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歌

人之歌_____重读司马迁《史记》李木生三年前的初夏，我去陕西韩城朝拜《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的青铜雕像，直直地站立在晴空下的太史广场上，胡须飘拂，沧桑满目。

静穆间，竟有闪电在心幕上耀亮，我分明看见，我们的司马迁正与受难的耶稣一道——人之子与神之子——同行在荆棘满布的历史旷野中，脚窝间的血滴似乎还散发着温热。

讷言的龙门，就在眼前吞吐着黄河。

只是不知道，峭拔的龙门上，哪块崖壁是他的身躯。

呜咽的黄河里，哪轮波涛是他的言说?他是怎样把默然的黄土高原，凿成风敲雨擂的醒鼓?他又是怎样，在匍匐跪拜已久的大地上，树立起充满着人味与自信的人，并为中国人留下站起来独立行走的希望?一司马迁有多苦司马迁到底有多苦?至今无人能够知晓。

骤至的宫刑所引发的痛苦，是十倍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不仅是短暂的残害，更是终生的凌辱；既是肉体的惨剧，更是心灵的熬煎。

虽然李陵与自己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可是当满朝文武看着汉武帝的脸色行事，纷纷对其落井下石之际,司马迁却站出来为其说话，肯定李陵“有国士之风”：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

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一个站出来说话的司马迁，便由此遭受宫刑。

有万里江山与五千年历史葳蕤于他的胸际，强劲的生命之舰才刚刚起航，高高的桅杆上，正猎猎着雄心勃发的旗旌。

可是，这一切都戛然而止，是武帝刘彻随意地把他踩在脚下，像踩着一只蚂蚁，意气风发的司马迁便立刻成了皇帝心情不好时的出气筒：以纯属诬枉的欺上之罪被处以阉割之刑，阳刚伟岸的男子汉骤然跌进不男不女的阉竖之列。

我看到过一幅清朝时被阉割者的裸体图片，其丑陋，让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在那样不讲道理的制度下，在那样没有一点人性可言的监狱中，他是怎样被扒去身上的衣裳?是怎样被放倒缚牢按紧?那一声凄厉的惨叫，是随着利刃猝然割断一切筋肉经脉之时所发出的吧?当麦秆或药捻插入仅余的洞口(防止伤口长严，堵塞尿道)，当赤身裸体空无一物地被人架持着在“蚕室”里溜达数个时辰(必须在无光无风的温室中才不致受风致死），当胳膊腿被捆扎在门板上熬过不吃不喝，却要疼得时厥时醒的四天四夜，活过来的司马迁，这才真正开始了没有尽期的深长锐重的屈辱的日子。

从今以后，丑陋的身子就要伴随自己一生。

从今之后，再也无法面对为自己生下了女儿的妻子。

还有一种不能白于任何人的恐惧，那是对于精神中阳刚之魂会不会随之消失的恐惧。

世人可否见过我们鲁西南农村捶牛的场面?被拽倒绑定的年轻的牤牛，只有任人摆布了。

是枣木夹棍夹紧了睾丸根部，先是一下一下地轻砸（当然是一砸一哆嗦)，等到高高扬起的枣木锤狠狠地砸下，“哞”的一声仿佛来自地心的吼叫，就震荡在寂静的乡野间了。

哀鸣的回荡里，便是一阵又一阵浑身的战栗，牛的皮毛也就波浪般地滚动着。

那是公牛一生中再也不会有的哀鸣了。

随着这一声的哀鸣，青春的骚动，见到异性时的冲动，从此再无踪影。

伴随一生的，便是温顺的劳作。

等到捶过的牛被人拉起来遛(必须要遛，不然伤口处会粘连发炎导致死亡)，它早已是垂头丧气，两眼紧闭，四腿打颤。

遛到睾丸处肿得粉红透亮，必须要遛得牛几乎是在叉着后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了。

这时，注意看看它，温顺的大眼睛里，汪着的净是泪水。

牛且如此，人呢?有着奔放的情感与敏锐的神经的司马迁呢?想想，哪朝哪代的皇帝，不都是在把他的臣民当作牲畜待吗?驱使、宰割、还有吆喝与鞭打，但是却要让你付出绝对的忠诚与温顺。

难怪，司马迁将身受宫刑(因其伤口处易腐烂，又称腐刑），列为12种士者不堪的耻辱中最大的耻辱。

“最下腐刑极矣!”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这就是司马迁受刑之后以至全部余生的真实写照。

即使再经历一百代，自己所负荷的耻辱，只会越来越深重——一个血肉之躯的人，怎么可能承载如此耻辱而去度日呢?他当然想到过死，甚至十次百次地想到过死。

较之于宫刑，死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就连奴隶婢妾都能够自杀，何况我司马迁!可是他却选择了一条万难不辞、忍垢含辱的偷生苟活之途。

司马迁原是被判死刑。

汉朝的死刑犯可以有两条求生之路，要么交纳足够的金钱，要么自请宫刑，许多被判死刑的大臣将军，尽皆走了拿钱买命的途径。

可是司马迁家贫，从小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姐妹，自私自保且相互倾轧的官场，更是无一人肯帮助说话或慷慨捐资。

煎熬在大牢中的司马迁，眼睁睁地看着无助的妻子借贷无门、哭诉无门，眼睁睁地看着死期的渐渐迫近。

沉浸在苦难与羞辱之中，不甘的人就会让思想真正沉静下来，看清了自己的生命，也会有生以来第一回看清楚了这个世界，或日洞察了事情的本质与真相。

“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

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王元化《自述》)。

看清了，想透了，认定了，背负着奇耻大辱的司马迁，终于以大勇大智的胆魄，纵身跳进永无出头之日的炼狱之中，选择了身受宫刑的求生之路。

为什么，他要做出如此的抉择?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他能够做出如此的抉择?我们都已知道，他的隐忍苟活，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是要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使之永远地流传后世。

只是当我一页页翻开《史记》，反复地阅读吟咏并思之又思的时候，我却惊异地发现其自沉炼狱的更多更大的缘由。

他是怎样从“求媚于主上”的奴仆，经过苦难、凌辱和痛切地反省而再生为真正的人，并敢于独立地站在武帝刘彻与他的王朝之前评说千古是非?他是怎样将自己献祭于上苍，用一腔鲜血复活了百人百面的人和百样杂陈的人生，从而为人间留下了一份四季常青的热爱?他又是经过怎样的挣扎，终于突破了愚忠的窠臼、越过所谓“国家”、“今上”等一切物化的畛域看到了人，并围绕着人看清真相，书写真相，成为中国第一位清醒地站在人道与人性的立场上立德立言的知识分子?“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安书》)，铮铮的心弦，正越过二十一个世纪，迤逦而至。

读司马迁《史记》，正是我们当下有些迫切的需求了。

二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以言治罪，正是专制社会视言论自由为寇仇的最为明确的标志。

一切嘴巴，必须是专制独裁者的一家喉舌，否则便会落下种种罪名，直到被置之死地。

司马迁就是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实话真话——只说了半截，就被震怒的武帝刘彻喝住——而惨遭宫刑。

有时沉默都不行，汉武帝信任的酷吏张汤，就定出了—个“腹非”的死罪——虽然你没发表意见，可是你肚子里说不定存在着不满。

无独有偶，孱弱的南宋，就创造出—个“莫须有”的罪名。

“腹非”罪实行的结果，当然是“以此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而偏安的南宋创造了“莫须有”罪的结局，只能是一个朝代的灭亡。

这是合理的吗?这是人道的吗?回答都只能是一个字“不!”但是，总得有人敢撄专制统治者咄咄逼人的锋头，站出来说话，将这个不许人说话的真相说出来。

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就成了这样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

那个叫纣的暴君，当然不许人们说话。

为了堵住大家的嘴巴，他将敢于说话的九侯剁成肉酱、鄂侯制成肉干，并设置了炮烙的酷刑，用炭火烧红涂油的铜柱，让发表议论的人在铜柱上走。

西伯昌不满这样的现状，只是暗暗地叹息了一声，也被囚禁在羡里。

(《史记·殷本纪》)。

还有那个无道的周厉王。

他的办法更简捷，就是将议论他的人逮起来杀掉。

这当然造成了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不敢开口说话的国人，见面也只能相互递个眼色。

在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召公与这个暴虐的厉王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司马迁让召公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堵住人们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厉害，所以治理民众的人，应当放开地让他们讲话；民众有嘴巴犹如大地有山川、沃野一样，山川、沃野要产粮食树木，人的嘴巴当然要说心里想说的话；堵住人们的嘴巴不让说话的政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司马迁当然不会放过那个叫李斯的人。

对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许天下人说话的暴行，司马迁确凿地指证，其始作俑者就是李斯。

当这个人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他可以慷慨陈词，告诉秦始皇“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

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谏逐客令》)。

一朝成为统治者中的一员，则立刻变脸，成为钳制言论的急先锋。

司马迁毫不留情地剥开其“忠”的画皮，还其极其自私的“阿顺苟合”的真面。

司马迁，他只用四个字便解剖出焚书坑儒的本质：“以愚百姓”(《史记·李斯列传》)。

司马迁特别欣赏汉文帝，在《史记·孝文帝本纪》中，他一一列举了文帝的种种善行，如革除宫刑等。

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在公元前177年的3月，文帝下了一道废除“诽谤妖言罪”的诏令。

司马迁特别将这道诏令记录了下来：“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与孔子一样，司马迁尤其喜爱郑国的国相子产。

他突出地记述了子产死时郑国百姓尽皆为之痛哭、仿佛失去了自己亲人一样的情景：“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

”(《史记·郑世家》)这个子产，曾有一个“不毁乡校”的举措，至今看来，仍然让人惊叹弗如。

郑国有一个“乡校”，包括百姓在内的各色人等，都可以在这里对当政者说三道四。

有个叫然明的人，认为这样会降低政府的权威，建议子产毁掉这所乡校。

但是子产不为所动，坚决要保留这所乡校，他的理由是：这些议论批评甚至怨詈的人们就是我们当政者的老师，夸赞的我们就“择善行之”，批评处我们就“择恶改之”，这不是我们的福分吗?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有力量毁掉乡校，甚至可以暂时堵住人们的嘴巴，但是这如防范巨流大川一样，围追堵截地不让它流畅，终有一天要决口子发洪水，那就不可收拾无可救药了，“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不让人说话的下场只有一种，而且是被历史反复印证了的：垮台、倒掉。

为什么?司马迁引《尚书·汤誓》中的一句民谣回答了这一问题“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史记·殷本纪》)等到老百姓都烦了厌了怨着恨着蔑视着，在心里头唱“你这个太阳何时死去，我宁愿与你一起灭亡”，成为政权的敌人的时候(《史记·律书第三》)，这个没有言论与书写自由的政权，还怎么能够不走向死去的末路呢?但是，我们的专制制度毕竟是世界上最悠久最漫长的了，有时，在阒无声息的深夜反复寻思，这是为什么?当然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因素，可是有一条原因毕竟是那样触目惊心地存在着：我们有着不站出来说话的传统。

那些能够说话、应当说话的衮衮诸公，几乎尽皆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成了缩头乌龟。

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祸从口出，沉默是金……此类保身的哲学真可谓尽善尽美、深人人心了。

看看身边，就能知道天下；品品当下，也就可以洞察往古——即使人类进步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我们那些号称博学博闻博识还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们，不是还在重复着甚至变本加厉地昧着良知、出卖着良知而不肯站出来说句人话真话实话的吗?因此，司马迁也就越发显得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