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文明

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把夏代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仅仅根据这些后世文献的记载，很难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如果没有考古遗存发现，没有当世的文献资料，后世著述中的记载只能是“传说”。

20 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经过80多年的发掘研究，新的考古材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人们也认识到，《史记》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绝非凭空杜撰，其中的确传递着一定的历史信息。

在 2000 年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即开始了中国的综合性考古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时期新的年表(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断代工程的夏的始年,即从禹之受禅为王开始。工程推出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距今6000-5000年是一个文明起源加速的阶段，距今 5000-4000是初期文明形成的时期，距今4000-221年是王朝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的时期，到秦代以后，中华文明进入到了帝国的阶段。

中原起源说、“一枝独秀”：中国的学者们多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描绘为中原“一枝独秀”，“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才有了边疆的民族与文明。夏商周三朝都是在中原或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发展起来的。

“区系类型理论”、满天星斗：1981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及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

“多元一体”：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可以用“多元一体”来概括。多元就是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一体是逐渐融合到以中原夏商周王朝为代表的文明当中。先后地融入以中原为中心的大熔炉当中，只不过融入的时间不同，融入的方式有可能也不同，有些是被军事征服，有的是可能通过别的途径，共同构成这样的主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际上就是追溯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之一，可以用“汇聚”和“辐射”来概括。汇聚主要是在夏王朝之前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汇聚，辐射主要是商王朝及其后高度发达的文明向周围的扩展。①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梳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根据最新的研究所得出的认识，仰韶时代中晚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和夏、商、西周王朝的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分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形

①王巍：《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2日。

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①

中华五千年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很多地方都有所展现，第一是良渚，第二是红山，还有其他一些。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内涵，准确的理解应当是指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在5000年前都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曙光。距今5000年的这些中华文明，是早期的一种区域文明，比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陶寺遗址等。

良渚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基本上认为距今5300多年至 4300 年左右，延续了1000余年。良渚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有古城、大型的墓葬、大量的玉器，展现出当时的宗教、神权、王权、战争等复杂社会形态。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以良渚文化中的发现最为充分。②

红山文化因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年代为距今约6500—5000年，是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学文化之一。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 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红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红山文明六个主要标志：一是遗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集中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四是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牛河梁大型墓的墓主人均为男性，说明红山文化晚期高层统治者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五是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六是科学和艺术成就超越以往，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展示社会繁荣和红山文化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③尧都——陶寺遗址的发现:在据古史传说在尧活动中心地区的山西南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约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约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陶寺城址的规模比夏代后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小约100万平方米，但与全国各地发现的早于夏代的城址相比，则要大 1 倍乃至数倍之多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表面，还发现了朱书的“文”等文字，表明当时已经使用了文字。陶寺城址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城内功能分区明显。高级贵族居住区与社会下层居住区相隔绝，并已出现专门为上层贵族所掌控的仓储区和墓葬及祭祀区。课题组认为，至迟在距今 4000 多年前陶寺大城修建和使用的时期，已经进入到初期文明的阶段。④

文明起源的标志: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①王巍：《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6日。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源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31日。

④王巍：《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2日。

20 世纪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V .Gordon childe ,1892～ 1957)的新石器时代革命———人类知识上的革命———城市革命的三段革命论。他的理论强调构成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是人类知识上的革命, 城市形成是文明形成的决定性标志。这一理论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 例如,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等人在编写《世界文明史》时 ,就明确主张“探讨城市的起源与探讨文明的起源是一样的”

国内学者在讨论中国文明形成问题时, 相继提出不同的判断标准。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并普遍接受的是张光直的“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项标准和夏鼐先生的“都市、文字、青铜器”三项标准。实际上 ,张光直先生的六项标准中的后四项标准, 严格说来是与夏鼐先生的“都市”概念属同一范畴 ,完全可以合并在“都市”的内涵里。

“酋邦”、“社会复杂化”和“早期国家”的理论

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时,一些学者开始引入“酋邦(Chiefdom)”、“社会复杂化(social complexity )”和“早期国家(early state)”的理论和概念 ,并对一些地区的考古文化与文明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的个案研究。酋邦理论是20世纪西方人类学和社会政治学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它以人类学中具体的民族实例,展现出人类社会由史前向文明转变过程中社会组织结构的某些形态。其中塞维斯(Elman R.Service)的酋邦理论曾在中国学者中产生的影响最为广泛。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是依据社会组织形态把社会划分为 :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家(state)四种类型, 并把它们视为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社会分层理论则从进化、自组织功能等方面研究社会的分层和累积过程。弗里德(Morton H .Fried)的社会分层理论,依据社会结构分析把社会划分为平等社会 (egalitarian society)、等级社会(rank society)、分层社会(stratified)和国家(state)四种类型 , 并把它们作为社会发展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国内学者开始对酋邦理论进行反省 ,提出聚落群的早期阶段仍是部落, 晚期阶段大都是古国, 酋邦和消亡阶段的部落无大区别, 并且主张中国不必划分酋邦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进化过程应当是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初始国家)再走向王国这样三个演进阶段, 并主张这三个阶段中的后两个阶段, 都属于国家形态的范畴, 只是邦国为初始的国家,也被称为早期国家。

考古学的作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文化遗存来进行古代社会的复原重建工作的,在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时,相对于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的不确定性, 它是有确凿根据的, 其作用之重要是毋庸置疑的。

考古学也有局限性。首先,它发现的是局部遗留的文化遗物并非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部, 依据这些局部的文化遗物复原出来的古代社会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其有限的。其次,它所呈现的面貌是经过历史风尘洗劫后的残存,并非当时的原貌。我们所作的复原和重建,也与当时的真正原貌会有一定的距离。再者,我们在研究某个地区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时,往往是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来建立

当地考古文化发展序列的,这种文化发展序列和当地的历史实际发展进程是否一致,也是值得推敲的。在分析考古资料和运用这些考古资料进行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时,应考虑族群是否迁徙、文化是否移动等诸多因素。①

①南京大学范毓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古史辨派

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以后，《古史辨》又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1957年，徐旭生评价说，“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虽存在有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很大。“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①

自从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以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出真实的历史讲起，启发人们审慎地将传说材料进行抉择，结合考古发现，仔细地考辨其中的“史影”，从而逐步地“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尹达先生对此有中肯的评论，他说，顾先生“继承了今文学派的传统，吸收了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怀疑古文经书，从而发展为怀疑传统的古史，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②

李学勤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并认为古史辩学派“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大声疾呼要“走出疑古时代”。

陈其泰（1）消极意义：①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发现来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古书辨”；②有的地方怀疑过头，因而像杨向奎先生所指出的造成“玉石俱焚”。③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有不当的地方。这里应说到三项。一是张荫麟先生曾指出“古史辨派”过分地使用默证法。二是有时对于史料不能做到审慎地处理，抹杀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三是“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去分辨”。

（2）积极意义：①“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②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③“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辨伪和古书辨伪，作了范围广阔的考辨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④顾氏在学术上“求真”的精神，对于学术问题确实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值得后人学习。

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2页。

②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后记”，《中华学术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