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价值体系及其文化意义

《儒林外史》的价值体系及其文化意义〔摘要〕《儒林外史》的讽刺是建立在明确而完整的价值体系之上的，那就是实学、道德、人性和济世实践。

这个价值体系的特点是反伪尚真，弃虚返实，它对于我们研究和反思传统文化具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

《儒林外史》是一部思想家的小说，它以丰富犀利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独树一帜。

但是，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它的批判性，而缺乏对作品的价值体系的深入剖析。

对此美国评论家亨利•韦尔斯说：……莎士比亚与吴敬梓颇为类似，两人皆较少以作者身分发言。

然而，莎氏之价值观不难判断，而吴敬梓内心是一难解之迷。

如一位西方作家对社会写实、社会风俗及道德问题的描绘，具有和吴敬梓相同的资赋，他必然会提出更为清晰的价值体系。

我们可以大胆在认为，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象《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的问题。

①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社会现实、社会风俗及道德问题的描绘”要建立在“清晰的价值体系”之上，二是对《儒林外史》并没有给出这个“清晰的价值体系”感到困惑。

对于前者而言，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对社会生活的描绘也好，讽刺也好，都必须基于作者所持的某种立场和角度。

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对生活现象进行讽刺，那么他对社会现实一定具有居高临下洞察和理解。

所以，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是我们在进一步考量《儒林外史》的思想价值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儒林外史》具有明确完整的价值体系《儒林外史》明确而完整的价值体系，可以通过对王冕及“真儒”形象的分析，清晰地显现出来。

书中描写了上百个人物，这些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事俱迄”，②基本上是单独的一个个人物小传，人物之间的顺序似乎安排得比较随意，但在开篇，却单用一个“楔子”，以十分推崇的笔调写了“辞却功名富贵”的名流王冕，这是具有深意的。

它不是简单的用来比照书中其他人物，而是提示了作品的价值体系结构。

当然，在没有仔细阅读全书、深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之前，单单从“楔子”中的文字本身，这个价值体系结构是不容易被发现和解读的。

因为王冕故事所取素材无非日常生活片断，如事亲、放牛学画、交游、推辞出山等事。

这些看似平淡的文字，对整部书而言，其实无一闲笔，它在提示作品价值体系的如下几个构成部分：其一，实学。

即真学问。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

后文的“真儒”身上也具有相同特点，如杜少卿著“诗说”、庄尚志注《易》，虞博士首选的学问是诗文；泰伯祠大祭，提倡的是具有实际教化意义的礼乐，等等。

这些都属于“实学”，无疑有别于科举时文及空洞的天理人欲之说。

以此为价值标准，对应的就是对周进、范进、王慧、高翰林等一班科举中人的伪学问、伪道德的讽刺，深层次上分析，则是对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宋明理学的统治地位的明确否定。

其二，真道德。

王冕身上体现的道德是“孝”。

“孝”既是儒家思想的基石，同时也是人类基本、最朴素的情感体现。

作品写王冕对母亲的拳拳之心，与秦老真诚无欺的朴实情感，看上去是很普通的人之常情，但自然率真，这在书中“真儒”身上同样有所体现：杜少卿和庄尚志、虞育德等人都十分重“孝”，杜少卿对父辈仆人俸养有加，而虞育德曾助人葬父，帮助别人时直言自己还要留一点银子用，这种坦诚与率真的基础上的真道德，就是后文对人而无极、百般机变、唯名是取的一班“名士”进行讽刺的参照标准。

其三，真性情。

文中写了王冕不慕权势、不图富贵，并且甚至为了躲避与县令交往而远走他乡；日常行为也异于时俗：“……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哼着歌曲，在乡村的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得乡下的孩子们三五成群的跟着他笑，他倒也不在意下”。

这种看似怪诞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功名富贵”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超脱，对古代人文神的追寻与坚守。

自然方面性情则体现为对美好的景色的感受和热爱。

《儒林外史》很少进行细致的景色描写，“楔子”里描写的七泖湖雨后景色，显然是在隐喻王冕至纯的性情世界。

书中的“真儒”们也是一样，庄尚志隐居而不避世，杜少卿夫妇游山，散财施舍，这种洒脱与超越，就是作者所推崇“真性情”。

它使人在那种僵化与没落的文化环境里保侍人格的完整与健康。

与此为出发点，对应的就是对书马二先生、王玉辉等一班失却性情的迂儒的讽刺。

其四、尚实践，疾虚妄。

一个读书人各方面的价值体现，用王冕的话概括就是“文行出处”。

其中“文”、“行”与“处”都在书中用“真儒”们的行为给出了形象化阐释。

关于“出”，作者借用杜少卿之口说“正因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出”的成功的人，做的多是“虚应故事”，真正按照儒家理念去做有用的事业，反而行不通，后来庄尚志应征的遭遇、萧云仙文治武功的挫败则是验证。

所以在“出”的方面，王冕也好，“真儒”们也好，都没能给出一个行为范式。

然而“真儒”毕竟是“儒”而不是“道”，不能无为，于是他们提倡‘礼乐兵农”，自发组织泰伯祠大祭，以期“助一助教教化人心”。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出”，只不过是不为朝廷而“出”，而是自己去践行治世理念。

尽管凭这些“真儒”的个人努力未能挽救世风国运，但有了这个行动描写，作品的价值体系才更加完整。

这样，《儒林外史》的价值体系就基本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可以发现，这个价值体系有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反伪尚真，弃虚返实。

有了这个价值基点，作品对各色人物的评判与讽刺才高人一等，入木三分。

二、《儒林外史》价值体系的文化意义其一，小说的价值体系中，首先主张“辞却功名富贵”，提倡尚真尚实的人生理想，实际上可以看作为当时的一种思想启蒙。

在我国封建社会，“功名”和“富贵”之所以并列在一起，因它们之间有着必然联系。

“功名”是功绩及相应的荣誉，富贵则是它带来的相应的物质利益。

我国封建社会是生产方式单一的农业社会，财富又主要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自然就成为人们跻身上层社会、获得物质财富的主要途径。

因而“功名富贵”也就成为封建社会传统价值取向。

在历史上，“功名”的内涵虽没有人过明确过，但大致说来，无外乎“文治”与“武功”两方面。

然而进入科举时代后特别是明清以后，“功名”意义逐渐发生了演变：由原来的文武实绩变成了科甲及第，获取官位。

《儒林外史》中的功名即是此义。

就科举制度本身来讲，它无疑是当时一种较为先进的人才先拔制度，但当它服务于一种没落的文化体制时，所起的作用就恰恰相反了。

由于以“代圣人立言”、僵化空洞的说教为考试内容，以机械的八股为规定程式，科举所得人才，多空疏无学，实无一用，于是科举考试仅仅成了读书人的“一条荣身之路”，“功名”脱离了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演变为一种单纯的谋取社会地位与财富的手段，然而，由于文化惯性和统治者的价值导向，知识分子大体上一如既往地认同、追逐“功名富贵”这一传统价值观念，尽管它已虚无化、病态化。

如马二先生谈举业：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须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言行扬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到了宋朝又好了，用的都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

何也？就是日日讲那“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十三回）马二先生在书中是一个一心向学、品质尚优的儒者，只是本末倒置的价值观念，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迂儒”。

即便如此，当他以“优行”被“题保进京”时，施御史还评论他说“这些异路功名，弄来弄去始终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

“操守”和“优行”竟然发生了对立，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当一种价值追求被虚无化、病态化之后，它最终带来的后果，往往走向它的反面，书中获取“功名”最成功的高翰林就把“敦孝悌、劝农桑”的治世实践称为“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藻”，与功名无关。

科举之名如此，其他各种名士之“名”仿而效之，由迂而虚，虚而黠，整部书所抨击的种种虚妄现象，根源尽在于此。

其结果便是人才凋零、世风日下、国运渐衰。

书中最后的市井四奇人，已不属于文化阶层，表明作者对主流社会已经绝望了。

所以，作品的价值体系中对人之真学问、真性情及“礼乐兵农”的社会实践设想，无疑是那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启蒙声音。

因此把《儒林外史》定义为“思想家的小说”，是最恰当不过了。

其二、小说价值体系中反伪尚真，弃虚返实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学可贵的理性精神文化超越意识，具有跨时代的启发意义。

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

只有真，才有善和美。

当中国的封建社会行将没落时，假丑恶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们都披着貌似合理的外衣。

这是，寻求真善美需要具有理性智慧和历史自觉精神。

在一点，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它提出反伪尚真，弃虚返实的价值体系，立足于那个时代，但同时又超越了那个时代，体现了中国文学中可贵的理性精神文化超越意识，是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吴敬梓留给我们的一份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

中华民族较早跨入文明门槛，在世界上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东方文明，证明她在世界诸多民族中具有独特的智慧和能力。

然而，文明历史又使它背上了深重的包袱，使她在最近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举步维艰。

她的复兴过程，实际上就是超越自己，超越历史的过程。

近百年来，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从推翻帝制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前进的每一步，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超越。

当代社会，这种超越仍在进行：从建国初期的“自力更生”到改革开放，从“一句顶一万句”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实事求是”的提倡，等等，科学和理性的力量正越来越多地为我们民族所拥有，它必将为我们的民族提供巨大的创造力，从而加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其改变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因为“文化是长时期塑造成的人生设计，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人总是反对变化，包括对自己有利的变化”。

③人的素质、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超越比社会制度的更替要艰难得多。

李大钊曾说过：“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

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

就是应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当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所做的文，都当作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际生活不生关系。

是什么残酷的制度，把我们的民族弄成这样的不自然。

”④这句话是针对几百年来科举制度的弊端的一个深刻全面概括，同时也证明了《儒林外史》这部作品有跨时代的文化反思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