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文化》史料集锦史料集锦史料集锦

《秦朝的文化》

资源1：在秦日渐强大的历史进程中，秦陇之民还养成一种强烈的事功精神。从秦穆公到孝公再到昭王、庄襄王及至始皇，从百里奚、商鞅到范雎、李斯，就是这一精神的突出体现者。秦人的事功精神源远流长，它建立在文化功利主义取向之上，与秦文化的叛逆性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追求事功的精神，决定了秦人在强国之路上采取法家的主张而绝弃儒学。同尚武精神一样，秦人的事功精神也有反面因素，那就是非道德主义倾向，即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秦人处理邦交，攻伐时，往往背信弃义，翻云覆雨，如秦对楚怀王的欺骗及造成屈原的悲剧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行为与道德准则大相径庭，虽然使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如虎添翼，但也使六国人更加痛恨秦的统治。这就使秦的统一只是国土的统一，而人心反而在一次次的军事与政治胜利中丧失殆尽，并且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始皇帝仍不肯收敛事功的程度，大兴土木，强征人民成边长城，严刑苛政，最终使统一帝国的崩溃一发而不可收。

——刘林智：《秦的崛起与秦陇文化的关系》，载《光明日报》，2004-

01-02 资源2：简要地讲，秦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异质有三：一是“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也就是一大家子男女老幼住在一间屋子里，无男女长幼，上下尊卑之分。二是尚贤不分亲疏贵贱。山东六国也变法，也“选贤与能”，但是，这种“贤能”之士，绝大多数都是和国君有着血缘关系的王室贵族，如齐桓公时的相管仲，虽然也是举于士，但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齐国的重要大臣，都与齐国国君有着“亲戚”关系；晋文公的相，狐偃，就是音文公重耳之舅，与晋同祖；楚国的用人制度也是“旧族，爱亲戚”，所以吴起任楚令尹，实行变法，最后不得不身死法废。而秦国之尚贤，不分亲疏远近，秦国之王室贵族“无军功，虽富贵而不得芬华”。三是君位继承长期不分庶。如前所述，秦人首领和国君之继承，始终没有丢掉”择勇猛者而立之”的传统，即便是在吸收了中原文化之后，也没有彻底改变这一君嗣习俗。秦孝公、秦庄襄王，秦二世，都是按这一传统而继承君位的。此外，秦人在吸收周文化的同时，大量吸收了游牧的戎狄民族的文化，并与各自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立、质朴、尚武、彪悍、粗犷、坚韧的

民族性格。秦俗与关东六国习俗差异很大，秦人墓葬多为东西向，葬式为卷屈特甚的屈肢葬，有别于六国流行的南北向仰身直肢葬。从秦兵马俑服饰中可以看出，秦人的服饰与胡服极为相似，尤其是骑兵的服饰，其靴属于皮革制作，窄袖短腰仍以带钩具带束腰，并取前开襟形式，甲衣也长及腹廊，这种装束均便于乘骑作战。秦将军俑所戴曷冠，也是胡人习俗。

——王琪玖、孙杨、李任斯茹：《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

载《西安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资源3：和以农业文明为基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准则，以保守中庸为特质的中原文化相比，秦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开放性。秦人来自于东海之滨的东夷族，是以“调训鸟兽”而见长的马背上的民族，由于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所以它的文化起点，就与农耕民族不同；又由于这个部族有着东迁西来的族群迁徙经历，长期与西戎相争相战，为了族群的繁盛而不断地寻求生存之道，所以与超稳定的农耕部族相比，其文化视野比较开阔，文化心态也比较开放。我们认为，秦部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悲剧性的部族，也是一个英雄的部族，屡仆屡起，而且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对新鲜的与族群生存与发展有用的东西都善于主动拿来，是典型的拿来主义者的心态。比如对周文化的主动吸纳，秦武公对中原文化中的人殉制度，以及对郡县制度的吸纳，还有秦穆公的招降纳叛、尊贤敬老，秦献公初祖禾、今吏初带剑，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始皇接受儒家的礼乐文化，等等，都可以看出秦人善于扬弃，主动吸纳中原文化和文明的开放进取精神。特别是秦人顺应历史潮流，统一天下，统一中华文明更显示了秦的天下情怀。应该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实际上围绕的主题就是“一天下”，和用什么方法”一天下”，走向统一，是天下人心所向。孟子的“定于一”，苟子“四海之内若一家”，韩非的专制集权思想，都是统一要求的表现。诸子百家争论的，主要是由谁统一，用什么方法统一。秦人是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重实干，不争论。

——王琪政、孙杨、李任斯茹：《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

载《西安杜会科学》，2011年第5期资源4：功利性是春秋战国之际每个文化族群和邦国所共有的，这一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改为“自诸侯出”诸侯国都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各种仁义的旗帜，所谓出师有名，攻城掠地，兼并诸侯，损人肥己，称王

称霸。秦部族在夏商周时期，都有着被逐放到“西垂”、与戎杂处的经历，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与戎秋相处，高寒苦焦的西垂地区，对于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占有，存在着有则生、无则死，。强则生、弱则死的生存国境，所以秦人事事追求功利。《魏策三》中也记载有这样的：唪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成见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根本找不到“德”“仁”“义”这一类表示道德伦理意义的字眼，而最多的是“吉””凶”“祸”“福”“利”“害”等与宗法伦理道德毫不相关的概念。对这个功利性秦人并不避讳，公然自陈。公元前580年，秦桓公为了暂时与晋国和解，就与刚刚即位的晋厉公订立了以黄河为界的“令孤之盟”。但是，秦桓公回国后不久就背弃了盟约，鼓动狄人和楚人一起攻打晋国。他对楚国的国君说：“我虽然和晋国有交往，但唯利是图，别的什么都不顾。”正是由于秦人急功近利，重事功，有时候未免利令智昏，如秦晋崤之战，就是秦穆公贪功，轻信间谍的话，不听蹇叔之言，以致孟明视等三个大将被俘。还有秦武王野心勃勃，欲“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及至到了周东都洛阳，问鼎周室，在东周宫庭内耀武扬成，举鼎受伤而死。

——王琪玖、孙杨、李任斯茹：《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

载《西安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资源5：秦文化可以看成是军国主义的扩张文化，其军事性特征极为明显。秦国军制，比别国完备。秦国实行了“军功爵"的政策，“连坐”法，“告奸”法，以军功升进，土兵出外作成，打胜的有赏，打败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为求军功。《苟子·议兵》曰“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而且秦国军事人才辈出，如吕不韦，商鞅，都不仅是安邦之文臣，更是治军之能将。商鞅、吕不韦都曾经多次领兵为将，攻略魏楚之地，张仪破六国之从约，范雎以远交蚕食韩魏；此外如自起、王翦、王等，皆一代名将，为秦统一作战，建立赫赫军功。尤其是商鞅变法，移风易俗之后，秦国民众普遍具有了好战、重战、乐战的心态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正如《商君书》中所说的那样：“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韩非子·初见秦》中也记载了当时秦人尚武尚战的精神，其中说秦人“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