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中国好书揭晓

2019年度中国好书揭晓

2020年04月24日 08:30:00

来源：未名读书

在中宣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每年都会主办“中国好书”评

选活动。“中国好书”评选活动的主旨是通过好书推介传递正能量，推动和引导

全民阅读，目标是“为好书寻找读者，为读者寻找好书”。

昨晚，“中国好书”颁奖典礼播出。北大社的《西方博物学文化》有幸荣获“中国好书”。它的颁奖词是：

颁奖词：本书集合二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和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博

物学的发展脉络和十多位西方博物学家的主要观点，勾勒出西方博物学文化的历

史和概貌。该书信息丰富，是一本了解西方博物学文化的入门读物，对中国博物

学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们常说人与自然越走越远，在科技进步名义的引领下导致了许多灾难。那

么不禁要问，现代科技不过300多年，而人类文明至少3000年，那这之前靠什

么生存？

是时候要重启博物学了，以博物的眼光看世界，正如圣雄甘地所说，生活不

仅仅是匆匆赶路（There is more to life than increasing its speed）。

中国古代的茶叶、瓷器、蚕丝、豆腐，都与博物有关，前三者成曾作为国际

贸易的主角，后者也日益被接受。而它们都不导致生态问题。

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学问，体现了人与自然互动中多方面的智慧。

《西方博物学文化》一书依据博物学、科学史、文化史、环境史、思想史等多学科的大量文献，系统地梳理了西方博物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介绍了塞奥弗拉斯特、约翰·雷、林奈、埃莉斯等十多位有典型意义的西方博物学家及相关的博物学文化，内容相当丰富，可谓“干货满满”。

除了丰富的知识之外，《西方博物学文化》一书还希望能够传达出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关心自然、尊重自然、热爱自然。这种理念也是博物学本身所内含的。博物学最初便是起源于古人对大自然的关注，无论何时，博物学都离不开自然。

为什么是博物学？

《西方博物学文化》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好书”，一方面是因为此书的专业品质得到大家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书中关于工业、科技以及生态文明的哲学思辨对当今社会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博物学是人类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所做的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分类等的学问。它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在人类历史的99.9%的时间中，

我们的祖先并非靠最近三百多年才发展起来的科技而过活，而是靠博物学和传统技艺，可见博物学的重要性。

西方博物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大弟子、西方植物学之父塞奥弗拉斯特，前者熟悉动物，后者熟悉植物。师徒两人的博物学坚持自然主义立场，重视经验和日常生活，对自然物进行了清晰描述和分类。

泰奥弗拉斯托斯（希腊语：Θεόφραστος，约前371年－约前287年），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先后受敎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来接替亚里士多德，领导其“逍遥学派”。

中国古代也有着优秀、丰富的博物学文化传统，中华美食、中医药、古代农学、《周易》《诗经》、老庄哲学、唐宋诗词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不包含大量博物内容。

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国，博物学名气很大。著名植物学家、教育学家钱崇澍曾说：“根本的学术者，博物学是也。”

随着西方各门分科之学接连引入中华大地，几乎没人再把那“根本的学术”当真了。不过，1949年之前，高等学校中，博物部、博物系、博物地学部、博物地理系等建制还是有的。

1949年以后，“博物学”三字很少在图书、报刊上出现，各级教育系统中也不再有“博物学”字样的课程。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向纵深发展，“肤浅”、无力的博物学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博物学的其他功能当时不可能受到重视。

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中国高校每年颁发了全球数量最多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华大地又遭遇了各种各样难以对付的环境问题，此时古老的博物学被重新发现。博物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也在21世纪之初，进入学者的视野。

这些人竟是博物学家！

西方博物学家9大佬

成为一名博物学家，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更需要坚持不懈的观察和研究。《西方博物学文化》一书中介绍了数十位优秀的博物学家，其中有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只是没想到他们还是博物学家。

亚里士多德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既然亚里士多德是“行走的百科全书”，那自然也会或多或少了解博物学。事实上，对于博物学，亚里士多德并非浅尝辄止，而是相当精通。他曾写过《动物志》，对许多种动物进行了细致的经验性描述。

他的弟子塞奥弗拉斯特也是一位博物学家。塞奥弗拉斯特的《植物研究》和《植物本原》是两部经典博物学著作，他也被誉为“西方植物学之父”。

弗朗西斯·培根是16到17世纪的重要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博物学研究虽然长期被人所忽视，但却在科学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在《伟大的复兴》中将博物学列入自己的研究计划，并且将其视作新哲学的基础，赋予了很高的地位。

他最为重要的博物学著作《木林集》中，集中体现了他的博物学思想，展示了他在科学研究方法以及更为重要的认识论原则上，同传统观念的决裂和革新，具有重要的科学史意义。

弗朗西斯·培根

世界文学名著《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也是一位博物学家。事实上，梭罗有很多身份，他被认为是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学家、“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

但是在所有这些名声中，梭罗作为博物学家的身份应该是最基本的，这不但是因为他把观察自然当作贯穿一生的基本活动，有着丰富的博物学著述，还因为他的自然思想是他的经济、政治、文学见解的重要出发点。

梭罗的博物学兴趣非常广泛，尤其对植物、鱼类、鸟类有精心的研究。他曾向康科德的农人请教捕捉蜜蜂和黄蜂的技巧，并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如何观察鸟类。

他采集、干燥、标记和分类植物标本，在十年里找到了康科德所在的米德尔塞克斯县境内已知的1200种植物中的 800种。因此，梭罗也被公认为一位优秀的博物学家。

梭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