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

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公正与否的评价是判断者主观加上去的。因为，价值判断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而事实判断所依据的是一个与道德原则无关的标准和规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学研究中，事实判断除了包含有关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一般事实和论断以外，集中表现为效率判断。价值标准也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来说明其正确与否，即需要进行效率再判断。在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相互关系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只涉及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包含人们的主观评价（R.史密斯，1962），主张保持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或缺性（施莫勒），经济学的观点与所有的科学观点一样，都是充满价值的，（霍尔。卡杜里安，1980）其中，有人主张“隐含的价值观”，（维克里，1973）有人主张“明确的价值判断”（米尔达尔，1992）。其实，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不是互斥的，而是互补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也各有其不同的作用。争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双方都忽视了价值判断产生的根源这一根本问题。由于这种忽视，主张保持价值中立的只强调了它的必要性，而没有找到实现它的可能性；反对价值中立的仅仅看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价值判断的事实，而没有深究它存在的基础。人们在自然科学中的一致不是由于摆脱了价值判断，而是由于价值判断的基本一致，在人类事务和社会科学中能否摆脱价值判断，就归结为人们能否取得经济利益的一致。现在，人们所能做到的是，把价值判断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使它变成一种普遍形式的东西（陶永谊）。至于什么是适当范围，仍然没有作出说明。这就需要作出进一步的界定和分析。指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和联系，强调事实判断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和全部活动中都不能有价值判断。恰恰相反，从方法论上来看，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可以而且应当保持价值自由。一般说来，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经济学家既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当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其间。如果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能使认识过程发生扭曲，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是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探索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直接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于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自己的科学创造。因此，在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至少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然而，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不仅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可区分、无法区分、也不必区分的，而且过分注重和偏爱价值判断，往往使事实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不仅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确定以及分析结果选择等领域强调价值判断，而且把在研究内容领域和认识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遮羞布。这就使得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深深陷入自己设置的陷井之中。例如，对于很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象市埸机制问题、经济周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等，首先要看看它是姓“社”还是姓“资”，然后才决定如何对它进行描述和分析。如果是姓“资”，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而且必须否认它的存在；即使不得已而承认它的存在，也要将其统统斥之为资本主义残余，或者在共同的地方寻找出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来，或者用不同的概念去概括和描述完全相同的事物，于是就出现了商品经济的“外壳”论，找不到工作的“待业”说，同志式的“竞赛”观等。这样，不是把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理

论问题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就是对其作了歪曲的描述。至于在这种扭曲的理论指导下，制定和实施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及其造成的不良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更是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把价值判断带入认识形成和理论创造过程之中的可悲之处。不仅如此，由于在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渗入了价值判断，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如对当前经济运行总量态势和经济形势，不是根据经验现实进行实事求是地归纳概括和理论抽象，而是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选取不同的材料，作出不同的结论，甚至要先看看气候，摸摸风向，然后投其所好。这不仅大大阻碍了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使得经济理论研究始终难以摆脱解释现行经济政策的俗套，而且使一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走上了“奏折经济学”的道路，败坏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声誉。其结果是，经济学难以摆脱作为政治附庸和跟班的角色，甚至有被窒息的危险。近几年来，大家都承认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缺乏共同语言，这不仅是由于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着混乱，而且主要是由于价值判断渗入经济研究过程的结果。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实践目的出发，反对在科学认识的内容领域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这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很多混乱。为了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能够更好地处理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的关系，有必要加以明确和区分。第一，经济理论的构建和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问题。前者是个认识论的概念，所要解决的是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它取决于理论把握经验现实的情况，即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生活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或者说，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现实的规范力量和改造力量。后者是一个文化价值概念，考察的是理论的功效性问题，主要取决于哪一种理论更好、更合意、更易于被决策者所采纳，因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张。因此，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与其说取决于该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不如说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以及决策者的素质。在这里，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第二，经济理论的专家评价、专家选择和社会评价、社会选择。这是两种不同目的和不同方式的评价和选择。前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是通过经济学家的批判、检验和证伪来进行的。在这里，经济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外化为一种公共性，即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方面检验所作出的共同评价和共同选择。后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理论在社会空间中的可接受性问题，是由政治家和社会大众作出的评判和选择。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评价标准和选择标准，形势的紧迫性，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政治家的知识限制，特别是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和利害关系，会对它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大众的评价和选择更会受形势变化、社会心理的左右，并且只有通过社会的学习过程，理论才能变成社会大众的共识和集体行动。第三，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政策决策。这也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可以明确分开的行为和过程。经济科学的实践目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咨询表现出来的，政策咨询活动的核心是提供有关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客观联系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不是规范性预言或价值判断所能给予的，但是从任何经验内容丰富的理论中都可以得到付诸实施的行动信息。同时，一个无价值判断的科学结论，并不排除政治家和经营者进行评价、选择和决策的权力。经济学家可以参与政策决策和经营活动，这时，他就不是作为经济学家处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而是作为政治家或企业家处于政治活动或经营活动之中。因此，经济理论的实践目的不应当也不必要要求经济学家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求助于价值判断，与此相反，只有在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才能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和经济学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价值偏见的影响和干扰。第四，经济学家的伦理道德和科学良知。经济学家从事何种科学规划，帮助实现何种价值目标，取决于他的伦理道德。经济学家作为社会的一员，依靠自我控制很难在其科学表述中保持价值判断自由，即经济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渗透在理论认识和科学表述当中，从而造成很多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上的错误。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也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功利，它与社会目标和社会利益既有一致之处，也有矛盾的地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咨询建议能够影响政策决策以至变成官方政策，这就使得经济学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