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

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

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另起炉灶与中美关系的开端（1948-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中美关系是建国前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继续。

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曾经提出了与美国真诚合作的政策。

1941年12月9日，中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并在同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广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统一战线。

”“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是英、美、荷、印、中及南洋各民族的各阶层、各政党，包括英、美、缅、印、荷、澳、菲的政府，与日本国内反战人民及其被压迫民族—高丽、台湾等等。

”对待美国，中共认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意义的，中英美合作集中力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

日英美战争使英美政府及统治阶级，站在和中国人民反日的一条战线上，使英美政府更加关怀中国抗战之成败，国共关系之好坏，以及八路军抗战之积极。

”因此，中共应“向英美人士特别是其当政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分别致函英美驻华大使，表示中共将与他们的国家并肩作战。

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的说来中共与美国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

1941年2月1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劳克林.居里在重庆进行了会晤，这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官方人士的第一次会面。

1944年7月，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访问了延安，从而建立了美国官方与中共的直接联系。

与此同时，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还主动与新四军五师联系，要求中共军队提供军事合作。

在1944年1月-1945年7月间，中国解放区的军民曾经多次救助了美军飞行员，前后有100多名美国飞行员被敌后抗日军民营救脱险。

为此，1944年8月20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曾亲自给八路军总部发来感谢信。

来信说：“接奉本年7月28日台函，得悉美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白福利欧在正太路被迫降落，经贵部营救出险。

查美国飞行人员被迫在敌占区或其附近地区降落，多赖中国军队及人民予以宝贵之协助，使其得以安全返防，继续进行对贵我两国共同敌人日寇之斗争。

本国政府深为欣喜，感荷上述美国飞行人员承阁下及贵部军队之援救。

本大使谨代表本国政府敬致谢忱！”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却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局面。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将军来华。

不久，赫尔利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全权调停国共纷争。

但在对国共纷争的调停中，赫尔利采取了出尔反尔的政策，企图诱骗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但容纳共产党的联合政府。

对于赫尔利的图谋，中共方面最初保持了克制态度，没有公开批评美国，并寄希望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

为此，在同年12月，中共领导人曾建议派遣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访问美国，以便向美方进一步阐明中共的政策和表示与美国合作的愿望。

对于中共的善意，美国却没有引起重视，反而采取了公开的扶蒋反共政策。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公开宣布：“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

4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趋向保守。

同年6月6日，美国国内爆发“美亚事件”，美驻华使馆人员谢伟思等6名“中国通”以“通共间谍罪”被捕，他们曾向美国政府建议与中共合作，以免中共“受制于苏联而成为其附庸”。

上述事件表明，美国政府
中以赫尔利和魏德迈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已占上风并改变了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政策。

因此，中共不得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公开批评，同时暂时停止了与美方的军事合作。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举行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了警告，并寄希望于美国重新考虑它的对华政策。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求同盟国政府，首先是英美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 1945年8月14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然而，由于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抗战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中国已濒临内战的残酷事实。

中国局势的严重恶化，引起了国际舆论和美国朝野的关注。

同年11月27日，赫尔利被迫宣布辞职。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们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战。

”随后在12月26日，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紧急磋商后也发表公报，表示希望中国国内保持和平，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华美军将撤出中国。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中共立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

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正式调解国共冲突。

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和马歇尔的调解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与中共签定了数项协议，主要是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和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当时中国国内和平出现了一线曙光。

但是，蒋介石对“和平建国”并无诚意。

1946年3月，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策动国民党右派以决议的形式推翻了政协会议通过的文件，并以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发动内战的实际步骤粉碎了和平建国的希望。

对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马歇尔起初施加了一些压力，但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的情况下，他表现得无能为力，甚至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1946年3月11日至4月18日，马歇尔回国述职。

4月27日返华后，他采取了更加偏向蒋介石的方针。

5月初，美国又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去了两个军的兵力。

后来蒋介石还乘座马歇尔的飞机亲临沈阳上空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

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美参议院提交所谓《军事援华法案》。

22日，毛泽东发表了《为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7月，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美国调停失败。

从此，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是与美国对抗的政策，因为此时中国内战已经爆发，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推行了援蒋反共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是由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

但是，美国的援蒋反共政策很快遭到了失败。

随着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8月起接连进行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并取得了完成胜利。

到1949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已被全部歼灭，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决策者感到非常沮丧，同时又无可奈何。

1949年2月，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等待尘埃落定“的讲话，表示美国政府在动荡的中国政局面前将静待形势的发展而后确定对策。

基于这一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在1949-1950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试图接触、观察和待机而动的微妙时期。

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没有象某些国家的大使一样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是留在了南京，寻机与中共进行接触。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细微变化，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做出反应。

他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

”对此，中共的政策是：“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方有独立，中国方能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

”基于对当时形势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中共在
1949年1-3月间，提出了处理与美国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在军事上、思想上做好美国干预中国内战的准备。

一旦美国介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将把战争进行下去，直至取得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

其次，实行政经分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生意就得做，奉行互通有无的原则。

再次，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采取“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的态度，实行“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这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普通侨民对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方针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最后，在具体策略上，中共提出应采取谨慎的态度，避免给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以口实或借口。

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严禁不经批准私闯外国使馆和外国驻华机构，要求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违者严惩不贷。

根据上述方针，1949年5-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之后，中共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会晤。

在会晤中，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要求美国撤走在华美军，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承认新中国，并表示新中国需要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

在获悉司徒雷登有意访问北平时，中共领导人采取了积极态度，同意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名义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并会见中共最高领导人。

但是，美国政府却以此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造成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等为由，反对司徒雷登访问北平。

8月2日，司徒雷登一行离华返美。

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不久美国撤走了其全部驻华使领馆人员。

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从此开始了中美两国全面对抗的时代。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美国政府不让司徒雷登访问北平，确实使中美两国失去了改善关系、避免对抗的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