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悼祭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中国古代文人悼祭文学中的生命意识【摘要】伤怀悼祭，从古至今都是每个个体情感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生命主体在面对无可回避的终极面前的痛苦焦虑。

在千古文人哀婉动人的文字中，不仅传达了他们穿越千年历史也未曾凋零的感人深情，更是抒发了他们对人生、对生命、对死亡的深层体验。

本文将以宏观的视角，探求其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特征，以求对悼祭文学中的生命意识能有一个相对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古代文人；悼祭文学；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顾名思义，指的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命主体的生存状态、存在价值和最终归宿的自觉的体认、反思。

在对生命意识的深入思索中，对于死亡现象的观望与反思又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儒道两家无疑都对死亡采取逃避的心态：儒家主要将目光集中于现实人生的功利追求之上，并不直言死生之事，试图在对生的价值的追求中缓解对死的恐惧；而庄子讲求的“生死齐一”的齐物论思想，似乎达到了一种超脱的精神境界，但道家也讲“全生”，并批判了那些“危身弃生以殉物”[1]p800的行为，主张“乘道德而浮游”[1]p534。

受此影响，虽然在各种文学题材中都曾抒发对于生命、人生的或显旷达或觉消极的感叹，却很少能因此与死亡走的太过亲密，所作的思索也大多限于对生命的普遍而宏观性的把之握上。

可以说，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没有任何一个主题可以像悼祭主题这样距离死亡如此之近，体悟如此之深切。

古代文人对于生命意识的阐释与体认体认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极具个性
色彩，是对于自身生命的独特的审美关照，但人类生命原本就有共通性，所以关于生命的体验最终也具有共通之处。

一、生年有终的人生感伤
生而有涯，是人类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生命的有限性；一是死亡的必然性。

生命的有限性在文学中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短暂、生年有限的感发上，伤悼生命的离去，体味生命短促的悲凉是主要的情绪。

生命的有限性，接续的便是死亡的必然性。

正因着生命有终，才必然有死；也正因为生命终结的不可避免，才会令人分外悲伤于人生的有限，二者相依而生，不可断裂。

生命短暂的感叹背后呈现的生命现象本质实则是人的个体时间意识的流露。

在宇宙洪荒、自然循环、四季更迭的大时间背景下，人的个体时间有限而微小得简直不值一提。

生命虽然渺小如此，却仍旧是个体生命主体拥有的全部。

也正是意识到个体时间的短促，才会有看到他人时间耗尽时的绵绵伤感，悲从中来。

文人们知道，终有一日，自己也会面临同样的结局。

对于人生苦短这个再平常不过的道理的感叹与领悟，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却数量可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2]p32“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3]p155等等，这样的诗文触目可见。

与其他以伤感为基调的忧生作品不同，悼祭文学的生命感伤是基奠于死亡的沉重土壤之上的，并非单纯的伤逝忧时，对生命有限的普遍感伤。

人生本就短暂，时光总是易逝，而经此一别，再无相逢，不禁令人哀断愁肠，更不用说掺杂了文人们清楚预见自身结局后的沉
痛之感了。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病几多时……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5]p74这是元稹悼念亡妻韦氏的诗句。

首句以爱妻亡故后自己的孤独处境衬托出诗人内心的双重悲哀，既悲妻亡之故去，又悲自身之处境。

诗人由妻子的死亡引发出了对人生短暂、自身命运的思考：人生旅途长不过百年，想来自己活在这世上的时间想来也所剩不多了，终究逃不过死亡的命运。

而后人生的无常又让其对死后能否与爱妻合葬不敢有所奢望，更不用说来生再聚的愿望了，令人感伤无限。

二、面对死亡的恐慌焦虑
任何的个体生命，都始终存在着一种企图将自己的生命长久的延续下去的渴望和冲动，但生而必死的残酷现实却又将其无情的粉碎。

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使得个体生命必然要对自己的终极表现出深深的忧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6]p91 这是孔子的焦虑，又何尚不是人类共有的焦虑！望着滔滔奔流，不禁令人联想到生命也如同这水流一样，匆匆而去一刻未曾停歇，每逢思此不免心忧。

悼祭文学正是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将文人面死而生的恐慌焦虑展现出来。

在心理学意义上，焦虑是一种源自内心的不安或恐慌，是对即将面临的具有危险性，抑或不利处境的事物的本能的反应，多表现为不愉快、紧张甚至痛苦。

光是想想人生终黄土的客观事实，便已足够令人心生忧虑了，更不用说真正面临亲朋的死亡时所带来的不
安了。

悼祭文学对于这种死亡焦虑的展现，正是通过其对于生命的悲剧性认识而表现出来的。

“变生仓促，哀哉上天，死生常理，我故晓然。

”[7]p159（王十朋《祭令人文》）从诗句中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内心潜藏的对于生死无常的不安情绪。

妻子的死亡对于诗人而言是件太过仓促的事件，诗人对于生死的自然法则固然是再明白不过的，却还是不免深感哀伤。

这哀伤不仅有对亡妻之死的难以接受，还有对生命短暂、无常的不能平静。

“我生纵有涯，焉能学蒙庄。

”[7]p425（毕沅《四十生朝自述》）一句中更是清楚地表明了其虽知生死皆有时，却无法做到像庄子那样以旷达的心态面对内心的死亡焦虑。

人的必死性和情感上的难以接受所形成的反差，更添一份生命的悲伤与无奈。

值得说明的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至深的儒道两家，对死亡采取的都是相对回避的态度，并没有正视面死而生的焦虑恐慌，因此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消解。

虽然儒家企图以追求“三不朽”来缓解死亡带来的压迫感，但有时过于执着于现实的生活，沉溺其中不对死亡有所思考，反倒会在面临生命的终极之时产生更多的恐慌。

但伤悼文学却使人通过对生命易逝、人生短促的哀伤之情的抒发中得以缓解。

文人们虽然对死亡深怀焦虑，虽然充满了对生命悲剧性的认识，但也不会消极的否定人生，更不会将希望寄托于彼岸世界。

三、痛并热爱
死亡是生命这条单行道的终点，它的高墙坚固无形，横亘于未来的途中，没有人清楚，也无从选择何时就会与之相撞。

当生的热
切欲望遭遇无法穿越的冰冷的死亡之墙的阻挡之时，便会油然而生一种生命的疼痛感。

因着撞击的疼痛而来的还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奈。

这痛不仅仅是因为死亡在生理上的不可超越性，（下转第122页）
（上接第120页）更缘由伴随生命而来的艰难困阻，以及一切对个体生命的否定因素——生命的不自由。

死与生都是不自由的。

生而为人，注定无法摆脱的东西、后天加予生命的重负实在太多，亲人、朋友的死亡便是所有负荷中分量不小的一笔。

这痛包括了“一往何时还，千载不复生。

”[8]p14（潘岳《思子诗》）对死者生命不可挽回的叹息，“从来有修短，岂敢问苍天。

”[5]p102（梅尧臣《悼亡》其三）对死亡本身无从避免的伤感，“本期百岁恩，岂料一夕去。

”[9]p74（梅尧臣《怀悲》）对生命短暂、无常的感慨，“吝妙赏之不留，悼知音之已逝。

”[10]p263（江淹《伤友人赋》）对憾恨不可弥补的惋惜等等。

与此同时，更应看到，文人们并非一味的沉溺于悲痛之中，这些对死亡的哀愁，恰恰反映出的是对生命的深深眷恋。

没有对生命的无限热爱，便不会生出如此沉重的忧伤疼痛。

哀愁越是深沉，眷恋越是热切；越是因哀愁而疼痛，越是因眷恋而热爱。

“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11]p89他们是在生命的疼痛中挚爱着生活的美好。

四、悼祭文学生命意识的现实意义
死亡的存在，一方面是生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却恰恰成为了生的彰显。

没有了死，也便无所谓生。

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使人领悟生存的意义。

但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能做的只有在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对其加以间接的体验。

文人悼祭作品正是通过对亲近之人的死亡所带来的情感体验来反观生命和人生的。

他们对生命存在、人生价值、生命情感的领悟对于现实中的人们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所在。

首先，是对于死亡的审美超越。

虽然在客观理性上死亡有着绝对的不可超越性，但在主观的思想情感上，即便是死亡也阻挡不住生命的光芒。

斯人虽已逝，却依旧以记忆的形式继续存活于生者的心中，而诗人们又以文字的形式将其曾存在过的痕迹和对其倾注的情感封存在了虽经千年百年而犹未衰的诗句文章中，使亡者生命的痕迹及作者对其的情感一并存活至今。

作者则凭借自身的深情动人、思想启发人，以其对生命的强烈感触震撼后人，使其得以不朽。

这无疑是蓬勃的生命力量对死亡的一种超越，让生命的虚无之感稍显淡释。

其次，启发人们要把握生命。

在悼祭文学生命意识的探求中，我们看尽了生命的短暂、人生的无常、死亡的必然。

也正是这些消极的因素更增了生命的可贵和我们应及时把握、用心珍惜，让生命少一分悔恨惋惜。

正如罗洛·梅说的那样“有些人直到通过某人的死，体验到友谊、奉献、忠诚的可贵后，才懂得什么是深挚的爱。

”
[12]p118固然这是由死亡衬托出的死者生前的可贵，却不免令人惋
惜，为何总在失去后才幡然醒悟？古人之伤，足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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