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

作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文化的丑陋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批判。

在这方面，至今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可以望其项背，然而他老人家始终没有表达过人生存的终极意义。

他的“投枪和匕首”令他的论敌胆寒，他自己面对的却是“无物之阵”的孤寂与悲凉。

思想家面前的社会是无物之阵，也许是一种宿命。

鲁迅指出国民的愚昧、麻木，但他只能“引起疗救的注意”，只能指出现象，不能追根溯源----没有谁可以为国民性负责，这种虚空的结果使鲁迅不断思考，又不断怀疑与否定。

因而《野草》是这样惨痛----前面有野百合野蔷薇，前面也有坟----鲁迅只能选择不停往前走，这要多少的勇气，他明明白白自己是走在“无物之阵”里，挣扎在一种无望里。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

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在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这是鲁迅对黑暗现实的深切认识。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黑暗相抗衡。

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

《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

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

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野草》中鲁迅多次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阴冷、怪诞、恐怖、残酷、虚无、悲观。

鲁迅以彻底绝望的冷眼打量世界，以彻底的虚无投入无物之阵，这多少有点独战的味道。

鲁迅一生在于他人的对抗之中充满了孤独与悲凉，他以为从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易卜生对克尔凯郭尔的解读（“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就是那最孤独的人”）中找到知音，然而这只是他的一种误读。

尼采说“上帝死了”，但鲁迅不知道尼采始终在寻找上帝，他希望人不再奴隶似的依附于神，而是唤醒自己身上上帝的影子，个体生命自身不断超越，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上帝。

克氏的孤独也是意在逃出他人的眼光，作为自足的个体存在。

鲁迅只汲取两位存在主义大师强力的一面，但其力量却不是从自为的角度获取的。

对于生的虚无，鲁迅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但他与他人始终存在的对抗与敌对使他无法走向佛教普渡济世的慈悲情怀中去，反而是“我决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的无情。

鲁迅对一切精神资源都保持距离，依靠自由意志抵抗外来的任何桎梏，他在实质上上成了地道的精神无赖和精神流氓。

“流氓精神”的恶劣遗传鲁迅的荒凉多少与缺乏信仰的依靠有关，缺乏信仰或许只能与对手扭在一起。

这种命运也是注定了的，在看远些，在《三国演义》的世界里，只有对人的智慧的信仰、对策略、计谋、阴谋的信仰、人与人之间的“义气”而没有对终极的道德、真理的信仰；《水浒传》对暴力的热衷更是明显，武松杀嫂的描写、李逵活吃人肉的描写等等，一个“义”字掩盖了多少冤魂的屈死，掩盖了多少“所谓英雄的嗜血本性”？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比如“爱”、“同情”等等，所以没有对“暴力”的批判能力。

（显然，出于对白话语言形式的欣赏，中国现代作家接受了这些小说，这些小说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重视权宜之术、信仰暴力的精神也渐渐地被转化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在“革命思维”、“反帝思维”等中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我个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化没有根本上和封建文化的的病态性、暴力性、权术性分道扬镳，也就是没有和“流氓精神”一刀两断。

中国人精神中的“流氓”特征最早为鲁迅所发现，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精神分析》里作了精辟地分析，认为禹设计的流氓精神为屈原、孔子、刘邦或朱元璋所实践，流氓精神已经坚定地散渗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话语之中。

“流氓精神”的特征是丧国丧地丧本，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无赖逻辑。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名著构筑了国人的精神幻象，可以说构成了国人的精神心理。

鉴于名著对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解毒工作十分重要。

学者王学泰和李新宇近出一本为古典名著的解毒的书中，对古典进行了“颠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流露出中国社会几百年的游民气，它负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散播着与法制社会、公民社会的不和谐音，可以说《水浒传》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负面大于正面。

为名著解毒就是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的事业，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各类经典进行系统评估，把那些野蛮的、残暴的、反文明、反人道、与人类健康文明相冲突的东西一一揭示出来。

目的是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思想建设“人的文学”，摈弃“非人的文学”。

批判弥漫于其间的“流氓精神”，指出“流氓精神”所带来的人口减少、经济倒退、宗法被破坏、社会制度被打乱和暴力的、非理性的等反社会的恶果，从思想上制止“流氓精神”的无节制扩散。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所宣扬的精神与人类健康文明格格不入。

长期在这样一种审美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人们就会美丑不分，善恶不辨，把残暴当勇敢，把恶魔当英雄。

如果不能改变一下这样的“心”，就很难真正进入现代，很难与世界和平共处，也很难争取到像人一样的生活。

十年砍柴指出《水浒》讲顺民变暴民，但暴民最终被招安变成奴才的过程，其中有许多底层社会的生存百态和谋生智慧；而《三国》则是讲权谋讲厚黑。

吴思先生在《闲看水浒》的序言中提到：“在宋江和刘备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深刻答案。

这二位都以仁慈体贴著称，在他们身上，暴力集团的成员们寄托了最佳预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预期，在他们的麾下卖命，可以卖个好价钱。

因此，刘备和宋江无须逞匹夫之勇，他们的才干是当好一个商人，扩大地盘，获取血利，然后公平分配。

”宋江和刘备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深刻地了解当时中国人的人性，当时中国的世情。

这种人性和世情就是：实在的人情，虚幻的原则。

把丢弃原则的“流氓精神”捧为法宝是国人的生存写照，在这种背景下，规则让步于人情（人情是广义的，它可以由交情构成，也可由金钱来购买），在呼吁法治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于对国民性的改造。

这个工程比颁布公正的法律、选拔优秀的司法人员、民主宪政、强化各种监督体制还要艰巨。

如何鲁迅继承关于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是个大问题。

冉云飞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自慰品》中指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妇孺皆知的所谓名著，乃至新旧武侠小说，构筑了中国人最为基本的精神自慰品。

这些自慰品的内核便是：胡乱杀人、官官相护、强权有理、你死我活、赢家通吃。

探讨这些东西为什么在中国广受欢迎，历久不衰，极有土壤，便会得出令人惊异的结论：即中国人普遍的意淫状态和阿Q式的精神自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尚好，从而在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和渊深似海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以便苟活下去，成就一点自己哪怕微渺的动物需要，暴民和奴才便是所有民众赢得动物需求的外在体现形式。

可以说，以《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与国人的专制心理互为同构，这种同构伴随着以暴易暴的流氓心理，缺乏终极关怀作为铺垫。

不少学者对《水浒传》中的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学，《三国演义》中的权谋文化和奴性思想等，继承鲁迅的思想展开批判很有眼光。

任不寐先生在《灾变论》一书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亦可说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称得上鞭辟入里。

他指出了“流氓精神”得以在现实肆虐的深刻原因，把此归为“灾民理性”的潜在存在。

任不寐将“灾民理性”概括为几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

具有这些精神特质的国民，正好构成了专制政治的肥沃土壤。

任不寐痛心疾首地作剔骨剜筋的剖析：“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

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

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

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

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

”这其实是不用多加证明的中国现实。

任不寐先生回答了“流氓精神”得以横行的无奈事实，为了生存，中国人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一切原则都是空洞的。

正如任不寐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

在《现代化的陷阱》里，何清涟女士曾用“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来形容目前这种道德崩坏的状况，但当她看到《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所登载的“被鸡头改变的村庄”一文，看到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为了生存，主动将女儿们送上做娼妓那条生存之路；看到由于女儿们从事的“行业”确实使农民们暂时性地解决了“谋生问题”，因而对拐卖他们女儿的“鸡头”们不再愤恨而是感谢之时，她还是被深深地刺痛了。

可以说正是“灾民理性”导致了“流氓精神”，要消除“流氓精神”，必须抑制“灾民理性”，怎样抑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悲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幸掉入了“灾民理性”所导致的“流氓精神”之中。

余华的《活着》中福贵面对生活的种种磨难，所表现的那种自觉与服从，以及浸透这种“自觉与服从”中的畏琐、卑下，让人心怵发麻。

福贵的生存方式与知识分子很象，无法对这种生活进行反抗，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三十多年间，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中国文学加上後天“营养不良”，陷入图解政治概念和公共经验的套路里。

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所谓“寻根运动”以传达民俗风情追寻传统为线索，究竟找到了什么样的根，仍然是一个谜团。

“寻根文学”其实是另一种虚无主义，寻来觅去，却给人一种没著没落的虚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