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谈”误国论
清谈误国 世说新语
“清谈误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主题,源自《世说新语》等经典古籍。
清谈,即魏晋时期的名士们,聚在一起谈论玄学、哲学、文学等话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认为清谈误国,即这些名士们的谈论并没有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反而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落。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清谈误国”有一定的道理。
在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战争频繁。
在这个时期,许多名士们沉迷于清谈,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缺乏关注。
他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和名声,而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而努力。
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落和灭亡。
其次,“清谈误国”这个观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清谈本身并没有错,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交活动。
在魏晋时期,名士们通过清谈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是一种自由言论和思想交流的方式。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清谈也可能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例如,一些名士通过清谈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和思想,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清谈误国”这个观点也忽略了一些其他因素对国家的影响。
例如,政治腐败、战争频繁等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落和灭亡。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国家的衰落归咎于清谈。
在当今社会,“清谈误国”这个观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清谈本身并没有错,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交活动。
但是,我们应该避免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清谈中,而是应该关注实际问题并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它们。
其次,我们应该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并积极参与解决它们。
我们应该关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和思想,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清谈误国”这个观点也提醒我们要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在讨论问题时,我们应该避免过于主观和片面地看待问题,而是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思考。
同时,我们也应该避免过于追求名利和虚荣,而是应该注重实际贡献和价值。
总之,“清谈误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主题,它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局限性。
清谈误国典故
清谈误国典故清谈误国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它指的是少数贵族、官员或学者通过大量空谈、批评,以及对于政治决策公事的干涉,来左右当时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清谈误国的故事也有很多,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典故来理解其根源和后果:一、伊尹谏商商朝时期,商纣王昏庸无道,使得国家处于衰退状态中。
但他的奢靡无度却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危机。
这时,伊尹上书劝谏,但商纣王并没有听从。
伊尹最终离开了王宫,在外流浪家门,等待时机。
在此期间,他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并开始了轮流温习经书、推陈出新,探究道德原理的清谈活动。
这些活动迅速招来了许多人的关注,伊尹和他的学生甚至以此来左右甚至干涉国家的决策。
但他们忽视了对国家紧急需要的努力,只是依赖闲谈和推敲道德原理来寻找出路。
最终,这种清谈活动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改变,商纣王依旧奢侈无度,商朝灭亡的命运也早已注定。
二、左氏逐客春秋时期,左丘明担任晋国相,时常与学士们进行清谈活动,以提供更好的建议。
但在一次谈话中,左丘明发表了对西伯侯管仲的批判言论,引发的轩然大波。
晋国西伯侯盛怒之下,将左丘明以及他的一批学生全部逐出国门。
这次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在于,左丘明和其学生太过于致力于世界所谓“圣人”的典范中,没有及时思考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中去寻找政治解决方案。
为此,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三、朱敬则论兵在元朝时期,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面临着无数的外部压力。
当时,朱敬则是一位国家高级军事指挥官,他善于清谈、批判,以及散发自己的政策建议。
但他的想法对于自己的领导而言是不受欢迎的,因为繁琐的清谈并不能解决复杂的战争局面,更不能在短期内消除与敌对势力的竞争。
朱敬则的创新和对历史的理解,却没能成为更有效的一种解决方案。
朱敬则的言论和想法其实并没有为国家建设带来实际贡献。
清谈误国的教训是:学术的清谈和政治的决策并不总是一致的,或者说两者并不总是被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谈误国 世说新语 -回复
清谈误国世说新语-回复中括号内的主题是《清谈误国世说新语》。
清谈误国,是指清谈之人唯空谈而无所为,甚至误国误民。
《世说新语》则是一本古代中国文化名著,记录了晋朝时期的历史典故和身边的故事。
本文将分为以下几部分,一步一步回答关于清谈误国和《世说新语》的相关问题。
第一部分:清谈误国的含义和危害清谈是指人们以议论、辩论为乐,注重形式而忽视实际行动的一种思维方式。
而误国则是指这种空谈主义将会对国家造成危害。
清谈误国意味着只过于关注理论,并将实践置之度外,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次发生,例如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唯心主义的思潮等。
清谈误国的危害包括:使政策无法付诸实践、导致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让国家发展陷入停滞等。
第二部分:清谈误国在中国历史中的案例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清谈误国的问题。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晋朝时期的王恽。
王恽是晋惠帝时期的进士,他以才誉著称,但他沉迷于空谈和纠缠于琐事之中,导致疏忽了国家大事。
他时常参与宴会、写诗,而几乎没有时间用于管理国家。
这种清谈误国的行为使得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最终导致晋朝的灭亡。
第三部分:《世说新语》的价值《世说新语》是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编纂于刘义庆的《初学记》之后。
它收集和整理了晋朝及五代时期的典故和佳话。
《世说新语》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精彩的语言被后世推崇为一部艺术瑰宝。
它不仅提供了关于古代名人的历史记载,还展现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为人处世的智慧和成就。
这些故事和语录可以启示现代读者,帮助他们了解古代思想和价值观,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智慧。
第四部分:如何避免清谈误国的现象为了避免清谈误国的现象,我们需要重视实践并将行动付诸实践。
首先,政府和领导层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并积极推动其实施。
其次,培养良好的思维方式,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辩论。
此外,有关教育和媒体也应该加强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引导人们关注实际问题并积极参与解决。
王羲之:清谈误国!谢安却说:秦朝二世而亡,也是因为清谈?
王羲之:清谈误国!谢安却说:秦朝二世而亡,也是因为清谈?有一天,王羲之和谢安登城楼,眺望远方。
谢安不禁陷入遐想,产生了超脱常人的宏伟理想。
没想到这个时候,王羲之浇了他一头冷水,说:“当初夏朝的君王大禹为了拯救苍生,忙得手脚都起了茧子;周文王治理国家,忙到晚上才能吃上一口饭,白天连一口饭都没有时间吃。
再看看我们,如今强敌环伺,正应该人人努力,报效国家;可现在呢,大家都忙着清谈,连公务都不管了;公文充满浮夸之词,无法切中要害,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吧。
”王羲之说的不错,我们都知道,东晋名士最喜欢的就是清谈。
这个词说起来好听,其实纯粹是说一些虚无缥缈,没什么用处的话。
有的时候,两个人清谈了半天,都不知道自己谈了些什么。
魏晋风流这个词固然好听,但属实是没什么用。
不过,谢安却不这样认为,他说道:“秦朝也是处于乱世,通过重用商鞅得以强大,并且统一了六国。
结果呢,秦朝只传了两代皇帝就灭亡了,这也能说是清谈导致的吗?”谢安不仅是东晋名士,而且确实很有本事,如果不是他指挥若定,东晋就要提前在淝水之战后灭亡了。
所以,谢安本人这么说,的确有他的资本。
他本人也是很喜欢清谈的,但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代名臣,力挽狂澜,拯救国家,流芳百世。
可是,并非所有人都是谢安,都能在喜欢清谈的同时还能把国家大事处理好。
很多人确实就像王羲之说的那样,一门心思想着清谈,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因此才有了“清谈误国”这个词。
而且,谢安这句话确实让我很难苟同。
虽说秦朝的灭亡确实和严刑峻法有些关系,但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毕竟秦朝是在探索一条治理泱泱大国的道路,而东晋的清谈却是对国家大事的忽略乃至逃避。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谢安的意思大概是:亡国的原因有很多,不能完全归咎于清谈。
但这不意味着清谈就不耽误事,不需要纠正。
一个朝代的兴起和灭亡,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因素。
可是,难道可以因为这一点,就不去纠正每一个错误吗?有一个成语,叫“防微杜渐”,指的是在一个问题还很小的时候就要马上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严重后果。
清谈与误国
浅谈魏晋南北朝的“清谈”与误国摘要:魏晋清谈是我国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
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而且常常将“清谈”与“误国”联系起来。
我认为这是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的,本文从自身认识出发并以自己对此问题的了解浅显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从“清谈”的来源,盛行来简单论述我对此问题的观点,以使大家对此问题的看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清谈;误国一“清谈的来源”“清谈”、“玄学”、“名士”、“魏晋风度”历来就受到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学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近代以来更是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就“清谈”以及它所产生的一系列的争议进行一些浅微的论述。
首先我们要清楚何谓“清谈”。
我大概查阅了一下《新华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其解释大概都是偏向贬义的。
如《现代汉语词典》将其定义为:“清谈多指魏晋间一些是大夫不务实际,空谈哲理,后世泛指不切实际的谈论。
”近代比较流行的看法则来自台湾学者唐翼明,他是如此定义的:“清谈是指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反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交流活动。
”很显然他对清谈的定义现代化了。
“清谈”的真实面貌是如何呢?“清谈”一词来源于东汉末年的“清议”。
而“清议”则来源于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的形势,清议也叫雅谈、正论,就是对现实人物进行品题。
何谓品题呢?我们知道东汉选举制度分为“察举”和“征辟”。
但是无论是“察举”还是“征辟”都要有一定的人依据一定的事实对其进行评定,这个评定的过程就是“乡闾清议”。
这就是说其实清议在一开始就与政治相联系的而不是单纯的思想活动,其在东汉末年产生并一直贯穿着整个魏晋时代。
所以“清谈”绝不只是魏晋时代的产物而是在魏晋时代最有特色、发展最为兴盛而已。
并且在魏晋时代“清议”与政治的联系最为密切和明显,而政治问题是纵贯历史发展的一条经久不衰的主线所以与其联系的一切事物都会被人们所关注。
魏晋清谈与“清谈误国”
魏晋清谈与“清谈误国”摘要在魏晋动乱的环境中,士族文人,反求自身,兴起了清谈,这对丰富士人自身的精神、日常生活和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中国美学、文学和哲学的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魏晋清谈士族圣人魏晋时期在政治上内忧外患:外有中原和少数民族的战争,内有当权派的争权夺利,司马氏的高压政治,政局的动荡,这就是士族文人生活的大环境,宗白华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清谈是魏晋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文化现象。
一、背景资料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辩论。
这种辩论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的人称为“清谈”或者是“玄谈”。
据清代学者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方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的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
《晋书》上所谓“正始之音”也正是指魏晋时的玄谈风气。
虽然文人士族的清谈,有时到了诡辩甚至是争吵拳脚相向的地步,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其中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
士族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为欣赏雅丽,追求新变,热衷于引领时代潮流的走向。
到了两晋时代,士族文人的精神世界从汉魏士人的天下、国家退向家族,从外部世界走向自我的内在世界。
士族阶层奢华的生活和看重社会声誉促使他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其“新变”观点反映了两晋以来士族文人的共识。
西晋太康文学在艺术上显示出文辞华丽、语句对偶、词语雕饰、描写繁复、结构严整等贵族文人的特征。
空谈误国与清谈误国
空谈误国与清谈误国习近平同志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引发上下共鸣。
这句话的由来,是邓小平同志。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巡,专列抵达汉口火车站时,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陪邓小平在月台散步。
邓小平当时有个谈话,他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
”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如春雷一般打开了中国人的思路,推动了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成为推进中国跨越发展的巨大动力。
习近平同志今天讲这句话,其实也是想向外界说明,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空谈误国”一词,来自于“清谈误国”。
该说法应该源自清代顾炎武先生的总结。
习近平同志十八大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纵论中国历史,也曾经提过到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代,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被王羲之砭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遂有顾炎武“清谈误国”之说。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谈之风,其实是有渊源的。
早在魏晋之前,辩论求理之风就长期存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东汉时期的“夺席谈经”,都是士人间的思想学术辩论活动。
魏晋清谈直接承继了东汉后期“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清议运动。
清谈后来不仅是魏晋时期士人的学术交流方式,也成了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在乐此不疲的辩论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这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名士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高自标置,箕踞啸歌,白眼世俗,居丧食肉,临吊抚琴,纵酒酣畅,放荡形骸。
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最终影响国体和国运,确实让魏晋从此沉沦下去。
晋武帝时期的傅玄曾说过,“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
”没想到,傅玄的“亡秦之病”一语成谶,西晋灭亡似乎验证了他“清谈误国”的论断。
不管怎么说,专家怎么解释,“清谈误国论”确是一种历史现象。
唐太宗李世民推动主修《晋书》,其目的就是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他其实最想总结的,就是魏晋没落的原因。
剖析有关魏晋风度的三种观点
剖析有关魏晋风度的三种观点作者:徐月蓉周海平来源:《读与写·下旬刊》2015年第02期摘要:魏晋名士展现的人格与行为,历代议论不一。
我们挑选现代学人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讨论,以期对魏晋风度有更合理的认识。
鲁迅是首先提出魏晋风度的,他透过表象直揭其本质,且从历史社会角度剖析,比较有深度与准度;陈寅恪的清谈误国论,继承了过去的观念,主要是从清谈对社会影响角度立论;李泽厚主要着眼于魏晋玄学和美学对历史的贡献角度论述。
三者各有得,亦有所失。
关键词:魏晋风度;观点;剖析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4-0024-01"魏晋风度"最早是从鲁迅的一篇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来的。
所谓魏晋风度,是指中国魏晋时期的名士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
他们在药与酒之间,在自己的言行和诗文之间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和个性化。
关于探讨"魏晋风度"的现代学说著作有很多,其中三种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第一种是鲁迅的观点;第二种是陈寅恪的《清谈误国》之说;最后一种是李泽厚的《魏晋风度》,收录于他的重要著作《美的历程》之中。
1.鲁迅的观点鲁迅的观点集中在谈到"竹林七贤"时所作的阐述。
阮籍只喝酒,嵇康喝酒也服药,两人的脾气都很大,但最终的命运却不同,阮籍险避政治斗争的迫害,终其天年,而阮籍则没有逃脱,最终命丧司马氏之手。
鲁迅推测原因:"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傲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鲁迅的推测带着几分戏谑的口吻,但从两人写的文章来讲,鲁迅认为:"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正是由于阮籍的诗文是隐而不显的,而嵇康思想激进,最终导致两人命运不同。
关于阮籍和嵇康,鲁迅主要认为:"(阮籍和嵇康)表面上是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试论晋武帝昏朽误国的历史教训
试论晋武帝昏朽误国的历史教训晋武帝司马炎,字子建,是晋朝的第四位皇帝,也是晋宣帝的儿子。
他在位期间,国家政治腐败,国力日渐衰弱,给晋朝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这种昏庸的统治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晋武帝昏庸误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荒淫无度。
他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经常纵酒纵乐,豪华奢侈,不思进取。
他甚至还发动了多次无谓的战争,将国家的财力耗尽。
这种放纵的行为导致国家财政困难,百姓生活困苦,国家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
晋武帝对于朝政大权的掌控不当也是导致他昏庸误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信任权臣,任用了一些贪婪无能的官员,而忽视了一些有才干有能力的人才。
这些官员为了谋取私利,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使得国家的政治道德沦丧,政治环境日益恶化。
同时,晋武帝也骄横跋扈,不容异议,不听取贤臣的建议,独断专行,致使国家失去了正直明智的治理。
晋武帝对外交政策失策,也是他昏庸误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一方面对外扩张,主动出击,试图通过战争来扩大国土,却没有充分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军力水平。
另一方面,他又缺乏外交智慧,无法与邻国和解,使得晋朝在外交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错误的外交政策使得晋朝频频战败,国土不断缩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了严重威胁。
晋武帝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视不够,也是导致他昏庸误国的原因之一。
他没有重视农业生产,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导致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百姓生活贫困,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与此同时,晋武帝还频繁征收重税,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总结起来,晋武帝昏庸误国的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们应该警惕领导者的荒淫无度,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享乐,而是要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
其次,我们应该重视人才培养,选拔那些有能力、有道德的官员,避免权臣专权,滥用职权。
再次,我们要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注重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平衡,避免盲目扩张和无谓战争。
清谈误国的历史警示
清谈误国的历史警示作者:史卫来源:《领导文萃》2013年第24期清谈误国,这个成语说的是以王衍为代表的西晋名士崇尚虚无、空谈名理、无心国事、终至亡国的故事。
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既是当时士人痛定思痛的自责和反省,也是后人评说这段历史的共识,只是糟蹋了清谈这样一个词汇。
清谈如何误国王衍临死前说:“我虽不如古人,但是如果不是追求浮虚,努力为天下做事,绝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清谈误国的代表人物,首推王衍。
王衍是当时朝中名士之首,王衍的才华在当时首屈一指的。
他不仅博学能文,而且极善表达。
王衍14岁的时候,他父亲任平北将军,常有公文事务呈送京师,但不能得到及时答复,于是派当时人在京师的王衍直接去宰相羊祜那里申陈事状,请求答复。
王衍每次都表达得非常清楚明白,让羊祜赞叹不已。
更难得的是,面对羊祜这样位高权重的一时之杰,少年王衍没有丝毫的自卑低下的神色,始终不卑不亢,在场的人觉得十分惊异,都说他是一个奇士。
晋武帝的岳父杨骏,很是欣赏王衍,要把女儿,也就是皇后的妹妹嫁给他,但是王衍鄙视杨骏的为人,故意装疯卖傻,推掉了婚事。
他淡漠钱财,不仅经常周济别人,还经常将借出去的钱财一笔勾销,不让人还。
但他妻子却很贪财,为了试探他,逼他说出“钱”字,趁他睡觉的时候,让奴婢用钱绕床几圈。
王衍早上无法起身出来,就大呼奴婢:“举却阿堵物。
”“阿堵”为六朝时口语“这个”,他喊的是“把这个东西给我移开”。
后世遂以“阿堵物”来指代钱。
王衍最著名的还是清谈,可谓能言善辩。
开始他好谈国事,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晋武帝却因此以为他有治国之才,让他做辽东太守,去守卫边疆。
当时正值辽东战事,他吓得赶紧推掉。
从此缄口不论世事,只谈虚说玄,不着边际,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风气。
王衍由于对老庄有很深的研究,所以谈吐比他人都要深远,更加虚无飘渺,不久就声名鹊起,名动当世,成为名士领袖。
在他的推动之下,崇尚虚无的清谈之风更盛。
王衍有时候侃侃而谈,得意忘形,不小心说错了话,但他能毫无愧意,顺口改过来,当时人称赞他能“口中雌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一词,来自于“清谈误国”。
该说法应该源自明朝末年顾炎武先生的总结。
习近平同志十八大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纵论中国历史,也曾经提过到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代,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被王羲之砭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遂有顾炎武“清谈误国”之说。
一、历史由来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昌火车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陪邓小平在月台散步。
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
”正是这一最响亮、最浑厚、最雄壮的声音,把全体中国人民从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中彻底唤醒,中国改革开放走上新的征程。
二、现代意义在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同志,借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之机发表了新一届班子施政宣言,再次谈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论断。
如果说邓小平同志当年首次用这个口号结束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争论和禁锢,重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号角,那么习近平总书记的再次重申,就可以看作是对邓小平同志改革遗志的真切继承和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深入的伟大宣誓。
20年的改革实践,是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最好注解。
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一脉相承、今昔守望,就是由于这种内在的学问机理和始终如一的精神气质。
从这种历史和精神的高度出发,结合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围绕正在全党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党的作风建设具体形势,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重要论断的具体内涵和精神实质,对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思路,做好各自工作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从时间、空间、主体和价值四个方面,对这一论断进行剖析和探讨。
从时间维度来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曾讲到,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
清谈误国发言稿范文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怀着沉重的心情,就“清谈误国”这一现象发表一些看法。
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其中之一就是“清谈误国”。
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决抵制和纠正。
首先,我们要明确“清谈误国”的含义。
所谓“清谈误国”,指的是一些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热衷于空谈理论,脱离实际,不注重解决问题,导致国家政策无法得到有效实施,进而影响国家发展。
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政治领域,清谈误国表现为一些官员热衷于空谈理论,不注重实际工作。
他们只关注自己的仕途,忽视群众利益,导致政策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在经济发展中,清谈误国表现为一些专家学者只关注理论创新,忽视实际需求,导致经济发展脱离实际,难以持续。
在文化领域,清谈误国表现为一些文艺工作者热衷于追求所谓的“高雅”,忽视群众需求,导致优秀文化作品匮乏。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清谈误国”这种现象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 思想观念上的偏差。
一些人过分追求理论创新,忽视实际需求,导致理论脱离实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2. 利益驱动。
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故意夸大问题,逃避责任,热衷于空谈理论。
3. 制度缺陷。
一些制度不完善,导致一些官员和专家学者可以借助“清谈”来谋取私利。
面对“清谈误国”这一现象,我们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 加强思想教育。
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 完善制度。
我们要建立健全制度,加大对“清谈”行为的惩处力度,让那些热衷于空谈的人付出代价。
3. 强化实际工作。
我们要鼓励各级官员和专家学者深入基层,了解群众需求,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4. 增强监督。
我们要加强对各级官员和专家学者的监督,确保他们切实履行职责,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
总之,“清谈误国”这一现象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毒瘤,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和纠正。
浅谈“清谈”误国论
浅谈“清谈”误国论摘要:魏晋时期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绚丽时代的脉搏。
面对时人和后世众多学者们所认定的清谈误国论,我们是否也应随其波而肯定清谈之罪名,如若不是,清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且为何会担当这样的罪名?关键词:清谈清议王衍士人魏晋时期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绚丽时代的脉搏。
魏晋所谓清谈指的清雅玄妙、高蹈超俗的谈论,它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根基的注重形式、追求玄理的哲学性谈论。
关于清谈的起源,从思辨方式(主要表现在品评人物方面)的角度上来说,一般认为它起源于东汉时代的清议。
“清谈的来源是有史可征的。
它的前身是太学中的清议”[1]“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和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
”[2]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专横,宦官祸乱,政治社会都变得动荡不安。
太学生聚集京师,由于不满当时博士们流于繁琐的章句之学,于是便形成自谒名师,治求大义的风气。
是时太学生三万馀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前行。
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
范滂岑之徒,仰其风而扇之。
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
(袁宏《后汉纪·桓帝纪上》)这些太学生聚集京师又是名门世族,目睹当时政治社会的黑暗,遂逐渐转移其视线于实际问题。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序》)这种为抵制宦官势力的专横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士人阶层的严酷压迫的迫切现实需求,是产生清议这种抗议性谈论的重要原因。
而“清谈”一词成为明确定型的用语并频繁出现于古籍中,是在经历党锢之祸十多年后的灵帝末期至献帝初期的约十年间。
从_清谈误国_到文化研究_魏晋清谈研究的历史回顾
从 清谈误国 到文化研究魏晋清谈研究的历史回顾刘 强内容提要 魏晋清谈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
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 魏晋清谈 研究 述评作者刘强,上海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
清谈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因其伴随魏晋玄风而兴起,故习惯上常称之为魏晋清谈。
所谓 魏晋清谈 ,据中国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 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
由此可见,清谈作为玄学思潮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文化上之意义要远比其学理上之价值来得重要。
关于魏晋清谈,古今关注点颇不相同。
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
如玄学的 有无之辨 实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择,而 才性四本 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 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 。
清谈家们祖述虚无,好为玄远,对政治上 不以物务自婴 的风气不能没有影响,对社会上放达任诞之士风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古代,清谈常成为 五朝不竞 的替罪羊,正视不足而讨伐有余。
西晋傅玄在 举清远疏 中的一段有名的话最能说明问题: 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66参见唐翼明: 魏晋清谈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43页。
这个定义的好处在于,既没有采用清谈的广义的用法(即将魏晋清谈作为魏晋思潮的代名词),又排除了具体的 政治批评 ( 清议 )和 人物批评 ( 品藻 )的含义,从而将清谈的内涵和外延凸现出来。
参阅陈寅恪: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及 书 世说新语 文学类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 条后 二文,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1 229、47 54页。
“清谈误国”论认识根源考察
“清谈误国”论认识根源考察作者:阎秋凤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第02期【摘要】清谈指的是魏晋时期一种清雅玄妙、高蹈超俗的谈论。
清谈之所以与误国联系在一起,有其特定的历史形成环境。
清谈误国并非后人所加,在清谈盛行的魏晋时期特别是西晋亡国之后,痛定思痛的东晋士人将亡国之罪归咎于清谈,并运用舆论的力量对清谈给予了无情的声讨和挞伐。
【关键词】清谈误国魏晋玄学认识根源【中图分类号】K237.2 ; ; ; ; 【文献标识码】A三百多年前,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载:“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
①顾炎武生活于明末清初混乱的时代,深感王阳明心学一味讲学、谈玄,对于明朝的灭亡是负有责任的,于是借谈正始之风,反思明朝之灭亡。
此后,清代著名史家赵翼也在《廿二史劄记》“六朝清谈之习”条里溯其源,察其变,对清谈的弊端多有诘难,在针对清代空疏的学风时则提醒大家汲取“清谈误国”的教训。
其实,“清谈误国”的说法,由来已久,绝非明清之际或之后的清代才有,早在“清谈”畅行的两晋之际,就有“清谈误国”的流衍。
东晋朝,传统士人更是在儒家立场下掀起一股“清谈误国”的反省思潮。
由此可见,无论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还是清代的赵翼,在正统士大夫眼里,“亡国”乃至“亡天下”的罪过归于清谈并非毫无缘由。
笔者试图从“清谈”入手,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探究“清谈误国”的历史根源。
正始玄论—清谈的滥觞顾炎武之所以在“正始”条下,诟“清谈”、疾“亡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正始年间的清谈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
在史籍上,“正始”被视为谈风确立的时代,谈论的主要内容为《易》、《老》、《庄》,即后世所谓的“三玄”。
正始谈风的形成,关键在于何晏,《世说新语·文学》篇说:“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
清谈误国?!
清谈误国?!《国学100秒》陪伴您第198天什么是清谈?先讲一个故事:西晋太尉王戎早就听说阮瞻“声名卓著”,一天见到阮瞻,就问:老、庄和孔子有什么不同?阮瞻说:将无同(恐怕没有什么不同)!王戎觉得很有道理,立即封阮瞻为“属官”。
阮瞻讲的是什么,竟让身为太尉的王戎有如此表现?玄!玄之又玄!也就是谈玄论道,这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显学。
那时候,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有才学,关键是看他懂不懂三玄,也就是《老子》、《庄子》、《周易》。
当然,能坐而论道的,只能是有大把空闲时间的上层贵族。
而把西晋导向“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也正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上层阶级。
后世也就因此有了“清谈误国”的说法。
比如:“八王之乱”后期主政的王衍,是当时的名士领袖,长于清谈。
《世说新语》说他“终日挥麈谈玄,义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
后来永嘉之乱,王衍被石勒俘虏,惨死之前仰天长叹:如果以前不是“祖尚虚浮”,而是“戮力以匡天下”,哪里会到今天这个地步!王衍,也因此成了清谈误国的指标性人物,历受千载唾骂!不过,清朝严可均编辑《全晋文》的时候,竟然没有找到一篇王衍谈玄的文字材料!实际上,王衍并不是“书呆子”,谈玄不过是附庸风雅,他应该算是典型的贵族官僚!王衍出身名门望族——琅琊王氏家族,一生大部分时间居朝廷高位。
王衍的女儿,一个嫁给了“史上有名”的傻皇帝——晋惠帝的儿子愍怀太子,一个嫁给了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的侄子,还有一个嫁给了“八王”之一东海王司马越的大舅哥。
不仅如此,永嘉之乱刚开始,王衍就为自己安排“退身之路”,把弟弟王澄派到荆州,把堂弟王敦派到青州,还对两个人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你们两个人在外,我留守洛阳,足以成“三窟”之势。
被石勒俘虏后,王衍居然厚颜无耻地为石勒“陈祸败之由”,还劝石勒“称尊号”。
这哪里是崇尚虚无、高洁的清士,分明是实足的政客!对王衍来说,“误国”的根本不是清谈,而是虚伪、恋权、结党营私。
西晋的清谈到底误不误国,一场寒门士子与儒家豪门的政治角力
西晋的清谈到底误不误国,一场寒门士子与儒家豪门的政治角力魏晋是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在长达百余年的历史中,因为烽烟不断,士兵这个行业就迅速被炒热了起来。
虽然这个行业竞争激烈,完美践行了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理论,体系内新陈代谢的速度惊人,但是也经不住庞大的市场需求,照样是从业者前仆后继,这浪花就算死也得死在滩头上。
这种经久不衰的热潮让笔者联想到了高中时,老师在填报志愿时告诉我们,可以回避IT这种眼下热门的行业,提高录取成功率,因为四年以后这股市场热度就会减少,热门行业不一定是热门行业。
到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老师诚不欺我,这个行业确实有东西少去了,可惜少去的不是热度而是从业者的头发。
那么军人就是魏晋代名词了?当然不是了,你觉得公牛的基石是乔丹还是戴眼镜的格兰特?还是红头发的罗德曼?都说干脏活累活的娃容易习惯性的被忽略,要不这20年来金球奖得主怎么会只有卡纳瓦罗一个后防独苗。
魏晋时候的人也明白这个理,自然有许多有(爱)文(吹)化(牛)的读书人选择专研学问,时不时聚在一起辩论(唠嗑)。
这样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一种风气,后来的人把这种特征称之为魏晋风骨,把这批人称作魏晋名士。
魏末晋初,三足鼎立的局面结束,短暂的大一统时期到来,这为思想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同时,司马氏取代曹魏,则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更替,为何这么说呢?这得从曹操的出身说起,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中常侍,说学名大家可能不明白,这个官职白话点说就是太监主管,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
曹操虽然家境并不贫寒,但是出身阉宦,仍然属于寒族。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自然对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的养成有着重大作用,曹操不仅年少时任侠放荡,不以儒学为务,到长大后挟天子而令诸侯,其施政纲领也代表了寒族的利益。
曹操认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也可能背负着儒家观点中的不仁不孝、贪污欺诈的污名,因此曹魏时期举贤荐能,标准是才,而不是东汉以来的以德任人,往深了看这就是与过往的儒家豪族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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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清谈”误国论摘要:魏晋时期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绚丽时代的脉搏。
面对时人和后世众多学者们所认定的清谈误国论,我们是否也应随其波而肯定清谈之罪名,如若不是,清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且为何会担当这样的罪名?关键词:清谈清议王衍士人魏晋时期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绚丽时代的脉搏。
魏晋所谓清谈指的清雅玄妙、高蹈超俗的谈论,它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根基的注重形式、追求玄理的哲学性谈论。
关于清谈的起源,从思辨方式(主要表现在品评人物方面)的角度上来说,一般认为它起源于东汉时代的清议。
“清谈的来源是有史可征的。
它的前身是太学中的清议”[1]“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和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
”[2]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专横,宦官祸乱,政治社会都变得动荡不安。
太学生聚集京师,由于不满当时博士们流于繁琐的章句之学,于是便形成自谒名师,治求大义的风气。
是时太学生三万馀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前行。
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
范滂岑之徒,仰其风而扇之。
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
(袁宏《后汉纪·桓帝纪上》)这些太学生聚集京师又是名门世族,目睹当时政治社会的黑暗,遂逐渐转移其视线于实际问题。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序》)这种为抵制宦官势力的专横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士人阶层的严酷压迫的迫切现实需求,是产生清议这种抗议性谈论的重要原因。
而“清谈”一词成为明确定型的用语并频繁出现于古籍中,是在经历党锢之祸十多年后的灵帝末期至献帝初期的约十年间。
换言之,它始于汉朝末年混乱时期地方官员的谈论:(青州刺史焦和)入见其人,清谈干云,出观其政,赏罚淆乱。
(袁宏《后汉纪》二六)(郑太)对(董卓)曰:“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干。
”(范晔《后汉书·郑太传》)从上述文字叙述看,这些“清谈”都是以人物评论为主要内容的谈论,之所以称之为“清谈”是因为它是以自己所持儒教道德高标准以评断对象的“清而正的谈论。
”但是因魏晋时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环境,名士言论受到了惨毒的打击,“言及玄远。
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魏志》一八《李通传》)。
谈论之风遂由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渐趋于抽象,现实性的谈论变化转移为抽象性谈论,由实际政治讲到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由人物品评讲到“才性四本”以及性情之分。
到了正始以后,清谈一词,遂指玄理虚胜之言。
由此可见,魏晋清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自后汉桓帝时代到灵帝时代,又到正始玄谈的一个发展过程,清谈这个名称的意义自汉至晋先后经历了三种演变。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清谈》条曰: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
此正始以后何晏、王弼诸人之清谈,而以老庄思想为内容也。
另一边则谓清谈与清议为同一语[3],亦即是人物品评之含义。
如《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孙尹举毅为青州大中正表云: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第三种清谈,则是士大夫平时之雅谈。
《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云: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
而这三种不是同一面貌、更不是同一内容的清谈,按其演变之过程可分为前后两期[4]:魏末西晋时代和东晋一朝。
而这两个清谈活跃的时段,即后汉末期经三国鼎立而至当时魏晋交替约一百年间,正是内乱外患连续不断的罕有的动乱时代。
在这段盛衰交替频繁的历史中,清谈始终贯串其中并扮演着一个为后世甚至时人诟病的角色。
唐代房玄龄等所著《晋书》中引用了如下一段话,这段话出自西晋末在琅琊王司马睿幕下任镇东行参军事的陈頵呈上司王导的书信中: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绩,浮竞驱驰,互相贡騫,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
加有老庄之俗倾惑朝野,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洽丧。
(《晋书·陈頵传》)陈頵后补为琅琊王司马睿的录事参军,他目睹王氏的属官敷衍塞责,蔓成弊风,遂又上呈意见书于琅琊王,其中道:诸僚属,乘昔西台养望馀弊,小心恭肃,更以为俗,偃蹇倨慢,以为优雅。
至今朝士纵诞,临事游行,渐弊不革,以至倾国。
(《晋书·陈頵传》)王船山《宋论》卷十四论酷刑一段中有云:“异端之言治,与王者之道相背戾者,黄老,申韩也。
黄老之弊,掊礼乐,击刑政,解纽决防,以与天下相委随,使其民宕佚,而不得游于仁义之圃……其尤弊者,晋人反曹魏之苛核,荡尽廉隅,以召永嘉之祸。
”又东晋建国之初,应詹上疏元帝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
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晋书·应詹传》)又卞壶亦曾对当时贵族子弟企慕王澄、谢琨等放诞性行的世风表示愤懑,有一次在朝中正色呵斥道:悖理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
(《晋书·卞壶传》)东晋建国约四十年后,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北伐而如洛阳城,《世说新语·轻诋篇》载有如下逸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属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
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又“王夷甫诸人”,谓王衍及其属下的王澄、谢琨等等当时崇尚浮虚放达的“清谈”之徒。
这位西晋末“清谈”首领人物王衍,在永嘉年间五胡乱华时任三公之首的太尉官职,他因羯族石勒而被抓捕,在临刑之际顾左右而发悔恨之言: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晋书·王衍传》)要而言之,根据当时人对时局的批判及自我反省可以看出,西晋末期中原一带以门阀贵族为中心的大量汉人之所以被蹂躏甚至于沦落到被迫流亡南渡的悲惨境地,原因除了在任用官职方面尚虚名而贬实效的腐败外,还由于特权阶层中沾染了老庄思想的“高玄”习气,他们以勤勉奉职为“俗”,以虚骄放诞为“雅”。
而最能象征当时特权阶层这种腐败堕落的,正是以王衍为代表的西晋贵族们的“清谈”。
《世说新语·轻诋篇》桓公入洛条刘注引《八王故事》云: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
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
然而,迄至六朝贵族制最为强化且臻于成熟的东晋,这一百年间,贵族们对西晋灭亡的原因已然有所认识,他们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强调这种实际价值的“清”与“俗”、“雅”与“俗”的区别,更进而促使玄学性“清谈”的多样化,以至这种风气流行风靡而臻于鼎盛,这是否表示实际上清谈是枉担了误国之名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魏晋之际,随政事推移,清谈名士亦未尝没有风云之志气,欲立功名以自建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晋书·阮籍传》卷四十九)。
嵇康有奇才,远识不群,钟会言于司马昭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尔。
”(《晋书·嵇康传》卷四十九),结果是以“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而被诛。
知识分子稍有智思者,几无一得善终。
《晋书·向秀传》卷四十九所引: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
”司马氏的咄咄逼人,向秀的委曲求全,从中可以窥见此时的士人们采取的是背对冷酷现实的处世方式,遂宜与现实权力相混,而趋向腐化虚伪之一途。
曹魏凭借汉之宗主而取得政权,司马氏复又凭借曹魏而取得政权。
此时期之知识分子,无论是当权者、依附者,抑或是反对者,于政道及治道,皆无清楚之政治意识与鲜明之政治思想,“无健康之道德意识,无客观而积极之政治思想,则寄托浮萍之余生于玄理以稍放异彩,似亦势之必然也。
悲哉魏晋人之聪明,而亦美哉魏晋人之聪明!知识分子欲有保障其生命与存在,舍以健康之道德意识与积极而客观之政治理想,为其‘理性存在’而奋斗,盖别无他途焉!”[5]而这“理性存在”正是清谈。
清谈家们不再是希企高远且不甘随波逐流之士大夫,以“无为自然”为基础的清谈成为士人们保全自身的避风港,成为士人们寻求内心精神与现实相融合的平衡方式。
此时期清谈的主流虽始终保持着娱心悦耳的基调,倾心于高蹈而梦幻式的老庄思想,标榜“无为自然”,但是进一步观察的话,可以发现“清”的意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清谈家们在沉醉于“声无哀乐论”、“才性四本论”诸如此类的抽象命题之时,为清谈依附上了可以令自身安立于世间的思想系统体系。
“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
”(《晋书·嵇含传》卷八十九)其中“借玄虚”最为典型的就是自然与名教之“将无同”。
《世说新语·政事类》云: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
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天地四时即所谓自然也,犹有消息者,即有阴晴寒暑之变也。
出仕司马氏,所以成其名教之分义,即当日何曾之流所谓名教也。
自然既有变易,则人亦宜仿效其变易,改节易操,出仕仇矣。
司徒王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
”(《晋书·阮瞻传》卷四十九)孔子贵名教,老、庄任自然,此儒、道两家之所以互异也,而魏晋人以“无”为两家字同,从对立到统一,清谈家们将其作为清谈之核心内容,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用一已有的旧说释上新意以辩护其立场。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
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
此说意谓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自然为名教之本。
既然名教原是取自然而设,则不独须贵名教,亦当兼明自然。
有了此说,山涛、王戎、王衍之辈,自可兼尊显的达官与名士于一身,既享有朝端的富贵,又存林下的风流。
而清谈则成为清谈家们用以掩饰其虚伪与懦弱的障眼品。
而当时王衍之辈的清谈能够“遂成风俗”(《晋书·王衍传》),考察其原委,恐怕当追溯到早先魏晋之初所制定的“九品官人法”,这一“官人法”是曹魏建国之初的黄初元年(220)由文帝曹丕根据尚书陈群建议而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度,它是一套划时代的官吏任用制体系。
该制度为了网罗天下人才,规定在各州郡设立一个举荐人才的官职叫“中正”,它以乡品为基础资料将人才划为一至九品,人才被归类为九品不仅决定了他初次任官的职位,而且也预定了其以后的晋升范围。
换言之,由中正评定的最初的乡品决定了士子的整个政治生涯。
而被任命为中正之官的自然是拥有权势、财力的中央大官或是地方豪强,这对毫无背景的士子无疑是残酷且不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