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重商主义向重农主义的演变

法国重商主义向重农主义的演变历程
（经济124班马闯）
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动荡不堪，同时期的法兰西几经易主，从波旁王朝到路易十四君主专制制度的极盛时期再到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政治的动荡却不能阻止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思想界在久经禁锢之后迎来解放：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伏尔泰到魁奈。

在上述大背景下，法国经济思想界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向重农主义的演变。

重商主义起源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中期已发展为较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英国的托马斯〃孟是重商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贸易论》被马克思誉为划时代的著作。

但重商主义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柯尔培尔的实施。

1661年，路易十四开始亲政，法国君主专制渐渐达到顶峰。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并进一步巩固王权，1665年，路易十四任命柯尔培尔为财政总监，将法国经济的生杀大权交给了他，由此拉开了柯尔培尔改革的序幕。

柯尔培尔认为欧洲的货币总额是一定的，要增加本国的货币量，必须通过对外贸易掠夺其他国家的货币财富。

为此他大力提倡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保证商品的不断出口和货币财富的流入。

为此，柯尔培尔采取各种措施，发布了许多政策法令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如给从事工业生产的资本家发放补助金和贷款，颁布了保证产品质量的规章和制度，实施了鼓励外国技术工人移居法国的政策等。

另一方面，柯尔培尔对国家税制做了改革，对改善国内市场状况和促进国内工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但柯尔培尔主义忽视农业发展，直接导致了法国农业的没落。

客观的说，柯尔培尔主义使法国工业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带动法国步入欧洲顶级强国之列，同样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方面，法国资产阶级较欧洲其他国家起步较晚，人民普遍重视农业。

柯尔培尔忽视这一因素，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满；另一方面，柯尔培尔强调国家干预，紧抓工业，改革税制，对非特权阶级的剥削日益严重，没有特权的商人和贵族的反对浪潮不断高涨。

1683年9月6日柯尔培尔去世时，整个法国特别是巴黎欣喜若狂，法国人民奔走相告：税收将被取消，黄金时代将再次来临。

柯尔培尔的死没能阻止法国人民反对的浪潮。

1684年，一个贵族在指控柯尔培尔时说道，受到补贴与拥有特权的企业的建立，“剥夺了商业自由，…也剥夺了商人从国外吸引货币的手段，高额的保护性关税削弱了外国对法国农产品的需求…”，使法国农业陷入困境；1685年，两位商人向柯尔培尔继任者写信道：“最大的秘诀在于让贸易具有完全的自由，人们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完全被它所吸引”，据说这两位商人中的一位托马斯〃勒森德第一次创造了短语“自由放任”；1689年，在《被奴役的法国的叹息》一书中，商人米歇尔〃勃瓦奈再次批驳了柯尔培尔主义：“国王通过向商品征收畸高的税收，并将所有的钱掠夺到自己手中，商业已经枯竭…，…某些商人，在朝廷的特别关照下，获得了商业垄断权，可是赋予他们特权的就把其他人排除在外…最后，禁止进口外国商品，根本不能使商业繁荣，恰恰相反，这已经把它毁灭。

”
群起反对的结果是，重农主义逐渐发展并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些人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法国经济现状的对策，并发展成为早期的重农主义。

布阿吉尔贝尔和坎蒂隆对此贡献卓著。

布阿吉尔贝尔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自称是农业的辩护人。

他在批判了重商主义把财富等同于货币的观点之后，得出了自己的财富观：农产品是真正的财富，农业是财富的源泉。

以此为出发点，布阿吉尔贝尔提出了增加财富的方法：听任自然的安排，遵循自然规律。

这正是自由放任的思想。

布阿吉尔贝尔之后，重视农业和主张经济自由的思想在法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中得到了发展。

此外，居住在法国的英国经济学家坎蒂隆对重农学派经济理论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坎蒂隆在《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指出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人类劳动则是创造财富的源动力。

他首次尝试分析农业的年产品如何流通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进行分配。

十八世纪中后期，魁奈在前人的基础上将重农主义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开创了重农学派。

其代表人物还有米拉波和杜尔哥。

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纯产品学说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着这一学说而展开，一切政策也以之为基础。

在“纯产品”的基础上，重农学派提出了废除其它赋税只征收一种单一地租税的主张。

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

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路易十六任命了一批才能出众的的大臣，其中，杜尔哥被委以财政总监的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杜尔哥家族和上文的托马斯〃勒森德家族是世交。

杜尔哥走马上任后，大力推行一系列改革：1774年秋取消了对谷物贸易的限制，在国内实施了谷物贸易自由；1775年对运进城市的谷物实行了减少税款的措施；同年，对特权阶级还征收了建造街道税，而对农民则废除了建造街道的徭役；1776年取消了对酒类贸易的限制，并废除了手工业行会和X业工会组织。

但是这些改革触及到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教会人士和王公显贵们的强烈反对。

在他们的怂恿下，1776年5月，路易十六将杜尔哥免职。

随着杜尔哥的倒台，他所推行的改革也被完全取消。

杜尔哥之后，其继任者们试图恢复其改革的举措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

至此，重农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行将爆发。

历史发展到某一节点往往会产生与过去迥乎不同的需求，一部分人敏锐的感知到了它，经过各种事件的催化，最终发展为一种思想。

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各国对贸易与殖民统治的需求剧增，人们近乎疯狂的追求金银财富，重商主义应运而生；极端的重商主义的实施引起了一个阶层的不满，于是又有一部分将其引向另一个极端，结果又激怒了一个阶层。

从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从重商主义的政府强烈干预工商贸易到重农主义的自由放任，这种大开大合、风格迥异的政策激发了潜伏已久的社会矛盾，便只剩暴动与战争了。

所以说，笔坏了无非是再买一支，重商主义向重农主义的演变却没那么简单，撇开演变时间不谈，单其背后就是社会与历史的大变革。

同理，经济思想建立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上并促进其发展。

社会制度只能愈发健全，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经济思想便不能永恒。

随着社会变革的放缓，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界更多的是局部修补并且其变革也趋于平缓了吧！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应变革而生，随变革而去，最终沉淀成了纸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