自伤,将从18.1%升至20.2%,占全部疾病负担的l/5。精神障碍与自杀所占疾病负担将名列第
1、2位(20.2%),而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分列第3~5位。抑郁症、自杀与自伤,以
及老年痴呆的疾病负担明显增加,而抑郁症仍是精神疾病负担中的最主要问题(1990年为44%,预测2020
年将为47%)。
抑郁障碍具有高发病、高复发、高致残的特点,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年抑郁障碍
给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令人咋舌。美国(1994)总的健康费用中4%用于治疗抑郁障碍,高达430亿美元;
其中仅90亿美元(28%)是直接医疗费用,其余340亿美元则是因患者致病或致残后所造成的各种损失。
Kir培及Sorensen(1993)在英国所调查的结果显示,抑郁障碍所带来的间接损失高达30亿英镑,占总经
济损失的88%.;而直接治疗的花费,如住院费、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的就诊费用及家庭看护费等,只是
其中极少的一部分。
2.3.3我们面临的任务
近年来,抑郁障碍已成为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抑郁障碍如给予及时恰当的治疗,则能提高临
床治愈率,但目前诊治的情况不容乐观,对抑郁障碍的总体识别率较低,尤其是在综合医院。WHO的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