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王子集》和《稻草人》比较研究

《快乐王子集》和《稻草人》比较研究作者简介：刘澍芃，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摘要：奥斯卡·王尔德是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叶圣陶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

二人在童话创作上都有举世瞩目的成就。

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和《稻草人》分别为他们的代表性作品。

他们的创作宗旨和艺术追求虽有很大的差异，但仍存在着不少共同的因素。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都主张幻中之真，坚持童话创作的现实意义；都强调童话的悲剧效应，以极大的同情反映现实世界；都认为童话兼备“儿童化”和“成人化”双重宗旨和功效，应使儿童和成年人皆喜爱。

这些异中之同，反映了中西儿童文学共同的“文心”，即世界各国文学共同的创作规律和特质。

关键词：叶圣陶；王尔德；童话；稻草人；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2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奥斯卡·王尔德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叶圣陶皆堪称中西文坛的艺术大师。

王尔德于188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叶圣陶于1923年出版了有中国第一部现代童话集《稻草人》，为“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1]。

这两部童话集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传世珍品，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本国儿童文学的进一步成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两位作家的创作原则和宗旨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两部童话集在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方面仍表现出十分突出的趋同性。

一、幻中之真与一切文学艺术一样，童话也需要“美”，也遵循“美是生活”的规律。

然而，它反映生活的方法有其特殊性。

童话中存在着很多幻想成分。

但是，无论如何，作者所创造的幻想中的超自然形象也与现实生活中密切相关，神奇莫测的幻想必须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受真实生活规律的制约，追求幻中有真并寄寓着社会现实性。

童话世界是现实与想象和谐而巧妙结合的产物。

童话美主要反映在以创造性的想象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上。

作为唯美主义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王尔德虽然始终热衷于唯美主义，并在创作中极力按照这一艺术原则塑造形象，但他所塑造的所谓唯美形象，实际上从未完全摆脱社会现实。

披览其《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之后，却使人感觉到作者诠释其童话人物时在很多地方则是以现实主义道德观为尺度的。

可以说，王尔德的文学创作并非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其不少作品都融唯美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一炉。

就特定侧面而言，他的作品如同一面镜子，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社会的阴暗面和对真善美的向往。

王尔德的童话创作是在当时英国各种腐朽而僵化的道德观念肆虐人们生活的背景下进行的。

他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感受以童话的形式呈现出来。

因此，其童话创作始终或隐或显地贯穿着对社会的控诉，带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色彩。

王尔德童话中的人物是栩栩如生并贴近生活现实的。

其童话中的故事情节乃至事件细节也都与现实生活特别是民族心理和感情有密切的联系，如选用燕子作为王子的帮手，完全是以客观现实为依据的。

在现实生活中，燕子飞得高而远，飞行速度快，遍布于欧洲大陆，为西方人所熟识，并多以居民的室内房梁上和墙角巢穴，最喜接近人类，是众所周知的益鸟。

因此，在欧洲国家中，燕子时常以一种正面的形象出现在童话中。

在王尔德的笔下，童话中的人物和情节细致、具体、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在虚无飘渺、趣味横生的童话世界里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判断、价值取向、审美理想和自己的爱憎，绝不为单纯追求陌生化效果而生造出遥不可及甚至脱离现实的性格和事件。

王尔德善于并且醉心于描绘人物的外貌，虽然体现的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独特的情趣，是为了追求一种艺术形式上的美，但所塑造的形象、表现的事件都有着深厚的社会现实生活基础。

正如王尔德在写给伦纳德·史密斯的信中所说：“这个故事（指《快乐王子》）旨在运用精巧的童话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这是对当代文学中纯虚构人物的回击。

”[2]叶圣陶的《稻草人》也是建立在幻想基础上而又充分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的童话。

作者笔下的稻草人是充分地人格化了的，具有人类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稻草人的的思想感情是以现实生活事理的逻辑为依托的。

譬如，文中这样描写道：“稻草人非常尽责任。

要是拿牛跟他比，牛比他懈怠多了，有时躺在地上，抬起头看天。

要是拿狗跟他比，狗比他顽皮多了，有时到处乱跑，累得主人四外去找寻。

他从来不嫌烦，像牛那样躺着看天；也从来不贪玩，像狗那样到处乱跑。

他安安静静地看着天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赶走那些飞来的小雀，他们是来吃新结的稻穗的。

他不吃饭，也不睡觉，就是坐下歇一歇也不肯，总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3]（p192）实情形的。

稻草人最突出的客观现实规定性就是不能行走，所以作者写道，它明明看见一位妇人投河，一个病孩子痛苦呻吟，它也没法动弹，爱莫能助。

假如把它写动了，那就完全违反了事理逻辑，给读者以虚假的感觉。

所以说童话形象稻草人既是想象的产物，同时又受事理逻辑制约，而作品中所有情节的安排，也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叶圣陶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使用象征、夸张、象征等手法，创造出了一个色彩绚丽、变幻多姿的童话世界。

这一童话世界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曲折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是社会生活。

童话自然也不例外。

它的题材内容和主题取向也只能从生活中攫取。

就此而言，王尔德和叶圣陶的童话创作理念是一致的，都主张将童话的现实意义与审美意义结合在一起，强调其揭示现实生活本质的价值。

二、悲剧效应人生来向往美好的事物，希望得到圆满的结局，但现实生活往往事与愿违。

悲剧美打破了“完美主义”理想，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悲剧性客观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悲剧现象和事件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其本质表现为客观现实、社会存在中发生的具有必然性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带有必然性的具有正面素质的性格的受难、失败或死亡，而这种结局则既是不应有的，同时又是不可避免的。

文学作品中悲剧性是以正面或英雄人物的痛苦、毁灭而证明“永恒正义”的胜利。

叶圣陶和王尔德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美的形象。

但是这些美的代表人物却有着共同的悲惨结局，美最终沦为现实生活强大压力下的牺牲品。

王尔德以极大的同情关注现实世界，塑造了许多具有内在美的性格。

《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中：快乐王子具有极大的同情心，与小燕子为了救重病的小孩、穷苦的文人和饥饿的穷人放弃了华美的外表乃至珍贵的生命；可爱的夜莺为了心上人的美丽爱情，勇敢地将蔷薇刺刺入心脏，用歌声和生命造就了那朵鲜红的蔷薇，而肤浅的女人却最终索要珠宝而拒绝了生命之花，被青年弃之于路；磨面师不但不忠实，而且将友谊作为一种要挟的本钱，利用汉斯的善良与忠诚来满足私欲，虚情假意，最后致使汉斯死在了沼泽地中，丑恶行径令人发指。

叶圣陶《稻草人》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邮差好心好意为苦难中的人们送信，安慰一颗颗受伤的心灵，不但没有得到好报，反而遭到革职，腿上也中了枪弹，成为跛脚的乞丐，沿街乞讨；稻草人一夜中的经历，更使它感到凄惨悲凉苦不堪言：妈妈为生计所迫无法照看病中的孩子，妻子因被丈夫逼卖丧失生路而投河自尽，……疾病，贫穷，劳累，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人们被折磨得求生无路，最终目睹这一切的稻草人也伤心过度昏倒田间；成长于育婴堂又出来做了木匠徒弟的“傻子”，从未享受过人间温情，却处处施爱于人，无欲无私，苦活、累活自己干，有了糕饼散与难民分享，拾得白花花的银子，站在在路边苦等半夜而终于奉还失主，甚至宁肯让国王砍死自己以消解仇恨来平息战祸。

这些故事都以悲凄结局。

叶圣陶和王尔德正是将这种美好的东西毁灭给读者看，从而让受众得到一种悲剧的快感，最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作者在这种“以凄为美”的悲剧中挖掘更高、更有价值的美，使读者在审美活动中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对世界充满同情与怜悯，坚定对真、善、美的追求信念。

三、双重宗旨别林斯基认为儿童读物不仅应能使儿童，而且也能使成年人感兴趣，为成年人所喜爱，并宣称它只有作为一种为所有人而写的文学作品出现的时候，才称得上是优秀而有益的作品，提出童话的社会意义的双重性标准。

王尔德和叶圣陶不约而同地显示了对这一理念的深刻关切，主张童话应同时兼备“儿童化”和“成人化”的特性。

王尔德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童话）既是写给孩子们，也是写给那些仍具孩子般好奇快乐天性的人们，以及那些能够在简单模式中体会出别样滋味来的人们。

”[4]（p371）故事》中所有作品都贯彻了这一艺术主张。

在《自私的巨人》中，巨人自身经过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他不让小孩在他的花园里玩耍，结果春天再也不光顾他的花园，只有冬天、北风、冰雹长驻其间。

但是某天早晨他看见了一幅奇怪的景象，每棵上面有孩子的树都有了春天。

他将一个上不了树的小孩抱了上去后心软了，明白了春天、生命和快乐不来光顾其花园的原因。

最终他开放了花园，自己也找到了幸福的归宿和感觉。

《少年国王》中，老主教对少年国王说：“孩子，我是一个老人，已经临到我的晚年了，我知道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有过许多坏事情。

……你能够叫这些事情不发生吗？你会跟麻风病人同床睡眠，让乞丐跟你一块儿进餐吗？你会叫狮子听你的吩咐，野猪服从你的意志吗？难道那位造出贫苦来的他不比你聪明？因此我并不赞美你所做的事情，我却要你回到你的宫里去，做出快乐的笑容，穿上适合国王身份的衣服，我要拿金王冠来给你加冕，我要把珍珠的节杖放在你手中。

至于你那些梦，不要再去想它们。

现世的担子太重了，不是一个人担得起的，人世的烦恼也太大了，不是一颗心受得了的。

”[4]（p225）祷时，身穿破旧衣服的他周身却射出非凡而神奇的光芒，这种上帝赐予的荣光顿时使老主教冠冕堂皇的话黯然失色。

在这一善一恶之间，仿佛是王尔德在对人们进行着道德教育，让人们明白灵魂之美的重要性，并通过天真烂漫的儿童的眼睛折射出一个异化的成人世界。

他笔下的诸多形象对于儿童和成年人都能产生认识、审美和教育功效。

这一原则在童话集《稻草人》中也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小白船》中，作者是这样描写成人形象的：“远远的有个人跑来了，身子特别高，脸长得很可怕。

他看见小白兔在他们身边，就板起了脸，说他们偷了他的小白兔。

”[3]（p8）的祥哥为富人演奏音乐，哪想到还没开始弹奏，听众们就皱起眉头说：“‘咱们见过几百位上千位音乐家，哪里见过这样的乡下人！这把胡琴难看极了，就跟乞丐手里拿的一个样。

’”[3]（p140）终祥哥还是回到了乡下自家的破房子里。

音乐厅里的听众们不愿意听的琴声反而使农夫、工人、母亲都感到甜美，感到舒适，获得了所有人的一致赞美。

《瞎子和聋子》中，瞎子和聋子互相掉换他们的生理缺陷，而在现实中凭借第一次拥有的器官感觉到的则是沉重的劳动和残酷的杀戮，更加重了他们痛苦和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