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

我记得，走路上学要穿过一条宛如龙腹的地下通道。通道的车流繁忙而嘈杂，入口的电线杆时常悬挂苦主的悲泣控诉，廉价木板写着怵目惊心的血红大字，要求目击证人出来指认某年某月某日将他们亲生孩子撞死此处却肇事逃逸的司机或车牌号码。接着，我穿过一家臭气冲天的加油站，沿着过了清晨六点就炎热不堪的柏油路，裹在一条闹哄哄的摩托车烟雾里，经过酒厂、化学工厂，来到铅笔工厂旁边的学校。

没有长胡须的百年榕树，没有打弹珠的孩童，没有充满喧闹蝉声的寂静午后，没有宁静的稻田和茶园。我长大的台湾社会并不是侯孝贤电影里那个安静带点甜美忧伤的世界。

那是一个急于工业化以达到现代化的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苦苦追着各式经济指数，中小企业单打独斗的创业血液流窜于每个男女老幼的体内。一家子攒起来过日子，父亲早出晚归，始终见不到人，母亲上班工作兼做家庭代工，小孩背过重的书包去上公立学校，剪一头违反地表上所有美学标准的发型。男孩念理工和医科，女孩念商科或结婚，想要学舞蹈、拍电影、搞剧场、当总统，都会让父母伤心。周围的有钱人叫“暴发户”。所有人均是一夜致富。有了钱，他们把孩子和钱财送去美国，除了买房子，还是买房子。

那时的台湾，还没有日本偶像剧，“幸福”这类词句并不太流行。台湾的童年并不悲惨，但也称不上是普鲁斯特的孔布莱。我只记得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等待的情绪。就像黑夜即将结束前的一刻。似乎，每个人都相信，只要我们不怨天尤人，埋头工作，会有那么一天，该有的，我们都会有。如同树木刚刚种下的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虽然那些树木目前只有丑陋枝干，一片叶子也没有，我们满怀希望，期待有一天它会如同伦敦的海德公园或纽约的中央公园一般诗情画意。

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

作为一个孩子，我也跟着默默等待。虽然放眼望去，一丁点美丽的东西也无。只有破碎的路面，过挤的校园，污染的天空，违章的建筑，防盗的铁窗，粗鲁的成人，八股的教育，贫乏的娱乐。但，我从大人的表情知道，这只是黎明前夕的过渡期。我只要懂得闭嘴，把自己准备好，台湾社会将会如同我所幻想的一样完美：我幻想一流的美术馆，只要我想要，我都能去晃荡、发呆；我幻想一流的剧场，每个星期五都会有令人惊喜的首演；我幻想一流的书店，周日下午我能去听著名诗人朗读他们的新作，索取他们的签名；我幻想一流的建筑，我能常常单独漫游，不做什么，花很长很长时间享受自己的城市；我幻想，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像海明威一样带个钝头的铅笔，坐在一家常去的咖啡馆，认真地写

作，寻求出版的机会。

我安静地等待。寂寞地成长。大学时代，台湾“解严”，解除各种禁忌，陈明章的音乐、莎士比亚的剧本、特吕弗的电影、村上春树的小说、福柯的文化论述，随着我成长进入社会，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同时，周围的台湾社会如同动画片画面般楼起楼落，道路延展，从半开发的混沌状态逐渐转为成熟开化的结构，我们有了大众捷运、美术馆、书店、咖啡馆、电影院、时装店，百花繁荣的传媒产业与出版工业和伟大的“民主选举”。在我人生二十到三十岁的黄金时光，这里努力要成为一个自由的象征、文化的摇篮；最重要的，一个现代的社会。

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很“酷”的台湾人。我有机会去印度旅行，阅读本雅明和马尔克斯，懂得如何喝铁观音，也会写书法。我的人生旅途上，不断遇见陌生的人们，看见陌生的景色，而我一点也不畏惧。我只是充满激情地向外张开我的双臂，等着拥抱世界给我的考验与惊喜。我是一位全程紧盯窗外飞驰画面的旅客，当列车快速疾驰，沿途的每道光影、每种气味、每处景色，都随着迎面而来的劲风吹入我皮肤的每个细胞，涨满它们，撑破它们。我是自由的。每个旅客都是一个自由的人。

自由，你会以为我要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后来的社会。而我却不是要寻找这个字眼。复杂，是我真正要使用的字眼。

是的，我之所以能觉得有点“酷”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社会容许我有一点迷人的复杂性。我不是一个单纯面向的人。我拥有多重身份。如诺贝尔奖得主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意大利人，女人，女性主义者，素食者，小说家，经济保守主义，爵士乐迷和伦敦居民”。身份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端赖光线从哪个角度折射。我是我以为的自己，也是别人以为的自己；不是自己看到的自己，也不是别人看见的自己。

因为复杂所以精彩，花样，深沉，所以出乎意表。所以酷。我只要专心去活，生命本身就是我存在的目的。我以为，这种丰富的复杂性正是痛苦地经过工业污染的社会一直等待的，是我的父母牺牲了他们整代人的优雅，执意要送给我这一代人的礼物：一种真正的现代性。

纯粹现代的存在并不仅仅指涉多样的选择或多重角色的跳接。那是现代性的结果，不是起因，虽然对选择自由的渴望确乎是个源头。现代性鼓励流动，容许拼贴、游移，接受各种不确定、不协调，甚至强烈的突兀。十九世纪英国画家透纳第一次明确将“现代”呈现在众人面前时，他用传统油画技法画出了绚烂温暖的落日，远远从落日里冲过来的却是一个丑陋无名的黑色怪物。那是一个火车头。他同时又画了海水波光粼粼的宁静港口，天空旋着飞翔觅食的点点鸥

鸟，里面停泊的不是镶着希腊女神头像的优美帆船，却是一艘耸着巨无霸烟囱的钢铁轮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惊世骇俗的达达主义短命却影响深远，因为自此精准塑造了现代性的面目。一九一七年杜尚将瓷小便池当作艺术品展出，直接挑战了状似完整的传统美学定义。大众以为他们要掀起一场革命，其实艺术不过是本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混乱现实，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前卫艺术所“描绘的对象乃是世界的崩溃”。二十世纪初，传统封建制度早已瓦解，欧洲刚刚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面临窘境，共产主义革命横扫欧陆，战乱与国土重组造成人们自我认知的改变，流亡迁移打乱了原本为稳定环境所凝固的文化传统，让不同的生活散落、碰撞、融合或相互抵制。人们对自己角色的安排全部打散重来。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纪末的网络革命，已经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个体的主观控制之下。一个人的环境持续在变化，等待重组，重新定义，不断诠释。

现代性的孩子继承了一个被彻底瓦解的世界。上一代负责挑战威权，发动、又反对战争，搞性革命，拆迁语言，毁坏传统，打垮道德。等到我们出生时，这个世界已是不可信赖，混乱无序，无法一眼辨读了。怀疑是正常的精神状态，颠覆是重复使用到几近滥用的字眼；我们不要依赖、不能相信、不想崇拜，因为四周只剩扯掉虚伪外表的政治语言和人类不复刻意掩饰的赤裸欲望。我们活在一个电子化的人造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