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课 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 练习(原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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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课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
1.胡适称严复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晚年严复(辛亥革命前后至临终)的思想由“力主西学”、“非西洋莫与师”转归先王教化之责,从传统观文化中找寻丢失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变化说明了他
A.借助儒家思想宣传西学B.发现西方思想源于中国
C.思想深受西方思想影响D.不断探索救亡图存道路
2.史载,主剿义和团的袁世凯说:在义和团“初起时,一健吏足以了之”。有的时论谓义和团在鲁初起,“星火耳,涓流耳,禁之惩之,一举手而即绝”。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A.义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B.义和团运动引发统治阶级的严重分歧
C.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抵御列强侵略D.清廷的默许是义和团壮大的重要诱因
3.胡绳先生认为,列强支持清政府的政策中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它们要清政府保持腐败与懦弱的状态,因而只能屈服于外国的压力,遇事妥协让步;另一方面又想使它具有足以镇压亿万人民群众的力量,以造就有利于外国侵略者的内部安定秩序。列强的这种矛盾在以下哪个条约中表现最为明显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4.19世纪末,谭嗣同主张“道器并改,器决定道”,认为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器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器决定道”意味着,既然器的层面变了,那么道的层面也要变。谭嗣同的道器观念
A.论证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B.割断了与“中体西用”的内在联系
C.体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的融合D.开启了清末中国思想近代化的历程
5.有学者评论近代某条约:“一个不得不走向世界的国家,防务上却门户洞开,且已几乎无法实现今日所谓‘军事现代化’,怪不得此后‘瓜分’就成了舆论的持续主题。而巨额的赔款,不仅使全民直接感受到了朝廷倒行逆施的代价,也为此后一系列内政改革的艰困埋下了伏笔。”该条约是
A.《南京条约》B.《马关条约》
C.《天津条约》D.《辛丑条约》
6.维新变法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这表述的是维新变法运动的
A.背景B.目的C.内容D.影响
7.20世纪初,维新知识分子把政治小说作为介绍域外文学的首选,其中有《美国独立记演义》(1903年)《多少头颅》(1904年)和《苏格兰独立记》(1906年)等。据此推断,维新知识分子此举的主要目的是
A.激发民族主义意识B.为推翻清政府提供理论依据
C.宣传维新变法思想D.从文学角度革除国民旧观念
8.井陉县孙庄村位于河北山西结合部,村里矗立着邻县南望楼、西冶各街村为孙庄村立的《施饭济困》碑,碑文为:“时值洋兵过境,避乱栖于马头红山,多有势迫情皇,升米未带者,数日未餮。幸蒙仁村意气相激,古数余里登山施饭。至德当旌,籍以刻石流芳,永感盛德。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上旬平邑。”这一石碑见证了
A.鸦片战争B.第二次鸦片战争C.八国联军侵华D.甲午战争
9.严复的译作《天演论》既不同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又异于赫胥黎、斯宾塞的人文主义进化学说,而是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生存竞争法则观察和阐释人类行为,并将其直接与国际政治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相联系。严复此举意在
A.警醒国民变革图强
B.抨击列强弱肉强食
C.宣传科学开启民智
D.倡导革命救亡图存
10.孙中山指出:“庚子、辛丑以后,中国人的脾气,被帝国主义者认识清楚了些。知道一味的强硬手段,还不济事;必须用些柔和方法,才能将爱和平讲礼貌的中国人压伏得住。”材料表明
A.“庚子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B.孙中山主张“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C.《辛丑条约》禁止中国人民反帝斗争D.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伟大力量11.1895—1898年维新派在全国共设立学堂19所,他们不再要求青年学子潜心训诂词章,而是引进西方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倡导学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据此可知,维新派
A.开创西式教育先河B.促成教育形成完整体系
C.注重培养技术人才D.教育理念符合时代潮流
12.戊戌变法期间,学者裘廷梁提出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主张,并“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裘廷梁的这一主张
A.呼唤出一个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B.客观上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C.促使南京临时政府出台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的措施D.与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有相似之处
13.文明具有多样性,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为改变西汉前期的主流价值观,树立忠孝风尚,汉武帝把以前的举孝廉制度化。《汉书·武帝纪》记载:“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武帝又大力提倡儒学,把五经教育官方化,在中央设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上,汉武帝也推广文翁的做法,各郡国都设立学官,教授儒学,宣扬忠孝之道。
——摘编自陈辉《秦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借鉴意义》材料二在西方学者看来,文艺复兴时存在着这样的价值取向:“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时代对灵魂全神贯注的得救,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因为在他们看来,接受生活的挑战比天国的许诺更激动人心。”当时诸如布鲁日、阿尔伯蒂和马基雅维里等人文主义者,都相继从不同角度论证和阐述财富不仅仅能给人以生活的幸福,更重要的是确立社会的尊严地位。同时,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生的目的是现世的享受而不是死后的永生。
——摘编自梁民愫、吴佳娜等《近代西欧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材料三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价值观念的变革呈现出一个高峰。知识精英看待“天人之辩”时,不再把“天”(自然)理解成超人的主宰(上帝、神),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机械论的宇宙图式,“质力相推”的世界,在自身固有的“动力”作用下的不同展开。这意味着“力量”上升为宇宙的本质。梁启超说道:“若何而自勉为优者适者,以求免予劣败淘汰之数,此则纯在力之范围,于命丝毫无与者也。……故明夫天演之公理者,必不肯弃自力不用而惟命是从也”
——摘自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