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心理分析完整版

易经与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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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爱诺思——《易经》与“心理分析”

这是许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浏览网页的时候在网上看到，转贴过来这里。在这文章写后的10年中，也常去爱诺思访问。

2006年的第三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时，我也专门为纪念瑞策玛先生，在大会的报告讲述了与他的交往与其中的动人故事。

有一种安详能超越所有的理解；

存留于永恒者的心中。

有一种力量能使万物更新；

促发知心为一者的生动……

重获此文，放在这洗心岛和山木的博客，也是对瑞策玛先生的追思。

再过一周，将与易学家刘大钧先生和张文智先生等一起，访问瑞士荣格学院，并做有

关“易经与心理分析”的报告。届时，也将重访“爱诺思”。

《易经》与“心理分析”——重访爱诺思

在瑞士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的阿斯科纳，有一闻名遐迩的学术中心，爱诺思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前任主席瑞策玛（R u d o l f R i t s e m a）博士，化其40余年的心血，完成了爱诺思的《易经》版本①。该版本正式出版后，随即便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并且即将被翻译为俄文、法文和日文等，在国际上引起了热烈的凡响。

“爱诺思”（E r a n o s）这个名字在西方具有东方的象征意义。因为从其孕育和产生之日起，她便与中国文化，尤其是《易经》，结下了不解的渊缘。爱诺思的创始人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夫人（O l g a F r o e b e-

K a p t e y n），最初正是由于对易经的兴趣，邀请一些着名的汉学家或易经学者聚会，如理查德·维尔海姆（R i c h a r d W i l h e l m）、鲁道夫·奥图

（R u d o l f O t t o）和卡尔·荣格（C a r l G u s t a v J u n g）等，为爱诺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30年代开始至今，爱诺思已经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促进东西方学者的相互了解，做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每年都要举行的“爱诺思圆桌会议”，是国际上研讨东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每年都出版的《爱诺思年鉴》，是西方人研究东方文化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卡普泰因夫人的继承者，担任爱诺思基金会主席近40年的瑞策玛（R.R i t s e m a）博士，同时化了40余年的心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易经，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周易》——“爱诺思易经版本”，一种独特的易经心理分析。

瑞策玛博士认为，《易经》充满灵性，充满了深刻的心理学意义，包含着目前西方深度潜意识心理学以及分析心理学的深刻道理。他说，“易经中包含着荣格所描述的原型力量。这种力量代表了生命的变化以及其意义的体

验，其规律或道。”①瑞策玛曾经这样来介绍他们所翻译和注解的易经：“我们这部书是把富有灵性的易经，作为一种心理学的工具。”利策玛认为，“易经填补了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口”。②他们的翻译与工作，是要把易经中的心理学根源，复兴为一种活生生的实践；表现与发挥易经中的心理学意义，也正是爱诺思易经版本的最大特色。

爱诺思与易经，以及在爱诺思版本的易经中，包含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最初是通过理查·维尔海姆接触易经的。那是1923年，在德国的达姆施塔特（D a r m s t a d t），赫曼·科舍灵（H e r m a n n K e y s e r l i n g）所创立的“智慧学校”所在地；《易经》也一直是科舍灵“智慧学校”的重要学习内容和思想基础。当时维尔海姆已经完成了他的易经研究和翻译，正在准备出版他的《易经》德译本。卡普泰因夫人自己曾经这样来描述她当时的感受和体验：“最初接触《易经》的刹那间，我便意识到在这中国的古书中，包含着一种联系人们日常生活与超越性原型世界的方式与途径。”③

也是在达姆施塔特，卡普泰因还结识了荣格和奥图。荣格和奥图对于东方文化和东方的神秘主义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也都对卡普泰因，以及后来的爱诺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式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开始于1933年，荣格曾经一度成为该系列圆桌研讨会的核心人物；卡普泰因曾邀请荣格在1934年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上，专门介绍易经的心理学意义。尽管当时荣格是以其对“原型”的研究和思考，来代替了对易经的具体的心理学分析（荣格对于《易经》的认识和体验，后来集中发表在他为维尔海姆《易经》英译本的前言中），但是易经的心理学意义，以及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一直是爱诺思东西方文化圆桌研讨会的主旋律。

瑞策玛在1944年的时候开始接触易经，是通过他自己的心理分析家冯·凯勒（A l w i n a v o n K e l l e r）博士。其最初的印象与卡普泰因接触《易经》时的感受完全相似，那便是即刻意识到了《易经》对他的生活所将具有的深远意义，意识到了《易经》能够帮助他更为深入地体验其深层的自我。他从冯·凯勒博士那里借来了一本维尔海姆翻译的《易经》（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瑞士并不容易买到有关《易经》的书），化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利策玛自己把书全部抄了一遍。而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于对易经的研究。由于并不十分满足于维尔海姆的译本，利策玛开始学习汉语，希望能够对易经的中文原意进行更为深入地理解。

瑞策玛在1948年结识卡普泰因夫人，正是由于双方对于易经与中国文化的共同兴趣与志向，建立与发展了深厚的友谊。1961前后，当卡普泰因邀请利策玛作为她的继承人，接管爱诺思基金会的工作时，利策玛曾一度面临难以取舍的境地。因为那时他在荷兰的一家以出版东方文化着作而闻名的出版公司工作，事业发展顺利；太太凯瑟琳是当地颇有影响的钢琴教师，有自己的许多学生，并且经常举办音乐会。按照利策玛的理解，当我们面临重大的决策，意识与理智难以决断的时候，则往往可以借助于无意识的力量，或

者象荣格所描述的——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利策玛以他所面临的情境起了一卦，得到了“随”，其中第四爻变。

随卦有“元亨利贞无咎”之象征，其第四爻的爻辞为：“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随”所包含的意向与启迪，使得利策玛夫妇即刻作出了决择：辞去在荷兰的工作，举家前往瑞士阿斯科纳的爱诺思。而接下来十余年的发展，正展现了“随”之第四爻的寓意。其中虽有收获，但也多有困难，多有曲折；但是“有孚在道，以明”，终归有今日爱诺思的成就与发展。瑞策玛也是把《易经》作为君子之道：即使有凶险，是为君子警戒；诚信利贞而无咎。

瑞策玛与斯提芬·卡赫（S t e p h e n K a r c h e r）合作，1989年以《爱诺思年鉴》的形式，发表了爱诺思易经版本的最初形式，并且为其取名为：《周易：包罗万象的启迪》。接下来几年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基本上都是集中于对该易经版本的研讨，国际间着名的易经学者，频频聚会于阿斯科纳，共同研究爱诺思的《易经》版本，共同探讨《易经》中所包含的心理学意义。通过这些研讨，通过一种集体性的工作，也大大地改进与完善了爱诺思《易经》版本的内容与形式。1994年，英国基础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了爱诺思的易经：将其定名为：《周易：中国的经典，变化的启示》。

注重对卦名，以及卦爻辞中的所有汉字的理解与分析，包括对其象形与象征中的心理学意义的理解与分析，是爱诺思《易经》版本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其不同于其它西文译本的显着特点。从汉字的象形与象征中，探寻《易经》中所包含的原型意义，无疑是一种创造性的研究。本文的作者之一，受爱诺思《易经》版本的启发，以《汉字原型效应研究》为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且受邀请要在下一届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上，做与其博士论文研究有关的报告。

我们与瑞策玛和爱诺思的交往也有着一段故事。1993年，我们在美国进行访问研究的时候，通过美籍华人学者刘耀中（E d w a r d L o w）先生的介绍，结识了当时作为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的托马斯·科茨(T h o m a s

K i r s c h)，和其名誉秘书长莫瑞·斯坦(M u r r a y S t e i n)。1994年8月，由华南师范大学校长颜泽贤教授邀请，科茨与斯坦等一行5人，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来对中国进行正式的学术访问与交流。我们在华南师范大学组织了“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研讨会，科茨做了“荣格与道”的报告，斯坦则对分析心理学的历史与发展进行了总结性的介绍。当时讨论的一个热点，集中到如何对荣格所使用的“S e l f”一词进行理解与翻译。他们回去后，斯坦在《国际分析心理学通讯》（1995年第11期）上撰文总结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访问，其中引用了我们写给他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解释我们把荣格的“S e l f”理解与翻译为“自性”的考虑。利策玛看到斯坦写的这篇文章后，即写信给我们，以进一步探讨有关“自性”的内涵；随着来往书信的交谈与交流，利策玛向我们发出了访问爱诺思的邀请。他建议让我们在爱诺思的圆桌研讨会上，专门来探讨荣格分析心理学术语的中文翻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