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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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分析
摘要:在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对于南海问题的干涉逐渐增多。
不仅直接在南海进行军事巡
演,还通过向南海争端国售出武器等做法,干扰南海问题解决的进程。
本文联系冷战后日本对于南海地区举措的史实,以及日本的介入对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国造成的影响,采用了独特的视角——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角度进行剖析,从国内、国外以及日本本国精英阶层三个角度解析了日本作为域外大国干预南海问题的动因。
研究南海问题的动因对于避免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日本;进攻性现实主义;南海问题;动因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
理论建立的基础大都是一些假设,同时它们也是这些理论的逻辑起点。
运用进攻性现实主义分析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干涉,首先要明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有如下几项:
1.国际关系体系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下
国际体系由主权国家组成,没有任何超国家的合法中央权威。
肯尼迪·沃尔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第一个结构性因素,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由此产生的。
“在一个未被组织起来的领域,由于无法依靠他国,每个单元的动机就是保护自我,这是国际事务的律令。
”1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残忍的角斗场,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险
恶环境。
与国家相比,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国际法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注定了大国悲剧的宿命,促使大国以进攻性思维和行动争夺权力,追求霸权。
2.大国都追求力量的扩大化
这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所导致的。
一个国家之所以称之为大国,是因为拥有充足资源以及雄厚的军事力量,这为大国间彼此伤害提供了必要资本,导致大国间存在潜在危险。
每个国家都倾向于进攻性的看待其他国家,所以大国都是准备好随时进攻的。
因此大国都追求力量,以备必要时作为先发制人之需。
3.大国都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
由于,大国间存在很深的不信任感,因此大国经常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而以假象示人。
这也就要求国家在判断他国意图时小心谨慎。
意图是无法估计的,并且会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而转变,所以大国只能对对手的意图做最坏的打算。
4.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
生存是国家的首要任务,一旦国家被征服,就没有资格去积累力量,追逐更高的目标。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说的正是如此。
5.大国是理性行为体
大国能够通过理性的分析与计算,权衡风险与机会,成本与收益,评估外部环境等等变量,站在大战略高度上,优化安排本国行为。
大国会力图利用最低成本,获取最大收
益,并且对本国以及他国行为做出预测。
(二)日本介入对于东亚格局的影响
1.破坏双轨思路
中国于 2014 年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
这体现了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诚意,是中国在历史与现实间谋求平衡,从合作、双赢立场出发,照顾各方舒适度而提出的开创性解决方案。
“双轨思路”有利于破解域外势力谋求私利的图谋,但日本却以鼓吹“中国威胁论”为手段,强化与相关国家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在现实中逐步践行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关于“使日美同盟从‘日 + 美’双边同盟,向‘日 + 美+X’同盟转变”的内在义,构筑日本在亚太地缘安全格局中仅次于美国的“次轴心”地位。
日本以冷战思维下的零和博弈规则对冲中国与南海声索国间构建相互信任关系的努力,将破坏中国倡导的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指导思想,在亚太地区建立新型安全关系的行动,不利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
2.牵制中国
舆论上:日本协同相关国家将南海争端多边化、国际化,共同在双边、多边等各个层面高调批评中国,通过媒体宣传、领导人公开表态、各层级外交渠道、国际会议、学术论坛等制造不利于中国构建软实力的国际语境,在国际舆论中将中国塑造成依靠实力改变现状、“以大欺小”、推行“扩张主义”的强权形象,“而把自己塑造成地区秩序和国际法不可或缺的捍卫者”。
日本对中国维权行动的负面公关严重混淆国际社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恶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加大中国在东部战略方向上的安全压力:作为世界技术强国和亚太地区海上强国,日本对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军事装备及相关军事技术支持,与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训练等将强化其军事能力,必将推升东南亚地区的“逆裁军”趋势,加重南海问题的军事化态势,加大中国的军事安全压力。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规定,日本“将立足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的观点,通过活用防卫装备,更加积极地参与和平贡献与国际合作活动”,以“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打开了通过“活用”武器装备提升日本军事力量存在感的大门,“使日本能更方便地输出军用装备,不光提供给菲律宾,也包括越南和印尼等”。
这将推升南海地区的军备竞赛,加大各方误判的可能。
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南海对中国海上贸易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缘战略意义,日本南海问题的政策指向与实施手段将威胁中国南海通道安全。
3.南海区域安全局势升级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拉拢的势力无疑会孤立和削弱中国在此地区的影响力,挤压中国在东南亚的发展空间,在安全上通过相关军事部署,在东北亚及南海地区造成紧张局势。
首先,由于日本频繁插手南海事务,加强海上防御力量,在南海不断宣传不利于中国与南海声索国解决争端的言语,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和巨大冲击,并将之置于恶性循环中。
其次,在日本的助纣之下,中国与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关系也陷入了低潮期。
以中
菲关系为例,在日本的怂恿支持下,阿基诺三世频频推出一系列强硬对华对抗性政策,在南海问题上一直走极端,在对华关系上表现甚为强硬和冷淡。
又如2014年中越间所发生的“981”钻井平台事件不仅使得中越关系降到有史以来的冰点层面,而且双方间的南
海主权争议上升为具有暴力性质的国家间对抗,一度令双边关系几近于擦枪走火。
最后,南海主权争议的紧张化和长期化,必然继续导致该地区安全领域的复杂性和竞争性的上升,同时牵动中国和各域外大国在此地区进行地缘政治战略的较量。
4.牵动亚洲地区形成“新冷战”
自中国崛起引发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以来,日本就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并视中国为其走出去和成为亚洲“掌门人”的巨大障碍。
南海问题升级后,日本不仅巧借南海争端拉帮结派为自己集聚力量,还极力配合美国抹黑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及其他国际公开场合严词指责中国南海行为,吓唬东盟国家,同时聚团域外大国包括印、澳等。
安倍自2006年上台伊始,便启动了对亚洲各国的“价值观外交”攻略模式,在亚洲地区团结“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战略合作伙伴”,促使地区国家以日本的新方式“团结起来”,耍弄意识形态伎俩,分化东盟与中国的合作。
日本这种与中国大唱反调及罔顾我南海主权的事实,似在重拾冷战思维。
日本在亚洲地区制造紧张气氛,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对立,造成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在增加军费。
日本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已接近“新冷战”状态。
总体而言,日本缘于中国是其近邻和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不希望中国继续扩大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因此不会收缩其在南海的干涉范围和力度。
随着中国在海上崛起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与日本的海洋立国战略相冲突,双方在亚洲地区和海上的权力竞争和力量博弈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
日本挟美抑中、拉帮结派,在南海问题上横加阻挠、干涉中国解决与东南亚各声索国的海洋争端,势必会加大该问题的解决难度和延长南海问题的解决时间。
对此,中国应稳定自身,继续发展,充分显示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战略意志力,密切注视日本在南海和东海的动作,分辨其释放的重要信息,以做到有的放矢,并继续对日本采取强有力的反制裁措施,扩大中国在海上的实力和影响力。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以德报怨”、“恃强凌弱”的国家,要不时运用“亮剑”精神使其驯服和被克制。
与此同时,中国应运用外交手段降低日本在安全方面对东盟国家的影响,同时,以更大力度支持与中国具有良好关系的邻国,如缅甸、柬埔寨等,寻求能进一步扩展双边关系的外交途径,全面提升与这些国家的紧密关系。
(三)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背景
1.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强化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军事影响
日本政府意识到介入南海争端仅凭经济实力和政治干涉是没法实现的,只有配以武力的强制效果才能品示力度。
首先,日本加强了军力建设并力图派遣海外。
军事力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基本指标,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对使用军事力量限制的逐步减少,提升了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增强了介入南海争端的分量。
日本在军事采购和海军研究方面不遗余力。
其次,协调自卫队的指挥并提升军事部门的地位。
曰本启用新指挥体制,促进陆海空自卫队的一体化,在防卫厅长官和二支滋味队之间设立一个统合幕僚长,实现自卫队的高效化运作。
同时,将防卫厅升防卫省,赋予防卫大臣召开内阁会议的权力,并使其拥有独立权限来制定政策和申请预算。
“911”事件后,日本以反恐战争为借口,连续通过了多项反恐法案和措施,连续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频繁地参与海外军事活动,即加强了日美同盟,又减少了对自卫队海外活动的限制。
日本积极向海外派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针对南海争端,但是,倘若未来东南亚与南海地区国际形势恶化或南海争端激化,日本也已具备了有利的应对手段。
2.支持南海争端国家,并加强与域外大国合作。
日本在亚太地区经常利用自身地位偏动南海争端国家对抗中国,并以调解员”的身份企图加入南海争端。
日本政府认为如果想要保持南海经济通道的畅通,除了自身对中国需要采
取相应措施,拉拢南海争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支持其立场也是牵制中国必不可少的途径。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方式之一是在舆论上炒作南海问题,在态度,立场上偏向东南亚有关国家,重点指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不当之处,特别是把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当行为炒作为“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和有关国家维护南海主权的正当行为炒作为“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和有关国家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以非传统安全因素为切入点向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国际航道渗透,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扩大安全影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向东南亚渗透的重要方式。
它大致分三种途径:一是为当地国家打击海盗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防灾救灾提供资金和技术。
二是以各种方式直接派遣海上力量进入南海地区,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曰本政府多次要求东南亚国家和它一起举行防海盗的军事演习和情报交换等合作。
2009年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海盗对策法》,该法允许向世界任何地方派遣自卫队,而且无需事前得到国会批准。
日本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军事安全关系的加深,以非传统安全因素为由向南海地区进行军事,安全关系渗透,都将加大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将使日本有能力介入南海问题。
(四)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分析
日本作为一个域外大国却频繁干预南海地区的事务,必定有其独特的战略考量。
下面我分析了日本的地缘,国情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从国际国内和日本精英阶层三个方面,分析了日本介入南海的动因。
国际原因:
1.美日同盟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日同盟在冷战结束后经过了一段漂流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美日两国又开始继续它们的同盟关系。
首先,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逐渐好转,有危机感的美日双方领导人意识到美日必须继续联合以防中国崛起;米尔兹海默认为,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充足的财富和众多的人口是建立庞大军队的先决条件”,并得出结论:“美国对中国越来越感到担忧,不是因为它相对弱小的军事,而是因为中国有十二亿多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现代化经济。
一旦中国变得特别富裕,它很容易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并挑战美国。
”他还悲观地指出:“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
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办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一开始就提出了核心论点:“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大国的最终目标就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
”
其次,在当时不断出现的国际冲突中,美日双方都意识到同盟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在1993年爆发的朝美核危机,美国意识到,如果在亚洲没有一个亲密的战略伙伴,而贸然插手亚洲事务,会对自身造成极大的麻烦,日本也看到,没有以美日同盟为主导的美国盟友的保护,日本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都会大打折扣。
于是将日本限制在美日同盟内,再利用美日同盟制衡中国是一举两得的,美国愿意缓和双边关系,继续维持美日同盟。
1995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的《东亚战略报告》,报告再次确认日美同盟的关键性作用和地位,称维持和加强日美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
同时,日本也修改了其《防卫合作大纲》,强调美日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着日本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美济礁事件后,美国首次发表《南中国海声明》,日本对南海的关注也随着美国的表态而升温。
不仅如此,经过冷战后最初几年的“漂移”,从90年代中期起,日美同盟还出现了不断强化的趋势,而且每一次强化都包含着对南海的考虑。
1997年9月两国共同发表新版《防卫合作指针》,用地理界限模糊的“周边事态”概念,把两国合作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亚太地区,把同盟的任务从应对“日本有事”扩展到应对“日本周边有事”,把合作的内容从日本提供基地、美国提供保护扩展到日本向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补给、运输、维修、通讯、警戒等多项支援,以及两国在搜集情报、公海扫雷、人道主义救援、紧急疏散、海上封锁和空间管制等多领域协同行动,从而大大提升了日本自卫队的角色。
这就意味着,一旦南海发生需要美国军事介人的冲突,而此冲突又被认定为“影响日本和平与安全”的“周边事态”,日本自卫队就会以提供后勤和后方支援的方式协助美军作战。
为了使美军能够重返菲律宾,1998年2月美菲达成《访问部队协议》,日本随即表示欢迎。
1999年日本制定《周边事态法》,作为落实新《指针》的国内立法。
2.周边战略格局变化
冷战结束以后,苏联的威胁消失,美国在东南亚一定程度的撤退,自身经济实力的上升,让日本对于地区主导地位的觊觎迫切起来。
1990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称“必须以美、日、欧三级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
然而不巧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依靠大量投机活动支撑的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在90年代初开始破裂。
从1991年4月开始,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经济呈大幅度下滑之势,经济增长率从1991年的4.3%降至1993年的-0.2%,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随即进入“失去的十年”。
与此相反的是,冷战结束后的中国。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蒸蒸日上。
据统计,从改革开放以来,到1995年的17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2%,从1991年到1994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1.7%,而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仅仅为1.9%,中国经济总体规模不断扩大。
据世界银行统计,199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5061亿美元,居世界第八,1993年就上升到第七位。
中国的发展,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使日本担忧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如日刊所指出,“和日本一样,或者说比日本更有可能参加争夺亚洲主导权的国家是中国。
如现在的经济发展持续下去,中国在20到30年内也许会成为比日本还强大的经济大国。
”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前外务审议官小仓和夫说:“20年内,日本和中国不会在东南亚成为经济上的大对手,但是,中国的影响有不可测的一面,如何处置,日本和东南亚有必要对话。
”企图拉拢东南亚国家一起应对中国影响的扩大。
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维持现状的首要目标是,霸权国竭力防止出现一个可能导致某个地区权力分配失衡并可能最终挑战自己的潜在霸主。
因此日本对于中国的实力提升并对自己产生威胁感到担忧。
为了维持自己在东南亚的优越地位,作为域外国家的日本开始介入南海争端,并且拉拢东盟各国,给中国解决领土争端造成极大阻碍。
国内原因
3.日本的资源需求
日本地处东南亚,四面环水,是太平洋上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呈弧状分布的群岛国家。
它四面环海,海上交通便利,从理论上说,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张发展都十分便利。
然而事实上并不完全可行。
首先是东南方向,是散布着众多小岛的太平洋中心海域,扩张的意义不大。
北太平洋隔海相望的是美国和加拿大。
它们在近代是英法殖民地,独立之后又迅速的变成世界大国,或者与世界大国关系密切。
限于日本当时的航海技术以及国
小力弱,日本自然无法向北美扩展势力,虽然美加资源非常丰富。
日本北面面对的是库页岛,勘察加半岛等俄罗斯远东地区,该地区资源丰富,铁矿,煤炭,木材,石油等储量巨大,被称为自然资源宝库,无论对近代日本的扩张,还是现当代日本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但是俄罗斯地区人烟稀少,气候寒冷,即便是在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该地区也未能得到大规模开发。
剩下的,日本只能向西南方向或者南方扩展了。
日本的西南正对着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这一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距离日本本土近。
重要的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内部社会矛盾复杂而深刻,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正经历着社会的大变革和大动荡。
外部西方列强加紧殖民侵略,割地赔款内忧外患,封建制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给民治维新之后日本进行侵略掠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二战结束后,东压秩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中国的成立断绝了日本在中国发展势力的念头,朝鲜半岛虽然分裂,也不是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了。
因此,在此地缘政治环境影响之下,日本将其扩展的目标瞄准了东南亚和南海地区。
重视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把该地当作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与东盟相互成为对方重要的经济伙伴,日本对外贸易的16%来自东盟,该地区是日本重要的原料供给地和出海口,日本10%的原油,80%的天然气来自东盟,53%的进口原料经由南海地区的航道运至日本。
因此,日本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日本重要的商品、资本市场和原料来源地,一旦该地区因为领土领海争端激化而陷入混乱,日本的利益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除了日本在南海和东南亚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外,南海还处在日本进口能源的运输线上。
世界能源分布极不均衡,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两大板块合计储量占世界储量的73.4%,而亚太和北美地区石油资源十分匮乏。
能源分布不均的后果就是,那些发展快急需能源的国家和地区必须向能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购买能源并运回本土。
并因此产生了能源运输较为固定的路线和航道。
日本从中东地区进口能源的航道为从波斯湾途径印度洋‘南海直到日本本土,南海航线是日本从中东进口能源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能源尤其是石油,对于日本的生存和发展特别重要,日本学者指出,如果中东产油国停止给日本正常石油供应量的30%的供给,并持续200天,日本将会有300万人死亡,70%的财富消失。
而日本,资源匮乏,石油、煤炭、天然气都是极少的,铀几乎没有,一直需要大量的从海外进口,进口的主要航路都要经过南海。
例如在1988年,日本的石油自给率仅为0.3%,其余都是依赖于进口,其中80%以上来自中东,该年度日本进口石油25483万公升,主要进口国为中东产油国。
因此,日本将途经南海的航道看作是“海上生命线”毫不为过。
对于日本而言,控制资源运输通道的意义不亚于控制资源本身。
并且日本认为,只有中国才有可能威胁其“海上生命线”的安全,因此,日本维护其“海上生命线”的行为,不可避免的和中国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将中国作为维护“海上生命线”安全的主要防御对象。
东京防卫研究所所长西原说:“我们对于中国的扩张感到担忧”,“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贸易通道,不仅仅是同东南亚的贸易,而且是同中东和欧洲的贸易。
我们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于南海问题的关注,“日本政府的目的是通过给各国以日本也感兴趣的印象来牵制这种动向,并且基于确保海上通道的观点,将争端防范于未然”,实际上就是借介入南海争端,支持东南亚有关国家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抑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以达到保护其“海上生命线”的目的。
精英阶层
4.新保守主义
日本的新保守主义形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此时,日本己经在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