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的法学作品及其学术观念
苏力本土资源读后感

读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苏力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抛却苏力论述的具体内容,此书的意义极大表达在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上。
正如苏力所言“如果可能,我倒是希望读者能更多地注意这些文章的角度、思路、方法或论证方式;注意文章对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的利用,对那些人人都知道而传统法学往往视而不见的、现实的人和事的关注和分析,对于我们的日常切身经验的提炼和感悟。
”我们从中体会到苏力先生对于我国法学理论发展的期望,什么是你——中国——的奉献?1.开放的思维。
苏力整篇看似是处在矛盾之中难以取舍,实际上正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提出问题,矛盾双方,通过一种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
而不是为了结论而结论,为了法治而法治,为了严格体系而严格。
2.反思的。
任何科学的都是可证伪的,我们要对自己的研究发现抱着一种反思的态度,既勇于坚持又做好接受更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新证据。
"因为与现实相比,任何理论学术都会黯然失色,都不过是一种解说,而且永远不会是最后的解说,”一些人为苏力贴上“苏力=本土资源=反对法律移植=保守派”的标签攻击他为人治辩护是武断的,我们应该从反思的角度理解苏力在当时社会对法治现代化方案主流应然提出疑问和反思的现实价值。
3.实证的。
苏力根植于社会发展实际,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论述法律,运用“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反思理论的理想模式,不求学理上的严格论证,但求说明现实问题。
现实是一切问题的回归点。
4.研究方法。
a苏力提出了从文学艺术作品研究法律和社会,b从个案寻找创新观点而非只为证明已知,c脱离纯粹法理哲学注重学科交叉研究,【引】法学学习不能局限于法条、纯粹法律标准,法学不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学科,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撑,才能深谙。
d主张法学工作者保持冷静不一味以政治哲学或社会热点作为学术热点。
e法学论文写作的标准化,主要是引文标准化从最狭义的范围来看,通过关注引文后面的相关内容,我们至少可以更好的理解与把握作者的思考过程、相关的观点以及整个理论体系。
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_评苏力_送法下乡_

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下乡》赵晓力《送法下乡》与“文字下乡”一、 《送法下乡》这个书名,总让人想起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讨论过的“文字下乡”。
的确,苏力在书中也引用过费先生的这篇文章。
在讨论一桩偏远山村发生的“卖牛案”为什么没有文字证据的时候,苏力引述了费孝通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给出的理由:“文字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进行跨时空的交流”,而在乡土社会中,绝大部分交流都是面对面进行的,“卖牛案”中原被告双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从一开始到涉讼前前后后一共9年时间里,围绕那头牛有一系列安排与交易,但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化记录材料作为司法的支撑”(苏力,2000:224)。
费先生在他的经典论述中,从空间阻隔和时间阻隔两方面考察了文字的功能。
不能当面讲话的时候,才需要文字来代替,乡土社会从空间上来讲是面对面亲密接触的社会,从时间上来讲是今天与明天、这一代与下一代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的社会,用不着文字来补充记忆力的不足,这样的社会当然没有文字的需要。
“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
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
因为这个缘故,费孝通对文字下乡的看法是:“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费孝通,1998:22-23)。
50多年过去了,费先生所描述的乡土社会的特色,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还保留着,但文字早已下乡;不但下乡,而且在乡下建立了自己的再生产机制,比如一所所乡村小学、中学。
除了文字,本来是产于庙堂、城市的许许多多东西,也都纷纷下了乡,比如科技、文化、卫生,比如革命、运动、知识青年,比如广播、电影、电视。
有的下来了又走了,有的812书 评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下来了再也没有回去。
法律是比较晚下来的,但现在似乎也不走了,不但有时令性的“普法”运动来刷几条标语,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比如派出所、法庭、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养下一大帮人员,比如公安、法官、司法助理员,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基层司法”的制度、技术、知识、人员,而这,正是苏力这本书研究的对象。
读苏力先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有感(精)

读苏力先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有感摘要苏力先生在其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陈述了许多关于变法、法治、司法问题、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等方面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苏力先生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
许多观点不仅在后来的法学教育、法制建设以及司法改革中得到了落实与完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给予了很多法律人与法律爱好者很大启发。
即便对于十五年之后的现在来说,“仍然没有过时”①。
对于我这个法学学生来说,这本书对我的启发无疑是巨大,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关键词法治本土资源法律移植法律规避苏力反思了我国法制建设、司法问题研究以及法学研究的问题,同时提出在法制建设当中要利用本土资源以更好地推进法治特别是农村的法治。
一、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自清末变法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是由国家强制力移植他国的法律而推进的。
通过这种“拿来主义”的方式,我们可以很快地建立一个相对健全而又现代的法律体系。
苏力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②。
苏力对于这种“变法”模式提出质疑与反思,他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③。
法治发展的方向和方法显然不是通过一味地法律移植而是应该注重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欧美国家法治的发展都是与其自身的资源息息相关,而不是凭空得出的结果。
即便是日本这样的西化比较彻底的东方国家,其法律的社会运作也是植根本土。
如一些日本法学家所指出的,日本法律是一种“没有现代化的现代化”、是“另一种现代”。
④苏力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本土资源,可以明确的是本土资源肯定不是那些“弘扬中国传统”的学者从中国传统或社会中强行附和的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因素”。
根据我的理解,苏力指的是应当是在中国传统或社会中所逐①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月修订版,2004,“新版自序”。
②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月修订版,2004,页4。
法学生必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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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生必读书籍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本书最大的价值当在法学“启蒙”。
它会告诉我们在观察法律现象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进路,以及,如何揭示常识、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
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读完此书,会感觉法律原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
2.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写得精彩,译得也精彩。
探索法律背后的精神,支撑法律的东西。
“没有信仰,法律它将形同虚设”。
在中国既有的法律传统被打破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寻找新的在法律下生活的传统?当然,读此书时,不要片面追求其中精彩的语句,更要注重起分析的思路和线索。
3.刘瑜:《民主的细节》这本书是众多学者推荐的书,是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
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我一直喜欢读刘瑜的文字,她的生动是智慧的生动。
在洞察力和解析能力的背后,是一个充满灵气和悟性的独立思想者。
我总是读完一篇就在等着她的下一篇文章出来。
——林达今日中国的公共讨论常见一种病理化的倾向,总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大而无当地浮游表层,夹缠不清,难以寸进。
所以刘瑜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她替这些苍白的名词补回了该有的细节和血肉,有专业学养的根基,又有平近亲和的故事。
她的评论正是这时代最需要的营养剂。
——梁文道我喜欢刘瑜的评论,她讲求事实与论据,不轻易选择左中右的某一方立场,对群众和权力,少数与多数都保持警惕和观察,避免简单的是非判断,避免振臂一呼的冲动,避免智力上的懒惰。
有这样的理性,才有负责任的时评。
——柴静4.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二》以信件的形式,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开始,用一连串的故事,层层铺排出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深刻地了解美国是如何在自身的制度系统中,通过“平衡和制约”去实施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思修读书报告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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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哪些制度的确是有着“纯洁而崇高的起源”呢?这样的例子本文中并没有举出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从占我国大多数人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社会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将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国的各项制度依然存在需要改革与完善的地方。由于起步晚、地区发展不均衡等原因,中国农村的司法现状仍有待改善。随着中国整体的社会转型,中国农村对法治和司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包括对司法知识和技术、对法官的特殊需求。中国的法治应当兼顾城市人口以及农村和底层人民的司法需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喜欢这篇文章,是因为作者的观点比我们普通人更加深入、透彻,并且他逐步地、由浅入深地阐释他的观点,从而不断地引导读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作者关注社会现实与热点,并对其深入剖析,容易引发读者共鸣与联想。从英国王妃身上,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今中国的演艺圈、娱乐圈。很多明星通过媒体的炒作赚取名利,但反过来,他们的私事又不断地被曝光,隐私权受到侵犯。这些例子能够使我们更加看清楚当今社会的面貌与内在。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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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道,非常道——《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书笔记《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苏力教授的代表作之一,表现了苏力教授对现代中国的法律发展、法治之路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刻思想。
全书分为三编,分别是变法与法治、司法问题研究与法学研究的规范化。
本文也将依据原著分为三部分并在最后做出总结与思考。
一、变法与法治苏力教授在全书的第一编便提出了他在全书中最主要的观点之一,不能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而应注重中国的本土资源。
书中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的特殊时期,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尚不成熟,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也尚未建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变革也势必导致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革。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定要求和引起法律及习惯的变化,最终要求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的法制改革困难重重,法治建设之路也变得无比艰难但却势在必行。
当时有许多学者的主张是借鉴西方的法治建设经验,加快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以推动我国的法治发展。
这一学说在中国其实并非这一时期才提出的新学说,而是从中国迈入近代以后建设法律制度的主流学说以及主要做法。
但苏力教授在书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弊端并提出了另一种更好更适合的方法——借助和利用中国本土的传统及习惯。
苏力教授指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治,而是一种从总体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交换发生和发展、促进财富配置最优化的规则和制度。
西方的法律制度,往往是依据其本国的传统及习惯,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修改优化而来。
而自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制度的变迁,大多是“变法”,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这样的法律制定颁布后,由于与中国人的习惯背离较大或没有习惯惯例的辅助,而不易甚至根本不被人们所接受,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近代的法律现代化的努力总是失败的,很少成功。
而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过去,在现代中国的社会中一样存在。
作者以两部电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为例向我们论证了这一点。
法学专业必读法律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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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必读法律名著学法律的人应该博学广记,阅历丰富,知识面广泛。
以下是法学专业必读法律名著,欢迎阅读。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阅读秩序》、《送法下乡》][简介] 本书最大的价值当在法学“启蒙”。
它会告诉你我们在观察法律现象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进路,以及,如何揭示常识、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
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读完此书,会感觉法律原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
后面的《送法下乡》一书可以说是第一本书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运用,更加充实和饱满,虽然我还是觉得其《本土资源》一书最为重要。
2.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简介] 作为一本哲学知识和流派介绍的通俗读本,该书不仅可以把读者引入一片新的哲学天地,更重要的是,该书在开辟和拓宽学生的问题域上,特别在怎样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上,有着相当的帮助。
如何提问、提什么样的问题,这是大学期间一直要注意训练的能力,它在很多时候比具体的知识要重要得多。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简介] 今天我们离费先生写作此书的年代已经相去六七十年,但费先生于书中所做的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对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那样的切中肯綮;费先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文章风骨,我们今天仍然还差之甚远。
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反思:法学的知识贡献在哪里?4.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简介] 透视中国社会实际运行的游戏规则。
为什么在我们的正式制度外,还会有一套更为适用的潜在的规则?作者从历史中的故事投射到当今的现实。
我们可以从中反思:法律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条件上什么?法律的道德善恶与实际的利害格局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在自我欺骗的冰山上生存,还是在苦涩的反省中奋起?5.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黄金时代》][简介]这是一本清醒的书、理性的书、幽默的书和智慧的书。
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洞察,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人文关怀。
读苏力《复仇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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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力《复仇与法律》复仇在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都曾普遍且长期存在。
苏力教授在本文中论证了复仇制度的存在衰落与法律的产生发展的某种内在关联。
苏力教授从个体之间的复仇、群体之间的复仇以及作为制度的复仇的叙述线路来展现社会科学视野中的复仇制度的变迁;以赵氏孤儿这个具有典型个案来展现复仇制度的历史。
苏力通过“细致的分析、严密的逻辑、西方话语的巧妙运用,语言表达的哲理性使使其观点具有相当的穿透力”1一、描述文中苏力首先从个体角度论证复仇制度,个体角度又分为两个角度,即个体生物性的角度和社会性的角度。
从个体的生物性角度来说,苏力提出,当人们受到侵犯时自然的具有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这种报复性反应,是生物学上的一种正常现象,而有了理智的参与之后,报复变为复仇。
同时正是通过这种报复本能才使得在适者生存的生物竞争中存留下来。
一旦所有个体都具备了报复本能,就创造了一种和平的可能性。
从个体的社会性上来说,复仇具有社会性,即有理智的参与,社会文化在复仇中发挥了作用。
复仇具有一种特定的功能满足社会当时的需要。
从复仇形式上来说,社会性的复仇一方面使复仇更为惨烈残酷,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在复仇的威胁下格外理智、谨慎,在这个意义上也推动了文明和文化的发展。
苏力又从群体性的角度来阐释群体的存在使得复仇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并从几方面说明了群体中的个人比非群体中的个人更容易受到复仇的伤害。
接下来苏力论证了为了保护在群体生活中更易受侵犯的个体采取的两种对策:“斩草除根”和“和平”。
苏力从制度化的复仇即把复仇作为一种文化、制度来阐释,即“当作为文化的复仇出现后,其本身就是对报复本能的一种限制和制约;复仇需要制度化,需要成为一种义务”,并论证了门人食客制度作为辅助性的复仇制度是复仇制度的极端细致化和精致化。
最后苏力从成本分析、国家控制等角度分析了随着公权力的兴起而导致复仇的衰落和消亡二、反思从个案选取的角度来说,从一个独立的个案来透视制度的变迁是一种人类学方法,文中苏力通过从个别到一半、从事实到结论的论证通过严密细致的逻辑分析使得关于复仇的分析更具有说服力,也使得分析结果更具有可接受性。
由苏力之《法条主义、民意和难办案件》谈法律法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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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力之《法条主义、民意和难办案件》谈法律法学方法其实要谈苏力在《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中运用的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苏李老师自己就表示,凡为大家者,一般是很少谈到方法,其方法总是在事后总结出来的。
如柏拉图等。
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反对方法》,认为研究方法是很愚蠢的。
方法,不可能脱离实体问题而存在。
很多东西不是通过一个什么方法而学到的,而是通过看上去很笨的方式,通过训练得到的。
苏力老师表示,学术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自身,为了增强人的能力。
学会把握、理解,以及在适当条件下的控制和改造。
为了学术而学术在终极的意义上是不存在的。
法学研究总体上也是如此。
但是,法学是一个保守性的学科,很多情况下是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常规性的问题。
是把一定的理论、概念等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苏力老师,在《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一文中,主要谈的是法官审判决策的实证理论以及国审判行为的理解。
重点由许霆案提出了中国审判改革的思路,“一审法院判决严格依法,判决发布后,引发社会关注,也激发了上级法院的关注,在社会和法律共同体的争论中逐渐形成了关于此案的法律和道德共识,浮现了处理此案的较好法律方案;二审法院则应该主地主动吸纳、运用在社会和法学界讨论中形成的共识、相关思路和必要信息,使重审判决建立在一个凝聚了足够社会共识和学术共识的基础上,最后通过必要的司法程序加以确认。
这一过程是吸纳民意的过程,却不是简单地对民意的妥协。
它既是各级法院和法官不断从民意中吸纳相关信息作出合理判断(以及规则调整和创制)的过程,因此也一定需要而且更可能有效运用和整合教义分析和法律技能”,依附苏力老师的观点,我国的法律界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法官当然应该依法办事,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处理难办案件或立法出现空白时,我们的法官特别是高层次法院的法官不能做鸵鸟。
除了法律条款外,还必须考虑系统性后果,即对国家,对社会,对整个司法制度的后果,这就是波斯纳在书中所谓的偶尔性立法法官在必须判决中加入的“政治性”思考。
法律毕业论文苏力的本土化的法律与文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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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的本土化的法律与文学的论文“法和诗诞生于同一张温床。
……的确,两者的起源都是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一: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
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把它当做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含有法的因素,正像法中蕴含有诗的因素。
”——雅克布·格林《论法之诗》一、苏力提出“语境论”的缘起所谓“语境论”,按照作者的观点,就是在不脱离当前国情的情况下,系统化、规范化地对各种社会问题予以理解和反思。
那苏力为何要提出“语境论”呢,而且还要以之为做学问研究之根本方法并期在中国学术界推而广之?苏力先生究竟有一种怎样的希冀?基于客观的观察视角与朴素的道理认识,笔者发现,苏力先生是在努力寻求研究法学问题的“尚方宝剑”,是在用自己独立的学术人格与操守在法学界开辟出一条新路,姑且不论其结果如何,但是苏力先生这种敢为人先的学术品质,就已为国界多数学者所敬仰。
作者虽然在美国留学,接受到学术前沿的先进思想,但是始终情系祖国,他一直以来都在探寻中国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他所密切关注的是中国的人和事,他所想解决的问题、改变的现状都是中国化的,正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这个立场上,他才提出“语境化”的研究进路。
由宏观而微观,从抽象到具体,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目光反复移转,才是研究法学问题的根本之策。
苏力提出“语境论”的直接原因,这就要谈到当前(大体指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法学的研究方法,学界共识,那就是对于空理论的讨论往往超出社会现实而存在。
苏力教授在《法律与文学》一书中試图打破这种现状,一方面,他不再过于强调法学概念的研究方法,而是创新性地提出了“语境论”的进路,即社科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研究;另一方面,他以法律与文学为阵地,从中国传统戏剧中汲取素材,抽象出法学问题并加以验证,从而与第一方面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互动,这种良性的互动在“语境论”的平台之上尽情演绎着苏力先生的智慧,对此笔者钟情不已。
二、“语境论”之路如何走所谓语境论的进路,是指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力求语境化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
苏力法理学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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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法理学讲义苏力法理学是法律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源自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蕴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法学体系。
苏力法理学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注重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为中心,强调法律的人文关怀,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幸福。
苏力法理学的基本要义在于“苏”,即以人为本。
在苏力法理学中,人被视为法律的主体和核心,法律的制定、实施和适用都应当以人的利益和权利为依归。
苏力法理学强调法律应当服务于人类的需要和幸福,而不是简单的规则和条文。
在法律实践中,应当注重对人的尊重和保护,促进人的自由和平等,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苏力法理学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力”,即法律的权威和力量。
苏力法理学认为,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因此,法律的权威和力量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法律应当得到全社会的遵守和执行。
同时,苏力法理学也主张法律应当灵活适用,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的变化,保持法律的活力和生命力。
苏力法理学强调法律的内在价值和道德精神。
在苏力法理学看来,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和制度,更应当是一种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表达。
法律应当体现社会公德和道德规范,引导人们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规范,促进社会和谐和进步。
因此,苏力法理学主张法律应当具有道德感召力和社会责任感,引导人们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总之,苏力法理学是一种融合了哲学思想和法律实践的法学体系,它强调以人为本,注重法律的人文关怀,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幸福。
苏力法理学的理念和精神对于推动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
希望通过对苏力法理学的深入理解和传承,能够更好地推动法律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
走进现实的法律生活——评《送法下乡》

走进现实的法律生活——评《送法下乡》本文认为,苏力的《送法下乡》在已有的法学知识谱系中,细致地运用学术策略,将被忽略的依存于中国基层司法运作中的另类法学知识予以凸现。
另类的法学知识,不仅是新型的,而且是“中国化”的,因为,这种知识是在中国的“基层”具体事物关系以及具体生活需要中生发的。
作者指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具体事物关系和需要中的法学知识加以提升,不仅是法学知识的重新解放,而且是法学学术的有益增进。
作者研讨了《送法下乡》的叙事方式、叙事角色定位以及其中的学术意义,从中说明了《送法下乡》已经暗示的法学研究新思路。
此外,作者分析了《送法下乡》可能存在的问题,指出针对中国基层司法制度而言,它也许不能成功地解释其中的某些问题。
关键词:基层司法、法学知识、叙事角色、微观事物关系作者刘星,1958年生,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送法下乡》是法学学者苏力的新作[①]。
这部著作,深入研究了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运作和“故事”。
坦率地讲,评论《送法下乡》是十分困难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当仔细通读全书并且仔细疏通其中的逻辑线路的时候,读者容易发现,书中的叙事结构以及思考脉络,已是极为清晰和连贯,任何在有限狭小的文本空间中做出的评论都有可能陷入“破坏性”的论说位置。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评论产出”是学术经济不断运作的重要环节,如果我们认为任何学术文本不应也不可能终结知识的滋生与更新,那么,破坏性的(这里自然包括批评式的“破坏”和赞誉式的“破坏”)评论,依然是可以具有正当性的。
在本文中,我的目的正如通常的学术评论一样,试图从事一种在知识谱系中进行定位的工作。
我将分析,《送法下乡》在当下中国法学语境中开辟了何种重要的研究路径,展现了何种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及其所具有的法学知识增长点究竟在哪里[②]。
此外,我将分析,如果《送法下乡》是有问题的,那么,其问题在总体意义上是一类怎样的问题。
一《送法下乡》关注的对象是中国基层司法制度。
苏力: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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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一书是近年来波斯纳继《法官如何思考》和《司法反思录》之后,对美国司法制度特点、弊端以及可能的改革与完善思考的第三本著作。
这三本书构成了波斯纳有关当代美国司法制度研究的三部曲;会同他的其他有关司法和法官行为的著作,将大大丰富学人对于美国联邦司法体制的社会科学的理解。
其中重要的还不只是波斯纳作为联邦上诉法官参与性观察的司法视角,而且还有他作为司法管理者——他曾有七年担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的首席法官,同时,法官还必须管理自己的法官助理和秘书——的视角,以及他作为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者的视角。
而这三者的混合会带来独一无二的,因此是无可替代的,理解和平衡。
在我看来,这部著作集中关注的最重要的且与中国当下经验有关的问题是,既然美国司法有一些显然的甚至众所周知的制度弱点和缺点,为什么美国法学界提不出有效或恰当,甚或相关的改革建议。
事实上,美国顶尖法学院的学者们根本就不关心司法制度的这类问题,而常常更关心大而无当的宪法理论。
波斯纳的回答就是该书的题目:在今天的美国,司法界与法学界太“各行其是”了。
这两个曾经休戚相关、相互依赖的行当如今渐行渐远,很难理解对方,也很难听懂对方了。
波斯纳具体分析了司法界和法学界的这种隔膜发生的原因和后果。
针对这些问题,他也提出了一些并不高大上的、务实可行的改革建议。
即便如此,我的预判是:很难落实,很难生效,很难真正沟通两者。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年曾高度依赖法官司法实践的法学研究者如今有了自己新的学术受众,有了一个新的学术消费市场,不限于,但往往就是,在法学人的圈子之间。
法学人的学术事实上已不大依赖法官的司法实践了,自然也就不大在意法官和司法的体制性需求了。
为什么会与中国当下有关——甚至相当贴切——呢?因为当今中国的法学同样未能,甚至基本无法,为中国法院系统的改革和发展——而不是作为个体的法官——提供急需的知识。
尽管总体说来,中国的法官和法院还很愿意(或是装作很愿意?)倾听法学人的声音,也经常召集各种专题会议,听取一些法学人的改革建议;而另一方面,许多入世的或预备“入仕”的中国法学人看上去也很关心法院和法官,时常评论一些热点案件或事件,重复着司法/法官独立、程序正义、法官职业化专业化以及其他一些不可能更加正确的法治意识形态。
我喜欢的10本书——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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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的10种书朱苏力一个人喜欢的书是变动的,也应当变动,没有变动意味着人没长进。
我曾经喜欢过文学,尤其是新诗,例如李瑛和艾青的诗,甚至至今喜欢。
李瑛写的军人生活和情感不仅伴随了我的军人生涯,而且他对看似无奇的生活的观察力、文学想象力和表现力,善于从小中见大,以及清雄的文词,对于我今天的学术研究都有一种“习性”的养成作用。
艾青的开阔、雄浑和壮烈对我的学术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到法学学术著作,对我影响大的中国人的著作主要来自法学之外,主要是有关问题和方法的著作。
有:1.《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发现,在我看来,是任何一个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绕不过去的。
集中在三点,首先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解决其问题必须考虑的知识和制度的特殊性;其次是,中国问题与国际问题的交错,即所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
毛的基本命题是正确的,其意义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尽管犯了许多实践者的错误。
2.《乡土中国》。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小册子以及其他著作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将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都作了学理上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与我们的经验感受非常一致。
这本书是任何一个外国学者都无法写出来的。
必须是对生活有观察力、同时又眼光开阔的中国学者才可能写出来的。
在这种意义上,他的著作是无法替代的。
对我学术影响大的更多是外国学者的著作,主要有圣·奥古斯丁、休谟、马克思、尼采、詹姆斯、维特根斯坦、哈耶克、伽达默尔、福柯和罗蒂。
这些学者并不能归为一类,有些甚至有很多矛盾,但一般说来,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在具体法律制度理解分析上,我最喜欢的是美国法官的一些著作。
除了霍姆斯、卡多佐之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波斯纳。
3.霍姆斯的《普通法》以及散见于各种霍姆斯选集的论文、判例和书信。
霍姆斯是美国法律史上的一个巨人,知识广博,同时文笔很好,有常识,有英美哲人的智慧、机智、敏锐和怀疑主义。
从道德到制度苏力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从道德到制度苏力法律与文学读后感《从道德到制度苏力法律与文学读后感》法律与文学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探讨社会治理和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
文学作品通过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和言语表达来诠释法律背后的道德规范,而法律则通过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来限制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近期,我读到了苏力的《从道德到制度》,这本书让我深刻思考了法律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
首先,苏力在《从道德到制度》中提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他强调,道德并不能完全取代法律的作用,因为道德的约束是不够有效的,而法律则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来强制执行。
苏力通过一系列案例和分析,说明了道德与法律的差异。
在现实生活中,人性的自私和欲望是无法完全被道德规范所遏制的,而法律则可以通过法律规定和强制执行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
因此,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保障社会稳定与公平的重要因素。
其次,苏力也提到了文学在塑造道德观念上的作用。
文学作品可以通过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言行举止来反映和传播人们的道德观念。
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观念,进而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道德准则。
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教育是一种隐性的、间接的影响,它让我们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渗透和理解道德的真谛。
苏力在书中引用了许多文学经典,如《红楼梦》、《悲惨世界》等,以展示文学作品对于道德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尽管法律与文学在道德规范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它们之间并非完全独立。
相反,法律和文学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法律制度的建立往往需要社会共识和道德基础的支持,而文学作品则可以帮助塑造这种共识和基础。
例如,一些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观念被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后,可能会成为法律制度的依据和参考。
另一方面,法律的存在也会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表达产生影响。
在一些特定社会背景下,文学作品可能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约束,限制了作家的表达自由和思想创新。
总结来说,苏力的《从道德到制度》引发了我对法律、文学和道德之间关系的深思。
苏力:《曾经的司法洞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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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曾经的司法洞识》,(原载《读书》2007年第4期)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
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事做这官,不勤不清不慎,易造孽,难欺天。
这是位于中国山西省平遥县,极少数目前仍保留完整的中国古代县衙署进门前的第一副楹联。
与遍布中国各地名胜古迹的诸多楹联相比,它既没有抒发情怀,也没有感叹历史;它文字朴素,直白得甚至令人别扭;它仅仅与传统社会中的打官司直接相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
但二○○三年盛夏,面对这副楹联,想象着它背后的传统中国,对照着正在发生的热火朝天的司法改革,我发现,这不就是一种曾经的司法理论?一社会生活中纠纷难免,解决也有多种办法。
由政府提供司法救济,作为选项之一,无论对于纠纷人还是国家来说都是必须的。
但一个社会却未必有能力提供令人满意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司法服务。
首先,任何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都有限,小农经济的传统中国就更是如此。
没有财力供养一支相对完整的司法专业队伍,司法解决纠纷的能力自然有限。
其次,即使国家有税收财力支持,但由于使用司法的人总是具体的,因此,只要诉讼的个人收益大于个人的成本,诉讼人就会过度并因此是没有效率地使用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司法。
第三,从规范层面上看,即使国家有能力垄断纠纷解决,垄断也会导致社会中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衰落和萎缩,不仅会丧失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竞争以及可能的创新,从而会减少诉讼人的选项,增加其诉讼费用,而且从理论上看也更可能引发司法腐败的增多。
因此,对于传统中国的治理者,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量入为出,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尽可能提供给那些最需要司法服务的人,以争取司法活动的最大绩效,实现在当时财政、技术制约下的最大公正。
这意味着司法必须筛选诉讼人。
上联的主旨就针对了这一问题。
楹联位于诉讼人进入诉讼之门前,不仅明确告知了诉讼人必定支付的成本——“费心费力费钱”,还告知了因诉讼结果不确定而发生的另一种成本——风险成本;而至少某些诉讼人(例如寻仇者)往往容易低估后一种成本。
苏力: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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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定强奸之司法解释的法理和潜在实践后果。
论文论证了这一解释有悖于法理、人情,违背了保护14岁以下少女这一相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政策;从实践上看,这一解释有可能带来不可欲的社会后果,有利于某些特殊群体的犯罪非法行为;从中国当代国家机关的分权惯例和制度权能来看,这一解释有越权违法的嫌疑。
论文的另一部分从这一司法解释的问题切入提出了中司法解释中的公共政策、理论背景及其限度的问题,并对通行的犯罪构成理论提出某种适度的质疑。
]关键词:法定强奸、严格责任、犯罪构成、法律理论。
一.2003年元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03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62次会议通过的题名为《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此解释自2003年1月24日起施行。
[1]这个解释的要点很简单,但正如所有的媒体都关注的,要点在于后半句;因此照录如下:“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介绍说,这个批复能够使刑法的相关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得到更加准确、有力的贯彻执行。
据他说,此前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该负责人说,这一规定体现了对这类主观性强、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行为给予从重处罚的原则。
“长期以来,只要行为人和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就一律以强奸罪从重处罚。
”该负责人指出,刑法的这一规定缺乏“是否明知不满十四周岁”的主观要件,这种“客观归罪”的做法,不符合刑法刑罚适用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该负责人说,新的司法解释体现了刑罚适用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同时还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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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强推:
听闻苏力教授的这本书已经很久了,终于在当当做活动的时候买了并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感觉相当爽快。
我想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苏力的作品,一种广博、一种诗意、一种情怀。
第一,关于广博:庄劲老师曾经在他的推荐书目里面说这本书很擅长用交叉学科的知识去理解和解决法律问题,陈东老师也说苏力相当精通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的知识,甚至“学过了头”,我觉得这本书确实是展示了苏力深厚的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功力,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会看到苏力在关键的时刻引用一些犹如神来之笔的注解,给读者一种相当畅爽的感觉!第二,关于诗意:很多学者都有非常高的文学素养,甚至很多就是出身于文学专业,比如冯象,再比如陈东。
苏力的作品里确实充满了文学气息,比如每篇文章开头的时候都会引用一句古文经典,以至于读者“读到精彩之处,忍不住翻回扉页去看那题记。
”分析案例时也常常引经据典,不仅以法律人也是以文人的态度对现实进行反思,对未来加以思考。
第三,关于情怀:苏力在这本书的自序“什么是你的贡献”中强烈的展示了他将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职责牢牢记在心上,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提醒、自我诘问,是否尽到了自己身处法律行业为中国的法律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职责?在面对中国现实法律问题的困扰时也曾写道“因为我相信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因为我相信历史上太多的偶然性、随机性,虽然不是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结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结果,更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结果。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学术观点尚且不论,光是这一份情怀,恐怕就令很多批评他的学者望尘莫及了吧。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90年代中期苏力关于中国一些具有本土性的法律问题的论文合集。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编论文集的主题是变法与法治,第二编的主题是司法问题研究,第三编的主题是法学研究的规范化。
1):变法与法治。
这一编收集了七篇论文,在这里就挑几篇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篇《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论述的是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形成新的习惯和传统应当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这种资源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第三篇《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法律规避的合理性,并重点就民间法和制定法的关系问题做了阐述;第五篇《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首先论及了马克思韦伯关于“形式理性”法律对于市场经济重要性的相关观点,反驳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种粗暴的口号,认为我们不应该过于重视对社会问题的政治性回应,而是要改造“实质非理性”的法律文化传统,发展“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
2):司法问题研究。
这一遍收集了三篇文章,第一篇《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首先反对我国学界习惯性的从政治学的角度表述司法独立或者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问题,而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阐述法律活动专门化的必然性,强调从社会历史的条件下去看待这个问题,论述了法律活动专业化的利弊,最后认为司法机关不仅应当有所为,也应当有所不为,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第二篇《关于抗辩制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抗辩制与审讯制各自的优劣,
认为我国学界不应该盲目强调引入西方的抗辩制,应该将这一制度的变革放到中国整个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体系的变革中来考察,并为此做出贡献;第三篇《<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则引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和科斯的权利的互相性观点对以上两个极具影响力的案件做了分析,认为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在制度化的权利配置方式中更重要。
3):法学研究的规范化。
这篇收集了六篇文章,有四篇是苏力的书评以及论文评论,包括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走向权利的时代》、却伯《美国宪法》以及季卫东的一篇文章;有一篇讲述的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相关问题与思考,收录在本书的最后;还有一篇则是就学界法学研究规范化的问题做了批评与论述,尤其强调学者在写论文时一定要做好注释,对那些全文无一个注的作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这不仅仅是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与严谨话的问题(这是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要求),更是忽略的好的注释对于读者阅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