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中国好书揭晓

2019年度中国好书揭晓
2020年04月24日 08:30:00
来源：未名读书
在中宣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每年都会主办“中国好书”评
选活动。

“中国好书”评选活动的主旨是通过好书推介传递正能量，推动和引导
全民阅读，目标是“为好书寻找读者，为读者寻找好书”。

昨晚，“中国好书”颁奖典礼播出。

北大社的《西方博物学文化》有幸荣获“中国好书”。

它的颁奖词是：
颁奖词：本书集合二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和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博
物学的发展脉络和十多位西方博物学家的主要观点，勾勒出西方博物学文化的历
史和概貌。

该书信息丰富，是一本了解西方博物学文化的入门读物，对中国博物
学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们常说人与自然越走越远，在科技进步名义的引领下导致了许多灾难。

那
么不禁要问，现代科技不过300多年，而人类文明至少3000年，那这之前靠什
么生存？
是时候要重启博物学了，以博物的眼光看世界，正如圣雄甘地所说，生活不
仅仅是匆匆赶路（There is more to life than increasing its speed）。

中国古代的茶叶、瓷器、蚕丝、豆腐，都与博物有关，前三者成曾作为国际
贸易的主角，后者也日益被接受。

而它们都不导致生态问题。

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学问，体现了人与自然互动中多方面的智慧。

《西方博物学文化》一书依据博物学、科学史、文化史、环境史、思想史等多学科的大量文献，系统地梳理了西方博物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介绍了塞奥弗拉斯特、约翰·雷、林奈、埃莉斯等十多位有典型意义的西方博物学家及相关的博物学文化，内容相当丰富，可谓“干货满满”。

除了丰富的知识之外，《西方博物学文化》一书还希望能够传达出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关心自然、尊重自然、热爱自然。

这种理念也是博物学本身所内含的。

博物学最初便是起源于古人对大自然的关注，无论何时，博物学都离不开自然。

为什么是博物学？
《西方博物学文化》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好书”，一方面是因为此书的专业品质得到大家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书中关于工业、科技以及生态文明的哲学思辨对当今社会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博物学是人类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所做的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分类等的学问。

它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

在人类历史的99.9%的时间中，
我们的祖先并非靠最近三百多年才发展起来的科技而过活，而是靠博物学和传统技艺，可见博物学的重要性。

西方博物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大弟子、西方植物学之父塞奥弗拉斯特，前者熟悉动物，后者熟悉植物。

师徒两人的博物学坚持自然主义立场，重视经验和日常生活，对自然物进行了清晰描述和分类。

泰奥弗拉斯托斯（希腊语：Θεόφραστος，约前371年－约前287年），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先后受敎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来接替亚里士多德，领导其“逍遥学派”。

中国古代也有着优秀、丰富的博物学文化传统，中华美食、中医药、古代农学、《周易》《诗经》、老庄哲学、唐宋诗词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不包含大量博物内容。

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国，博物学名气很大。

著名植物学家、教育学家钱崇澍曾说：“根本的学术者，博物学是也。

”
随着西方各门分科之学接连引入中华大地，几乎没人再把那“根本的学术”当真了。

不过，1949年之前，高等学校中，博物部、博物系、博物地学部、博物地理系等建制还是有的。

1949年以后，“博物学”三字很少在图书、报刊上出现，各级教育系统中也不再有“博物学”字样的课程。

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向纵深发展，“肤浅”、无力的博物学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博物学的其他功能当时不可能受到重视。

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中国高校每年颁发了全球数量最多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华大地又遭遇了各种各样难以对付的环境问题，此时古老的博物学被重新发现。

博物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也在21世纪之初，进入学者的视野。

这些人竟是博物学家！
西方博物学家9大佬
成为一名博物学家，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更需要坚持不懈的观察和研究。

《西方博物学文化》一书中介绍了数十位优秀的博物学家，其中有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只是没想到他们还是博物学家。

亚里士多德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既然亚里士多德是“行走的百科全书”，那自然也会或多或少了解博物学。

事实上，对于博物学，亚里士多德并非浅尝辄止，而是相当精通。

他曾写过《动物志》，对许多种动物进行了细致的经验性描述。

他的弟子塞奥弗拉斯特也是一位博物学家。

塞奥弗拉斯特的《植物研究》和《植物本原》是两部经典博物学著作，他也被誉为“西方植物学之父”。

弗朗西斯·培根是16到17世纪的重要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博物学研究虽然长期被人所忽视，但却在科学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在《伟大的复兴》中将博物学列入自己的研究计划，并且将其视作新哲学的基础，赋予了很高的地位。

他最为重要的博物学著作《木林集》中，集中体现了他的博物学思想，展示了他在科学研究方法以及更为重要的认识论原则上，同传统观念的决裂和革新，具有重要的科学史意义。

弗朗西斯·培根
世界文学名著《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也是一位博物学家。

事实上，梭罗有很多身份，他被认为是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学家、“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

但是在所有这些名声中，梭罗作为博物学家的身份应该是最基本的，这不但是因为他把观察自然当作贯穿一生的基本活动，有着丰富的博物学著述，还因为他的自然思想是他的经济、政治、文学见解的重要出发点。

梭罗的博物学兴趣非常广泛，尤其对植物、鱼类、鸟类有精心的研究。

他曾向康科德的农人请教捕捉蜜蜂和黄蜂的技巧，并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如何观察鸟类。

他采集、干燥、标记和分类植物标本，在十年里找到了康科德所在的米德尔塞克斯县境内已知的1200种植物中的 800种。

因此，梭罗也被公认为一位优秀的博物学家。

梭罗
怀特家乡的欧洲蕨，中国野菜中的蕨是其变种
博物学教会我们什么？
作为一种简单的划分方式，可以说，存在两大类科学形态，一种是博物学范式，一种是数理科学范式。

进一步细分，数理科学之后，还发展出控制实验范式和数值模拟范式。

博物学是知识的原初形态。

举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手之所触，鼻之所嗅，都可以纳入博物学的范畴。

简言之，博物学的对象就是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无所不包。

现今很多学科都与博物学有着莫大的渊源，或者直接来自博物学，比如生物、地质、地理乃至于天文、气象等等。

按照现在的学科体系，博物学之中有一部分被纳入到自然科学之中，也有一部分应该归属于人文学科。

在自然科学内部，博物学常与数理科学相提并论，被视为两大自然科学传统之一。

两者有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应对自然的方式和态度。

数理科学持机械自然观，以数学为工具，实验为手段，将自然视为研究、分析、计算、控制、改造、重构的对象。

博物学则重于观察、归纳、分类、描述，将自然视为理解、关怀乃至敬畏的对象。

作为原初的知识形态，博物学以人类的感官为首要观察手段，对自然进行最基本的认知、观察、命名、归纳，这也是人类与外界相处的本能方式。

从原始思维的意义上，人类本能地采用拟人的、类比的、想象的方式，将自然视为主体，视为生命。

以现代话语来描述，或者以生态学的话语来描述，博物学把自然视为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系，人类也属于这个体系，是这个体系的一个环节。

按照这种生态学自然观，人无法跳出自然之外，把自然视为一个“对象”。

即使作为对象，自然也只能是人类观察、体验、了解、关怀乃至敬畏的对象。

通过博物学，人类换一种视角看待自然，并逐渐能够体会自然，感受到作为生命的自然，则可能感受到人类有史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造成的
巨大伤害，从而意识到这样一个不大容易接受的现实：在自然界中，人类并非是一个有道德的物种。

意识到这一点，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道德觉醒的开始。

在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以及国家层面的社会意识中，都认为看大雁和花比看电视更为重要，则意味着这种国家已经具有了基本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会成为自觉的主动的行为。

博物（BOWU）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当然，博物学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种人类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它是否必然解决工业文明的问题，必然将人类引向一个好的未来，则尚未可知。

今天，工业文明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但是依然具有强大的惯性，不肯减速，也难以减速。

倡导博物学，是一种可以操作的与工业文明对抗的方式。

“拈花惹草”的北大教授
这些年，自然、博物主题的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其实早2000年左右，刘华杰教授就在大力呼吁“复兴博物学”，这个呼吁没有产生过多反响，但是他就此开始“拈花惹草”，走进植物界和大自然，如数家珍。

刘华杰在北大校园带选修《博物学导论》课的学生看植物
他说，世界本是非线性的，科学对此研究不深入，更多是做线性研究。

面对复杂世界，科学往往采取控制因果关系、约束变量等，将它变得简单化，从而可以操控它，却无法了解它。

另一方面，科学正在被异化，在被资本捆绑后走上了不断扩张不受约束的不归路，国外尚且有宗教力量相抗衡，而国内没有类似传统，为此刘华杰将目光投向了中西方都有的博物传统。

刘华杰教授的若干目标
即便不为了这些“高大上”的形而上学意义，刘华杰教授认为博物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的基本权利，不需要一个博士学位，不需要什么特殊设备。

如果非要追问这本身有什么意义，其实无用之用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许多人追随大流，对世界人生缺乏自己的感知和思考，也因此失去了诸多乐趣。

[责任编辑：穆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