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绿光芒

读《绿光芒》
朱煜
一
有一天在《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上看到梅子涵教授的一篇文章《墙上》。

写的是因为看到墙上的讣告而联想起几位曾经与作者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的同事。

文中提到一位李老师，因为经济拮据，每个月都向梅老师借钱，到下个月发了工资便还。

后来为了准备高考，梅老师写了一篇作文请李老师指教。

作者这样写：
……过了一天，他把作文递给我，仍旧是用借钱的轻声语气告诉我，写得很不错，应该可以得九十分的。

后来我考取了大学，毕业后和李老师在一个系，渐渐成为作家，渐渐有名，他好几次对我说：“你出了很多书，啥时候送两本给我读读？”我答应了，可总是我带去了却没遇见他，遇见了，又忘记带，最后没有送成。

直到看见墙上他离开的消息，我才批评自己。

他给过我一个多么重要的分数，让我信心十足，我去考试时，心里想的就是，李老师说我可以得九十分!
我小时候常从父母的闲聊中得知一些像李老师这样每个月都需要借钱才能过日子的人。

这些人有才华，却没有机会施展才华让自己过得体面一点。

所以读到这篇，一下子就把我带进了回忆里。

梅教授用极其克制的笔触，刻画了一个特殊年代中的本分拘谨的知识分子形象。

没有铺陈，没有渲染，可是读者却感受到了文字背后丰沛的情感。

这是我第一次读梅教授非儿童文学作品，印象极深。

我还对一个朋友说，梅教授的散文比儿童文学作品好。

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梅教授在一个漂亮的花园里共进晚餐。

之前见到梅教授不是在会场上就是在教室里，讲课一结束，便会有许多同行、学员把他围起来，请求合影。

那天，我依然没有请求与梅教授合影，我只是把说给朋友听的话再说了一遍。

梅教授微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后来才知道，梅教授那时正在创作《绿光芒》，《墙上》是其中的一篇。

《绿光芒》是一本特别的回忆录，也是一本美妙的散文集。

在书中，梅教授将亲人师长，邻居同学，伙伴学生，同事领导们的故事娓娓道来。

每篇都是两三千字，每篇都是用两个字做题目，故事虽然不同，却都充溢着温情。

梅教授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很独特，常用短句口语，有时还将上海方言妥帖地穿插其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回旋的节奏感，让人觉得俏皮有趣。

一读就知道是他的作品。

这种语言风格在《绿光芒》里也有。

有的依然俏皮，比如：
我想，为什么写三毛我的文笔是最合适的呢？我小时候看滑稽电影《三毛学生意》，文彬彬演的，笑得我像十三点一样，一想起就笑，一想起就笑，到现在还记得三毛师傅教他帮人家刮胡子：“不慌不忙，上前一刀！”
梅教授的这类文章很适合用上海话读，也适合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读。

读着读着就要笑出声来。

我是上海本地人，用上海话读给朋友们听过，他们说很有意思——人物形象更鲜明了，叙述也更有味道。

前段时间听说在亲近母语的活动中主办方真的组织了一些教师朗读《绿光芒》中的作品，如果我在，一定会主动要求参演。

有意思的是这种语言节奏用在另一种内容上时，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效果。

比如作者写到姑父在“文革”中自杀时，有这样几句话：
我在小姑父的墓前坐了很久。

山下是镜湖。

镜湖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石头笔筒，里面插着石笔，镜湖像个大砚台，小姑夫跳在砚台里。

作者那时应该是思绪万端，而读者跟着作者的笔端兜兜转转，慢慢进入到文字的背后，接着浮想联翩——生命、家庭、个人与国家的命运……
梅教授的文学语言风格是多样的，这让读者有了多元的阅读体验。

书中有散文诗般的句
子：
我坐在了我外婆的身边。

这是在浩浩的长江边上。

遍野的菜花金黄地散发着暖和，散发着乡下诗意，让我不需要有伤感。

我只想快活地对外婆说：“外婆，你的这儿真好啊！”那暖和来自天上的照耀，诗意也是那么简单地从地上金黄地长出，怒放得意气风发。

我的不认识字的外婆，就这么心满意足地躺在了诗的照耀里。

为儿童写作的作家是有赤子之心的，所以人生经历中的甜酸苦辣常会被敷上诗情敷上暖意，还有童话式的意象。

我的朋友永通兄说，梅教授的文学性人生与现实性人生融合得几近完美。

他的文字散发着热爱生命的温度，由近及远，温暖这个世界。

二
一个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间在中国生活过的有良知的中国作家，是不会回避那段岁月的。

《绿光芒》中有一篇《扑通》。

写的是十六岁的梅子涵怕别人来抄家的故事。

为了避免意外，作者决定自己先把自己的家抄一回。

一抄就抄出一大堆“坏书”。

面对一大堆“坏书”，作者一次次地问妈妈：
“怎么办呢，这些书？”
妈妈没有说怎么办。

我想烧掉。

可是到哪儿烧呢？如果被发现，会当反革命的。

如果晚上偷偷丢进垃圾桶，一把被抓住，还是反革命。

我想过撕，一张一张撕，然后丢进马桶里冲了，但是那么多书，怎么撕，怎么冲，在粪便池里不是还是会被发现吗？
是怎样严苛的政治环境让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惶惶不可终日到这样的地步。

十六岁不应该是无忧无虑的花季年华吗？可是没有花，没有美，只有作者口中的“神经病”。

在那个可怕的岁月里很多人都是“神经病”。

冯骥才先生曾细致地描述过自己如何将手稿藏在自行车架子里，最后又极度不安地取出销毁的过程。

我父亲曾提醒我，看过的书信如果不要了，要用火烧掉。

那时，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

《扑通》的最后，伯伯将祖父留给他的《红楼梦》转送给“我”。

因为祖父留给父亲的《红楼梦》被“我”主动交给造反派了。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

我读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想是什么让伯伯有勇气留下了这套《红楼梦》？是什么让妈妈面对乱世保持着哪怕只是脸上的平静？
汪曾祺先生说文学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

《绿光芒》做到了。

在那个共进晚餐的漂亮花园里，花开得灿烂草绿得耀眼，我见到梅教授在一本精美的笔记本上专注地书写，我听到朋友们讲述发生在梅教授身上的优雅轶事。

在人情日渐粗陋，语言日益粗鄙的时代，我们读到了《样子》。

梅教授年轻时在奉贤当知青，回家探亲时会在中百公司对面的一个饭店吃饭。

有一次他在饭店里遇到了一个戴贝雷帽的男人。

他吃饭时依旧戴着帽子，那时他点的清炖小白蹄刚刚端上来。

他在小碟子里倒了一点酱油，就舒展双臂吃起来。

他有四十多岁了吧？目光安定，可是神情里有很多的兴致。

这个情景给作者留下太深的印象。

他继续写道：
这应当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看着一个人很有热望，可是斯斯文文地把一只清炖小白蹄吃得干干净净。

尤其是他一丝不苟地夹着一小块蹄髈皮蘸一蘸酱油放进嘴里，往下一咽，太让人着迷！他没有点别的菜，在那个不大的圆桌上，那餐午饭，他只吃了一碗饭，一只清炖小白蹄，但是他把“妙不可言”留在了对面桌上的两只眼睛里。

读到这里，我不仅知道了，梅教授的优雅其来有自。

而且还知道，斯文，只要人的身上有受过教育后留下的斯文，人在面对磨难时就能坚强，面对暴行时就能投去蔑视。

即便是斯文遭受侮辱时，也能秉持悲悯之心视之，坚守文明的价值观以战胜野蛮。

梅教授的笔下不仅有文雅的知识分子，亦有保安、小摊贩、快递员、清洁工等底层民众。

他们勤劳善良质朴。

见到小区里的清扫工不被尊重，梅教授主动为他们鼓与呼：
真正平等的事是没有的，但是稍微合理，比较合理，尽量合理，是可以做到的。

一个扫落叶的人，不是落叶；一个清除垃圾的人，应该被尊敬。

但尊敬不是只写一首诗献给他，只在电视节目的舞台上深情朗诵，而是也要给他们恰当的薪水，蓝领黑领，都必须有领子，今天的事实是，许多的“无领”人，他们每天干的事倒的确是在添砖加瓦，气喘吁吁，而白领金领里面，偷梁换柱的不少，干脆把墙角挖了带回家的也不少。

我说的这话我负责，请你别和我辩论！
叫我们相信童话的充满诗意的梅教授不见了，写戴小桥故事的幽默的梅教授不见了。

我们看到了面对不公横眉怒目拍案而起的梅教授。

世道人心要变好，途径不少，但知识分子的直面社会，仗义执言，不负良心，启发民智，传递美好是很重要的一条。

三
读完《绿光芒》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我忽然想起在师范学校念书时经历过的一个场景：那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我们的老师，为我们几个学小提琴的学生示范演奏。

他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

修长的手指在琴弦上轻柔而敏捷地移动翻飞，弓与弦摩擦时一股淡淡地松香烟雾慢慢飘起。

正当我们听得入迷，琴声戛然而止。

老师放下提琴，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擦一擦手指，微笑着看我们。

阳光射进屋里，把桌上的小提琴照得亮闪闪的。

动人的乐曲声好像仍然萦绕在我们周围。

2016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