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对清代考据学的论辩
以顾颉刚的古史辩派
古史辨派对儒家经学涉及的内容也很多，主要是关于孔子 与“六经”的关系、经今古文学、专经的研究。 古史辨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将 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 了积极作用。 古史辨派对传统易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研究的结论 都有待考证，但你必须认同古史辨派的求真精神和实证方法， 而古史辨派易学研究的价值也正在这里。古史辨派的许多研 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儒家经典方面很有参考 价值的学术文献。“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 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 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当然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也夹杂着一些武断片面的东西。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顾颉刚在古史研究实践中提出的核 心观点,也是他从事古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一学说, 虽然有着 某种不足,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其一, 区别了客观历史和文献记载的、传说中的历史。顾颉刚通过这些古 史观点说明以往传说的古史是不可信的,这就为建立新的古史研究观 打下了思想基础。依顾颉刚所说,文献记载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是不 同的;时代不同,习俗文化和道德评价标准不同,人们常根据时代的需 要改写历史;旧的古史系统之所以能“层累地造成”,是记载者对客 观历史事实的附会和创造的结果。其二,指出研究古史要着重考察古 史在传说中的经历,这就为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 拓宽了中国古史研究的领域。这一观点的提出表明他对考辨古史有 一种深入和辨证的认识。其三,顾颉刚在推翻以往古史观的同时,实 际上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提出了怀疑,因为他所否定的内容都是《六 经》中记载的。这一古史观打破了史学界以往盛行的迷信圣贤之言。
至此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新学理的输入已推进到具有历史意义 的新阶段。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学成归国，李大钊、陈独秀、鲁 迅、蔡元培、钱玄同、胡适等人即是其中最为出色者，他们原本 学有根抵，眼光敏锐，将西方新的学说和科学方法带回中国，并 针对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病根，发动了一场声势巨大的思想革命， 西方学理的传播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二十世纪中西学 术交融由此达到了新的飞跃。他直接处在几位传播新思想、新学 术的出色人物影响之下，他们是：任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开创新风气的蔡元培，主编《新青年》并担任北 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以西方学理治中国哲学史、勇于“截断众 流”的胡适，激烈地批判旧传统的钱玄同，发起创办《新潮》杂 志、与《新青年》相呼应、大力鼓动新思潮的傅斯年。
疑古辨伪，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和他的代表作《古史辨》
疑古辨伪，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和他的代表作《古史辨》史学和经学原本是两个研究领域，不过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内容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在近代，学术界出现一个疑古辨伪的史学、经学研究流派，叫做“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
这个学术流派的主要创始人是顾颉刚，他的代表作是《古史辨》。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书中充满了质疑“经书”的新观点，标志着这个学术流派的诞生。
《古史辨》共7册，出版周期近20年。
这部专著出版之后，学者们接受了用“疑古”的观点研究古史。
顾颉刚敢于挑战传统，质疑经书，得益于他渊博的文化积累。
他结合考古学的知识，研究先秦历史，向“伪书”发起了挑战。
古籍中记载的先秦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和神话传说有关，这部分内容在研究中一定要辩证看待，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顾颉刚通过大量的研究，他认为一部分古史是由神话传说串联起来的，时代越久远的历史，其传说出现的时间越晚。
比如，西周时期就有了大禹的传说，而尧舜的传说到了春秋时期才出现。
尧舜在历史中的生活年代要早于大禹。
这个现象说明了，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史年代越久远。
据此可以了解到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面貌。
传说不是凭空来的，其中有史实的影子。
这个现象被概括成“层累造成的古史”。
当然了，一切分析研究都是为了分辨出，经书中的哪些内容是信史，哪些内容是传说。
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夏商周之前还有一个朝代叫虞朝。
虞朝和虞朝以前的历史，很多人认为是后人编造的。
至于夏商周这三朝的历史，由于有《尚书》载录，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顾颉刚对此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怀疑《尚书》中的记载，是否能够成为信史。
他认为需要有考古学的证据配合证明。
这种治学精神是严谨的，在当时也是大胆的。
在20世纪初期，有人敢质疑儒家经典的权威性，还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关于先秦时期的国土疆域是顾颉刚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描述有待商榷。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史记》中的言论都是对的，连一个字都不能改。
第七讲 顾颉刚与古史辨(11.14)(1)
• 《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 与不信，交相传述，三君者或仰之如日 月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 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 三君名。
•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两幅对联
• 只会开山，未能善后； 但求立业，不望兴家。
• 好大喜功，终为怨府； 贪多务得，哪有闲时。
•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最值得人怀念的， 恐怕还是他那嗜学如命的性格，探索真 理的豪情和开拓门径的兴味。语云：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在现代史学家中，他无疑是极少 数乐学的学者之一；既能在学问中体会 到“真实的美感”，又能在探索中感受 到“不尽的欢喜”。
•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学术传承
• 开创新的学科门类：历史地理学、民俗 学、古籍版本学
• 培养弟子：何定生、谭其骧、史念海、 侯仁之、童书业、杨向奎、刘起釪、黄 永年
• 你的脸这样黄，你的手这样冰冷，你的精神 这样衰颓，甚而至于期望丧失灵性，我还希 望着什么呢。我给你钱，无论是借也罢，赠 也罢，而所得的结果只有看到你一天到晚的 颓废，自己走进坟墓里去，而出其余力则为 我制造被人攻击的资料，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唉，写到这儿真把我气死了！
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 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
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
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 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 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 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 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 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 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 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崔述《考信录》对我国考据学的发展及影响
崔述《考信录》对我国考据学的发展及影响作者：王云庆汪茜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03期摘要：崔述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考据、辨伪学者。
其一生著作良多，代表作《考信录》一书被视为我国古代考据辨伪史上的里程碑。
《考信录》内容丰富，远至上古。
又作有《考信录提要》，详尽地对古代历史中存疑之处进行考证，辨明是非。
同时将义理结合，科学地介绍了辨伪的具体原则与方法。
不仅对我国的考据学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而且其辨伪思想在现今文献鉴定乃至编纂领域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本文基于《考信录》的研究，从文献辨伪角度概括崔述有关古代文献领域思想之精华，并加评述，以达继往开今之意。
关键词：崔述《考信录》文献辨伪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3-105-109一、崔述及其《考信录》的修撰崔述，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府魏县人，生于乾隆五年（1740）。
其父元森“自理学及经世致用书靡不究览”1，毕生致力于经世之学，然而却始终不得其志。
因而崔述自幼时起，便秉承父志，受到严格的教育，“每受若干，必限令读百遍，以百钱置书而递传至右。
无论若干遍能成诵，非足百遍不得止也”2。
在刻苦的学习之下，崔述很快便熟读四书五经，精通诗词章赋，见者皆称奇才。
十五岁时赴大名府应童子试，列名第一，受朱煐知遇之恩，得以在家境落破之时继续致力于经史。
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却落败于会试。
而后刻苦钻研古史，潜心著述。
直到五十七岁，吏部于会试落第举人中选拔官员，崔述才有机会就任福建上杭、罗源知县等职。
崔述本想一展胸中抱负，有所作为，然而事与愿违。
他在与朱松田的书信中写道：“兼以权不自由，动多掣肘。
无罪不能救，有罪不能惩，地方事一毫不能整顿，固已尸位素餐矣。
”3可见其无奈。
尽管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崔述仍旧清廉为官，卯起亥眠，事事亲督，为当地人建架桥梁，修缮庙宇。
嘉庆七年（1802），终于得以归之山野，日子虽然清苦，但他仍笔耕不辍，坚持完成《考信录》等著作。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两年前，我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发表辨论古史的文字时，朴社同人就嘱我编辑成书，由社中出版。
我当时答应了，但老没有动手。
所以然之故，只因里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论文字没有做完，不能得到一个结束；我总想把它做完了才付印。
可是我的生活实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几个较大的题目，做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绝不易找到时间，这是使我永远怅恨着的。
去年夏间，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辨论古史的文字编成了《古史讨论集》出版了。
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
”我对于这事，当然对社中抱歉，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应道：“我立刻编印就是了！“哪知一经着手编篆，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册出版。
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我很快乐，我几年来的工([说明] 此《自序》写于1926年。
《古史辨》第一册于同年11月由北平朴社出版。
此序后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周作人编选之《散文一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六集)。
1988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顾颉刚选集》、1988 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之《顾领刚古文论文集》第一册都曾收入。
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11月出版，改题《定在历史的路上》。
1931年，荷兰莱顿的布利尔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学者恒菇义(A.W.Hummel)的英文译本，题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中国古代史论文集(古文辨)序》。
1940年6月，曰本创元社出版平冈武夫的日文译本；经译音改译后，1953年9月由岩波书店出版，题为《ぁる历史家の生ぃ立ち——古史辨自序》，1987年6月再版。
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这第一册分做三编。
上编是在《读书杂志》中作辨论以前与适之、玄同两先生往返讨论的信札，是全没有发表过的。
这些信札只就手头保存的写录，当然遗失的还有许多。
在这一编里、可以知道《杂志》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
顾颉刚的历史演变研究范式探析———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例
64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评话家、戏曲家、小说家等众人的敷演、剪裁和修改,
无论是情节内容,还是人物形象,都使传说变得更为
[
15]
2021 年
传》《檀弓》《列女 传》《乐 府 诗 集》等 文 字 记 载 和 民 间
唱本唱段,吴文只是 通 过 一 系 列 此 传 说 的 互 文 文 本
丰满。 此“滚 雪 球”的 理 论,无 疑 把 他 的 历 史 演 进
* 收稿日期:
2020-06-28
DOI:
10.
13698/
cnk
i.
cn36-1346/c.
2021.
05.
010
j.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6ZDA164)
作者简介:陈祖英(
1974- ),女,江西奉新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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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的禅让观念。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
什么顾颉刚的孟姜女传说研究会成为历史演变研究
评价“禹的演进史”的 研 究,指 出 顾 颉 刚 的 主 要 观 点
的经典之作? 其在运用历史演变研究方法上有什么
在于探讨传说的经历,运用的根本方法是“用历史演
独特之处?
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重在每一种传说的
证明杞梁妻就是孟姜女,可谓是我国传统的“考镜源
法阐述得更明确 和 形 象 了。 不 过,这 位 为 中 国 传 说
流”方法的应用。顾文虽然也运用了传统考据方法,
学提出了“箭垛式人物”和“滚雪球”式变迁规律的胡
但他研究的目的重在孟姜女传说转变原因的考察和
顾颉刚史料辨析原则
顾颉刚史料辨析原则
【实用版】
目录
一、顾颉刚的学术背景和成就
二、顾颉刚的史料辨析原则
1.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2.用历史的演进方法去辨伪、考证古代史料
3.质疑古代史料的真实性
正文
顾颉刚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因为他大胆质疑古代史料，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史料辨析原则。
顾颉刚的史料辨析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这一观点意味着古代史料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承，逐渐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史料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传承者的记忆、当时的社会环境、传承者的动机等，因此可能不完全真实。
其次，顾颉刚主张用历史的演进方法去辨伪、考证古代史料。
他认为，只有通过历史的角度去审视史料，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辨析它们。
他强调，史料的真实性需要通过史料的来源、形成过程、内容等多方面的考证来确定。
最后，顾颉刚大胆质疑古代史料的真实性。
他提出，对于任何史料，我们都应该保持怀疑的态度，而不是盲目地接受。
这一观点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史料的价值和局限性。
总的来说，顾颉刚的史料辨析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让
我们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古代史料。
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
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李长银内容提要 清代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学术关联，过往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持肯定意见，但语焉不详，还有部分学者基本不提，或持否定态度。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钱穆、张西堂、张寿林、罗根泽、杨宽等为代表的“古史辨”学人，正是在接受以惠栋、戴震、范家相、赵翼、汪中、阮元等人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层累说”“孔子与《易》无关”“《说卦》三篇是后出之文”“孔子未曾删《诗》”“《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老子》著作年代在孔子之后”“神话演变分化说”等一系列较有学术价值的学说或论点，从而推动了“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代学坛的兴起与发展。
因此，乾嘉考据学应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
而通过这一澄清工作，不仅可以进一步挖掘这场运动的学术来源，还能够彰显乾嘉考据学在近代学术文化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 乾嘉考据学 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图分类号〕Ｋ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０７－１１ 清代乾嘉考据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形态之一。
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开篇即强调：“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②而将这一“清之考证学”推向高峰的无疑是乾嘉考据学。
大体来讲，以惠栋、戴震等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总结，③从而建立了一个具有特殊学术标识的“乾嘉范式”，并形塑了“清之考证学”。
更值得指出的是，乾嘉考据学还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
有研究者提出，由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与乾嘉考据学之间即存在学术关联。
顾颉刚的弟子刘起荱强调说，自己老师一生的学术“植根于汉学”，并认为其具体承受了清代汉学各派的内容与治学方法。
《东方教育》杂志投稿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起源
《东方教育》杂志投稿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起源顾颉刚(1893―1980年)，本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
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考辨学派创始人，同时也是现代神话学、民俗学的奠基人。
本文主要针对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起源进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东方教育》杂志投稿的文章范文。
摘要：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神话学家和民俗学家，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对于古史的考辨成就卓著。
他之所以走疑古辨伪的道路，主要是受到郑樵、姚际恒、崔述、胡适、钱玄同、康有为和王国维等人的影响，当然也和他自身的学术性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关键词：顾颉刚,疑古,辨伪作者简介：李正辉(1980―)，郑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众所周知，顾颉刚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对于古史的考辨，学界对此研究极多，至于顾颉刚如何走上疑古辨伪的道路，鲜有见到专门研究。
顾颉刚曾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
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
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1]其实除此五人外，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也颇受康有为和王国维的影响。
1913年顾颉刚进入北大，逐渐走上专门研究的道路。
他在读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之后，认为文学、史学都应该走批评的路子，于是他又找到郑樵的《通志》来读。
顾颉刚是这样评价《通志》的：“这部书不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而且很有批判精神，所以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一直给人们斥骂，只有章学诚替他辩护。
章学诚认为著书有两种方向：一种是钞集资料加以编排的，这种书不能启发人们的思想;能启发思想的书一定是要有独创见解的，而郑樵就是有独创性的一个，所以他说《通志》这部书好。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 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 了。 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 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譬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 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宋代以来的怀疑精神一脉相承
纵观历史上的疑古辨伪，可以看到，它萌生于战国、秦、汉而勃发于唐、宋、元、明，到了 清代已趋于成熟，顾颉刚曾用图解表述了这一学术源流。他把孔子与六经这一中国文化的中 心比作北京的皇宫，把战国、西汉（今文经学）、东汉三国（古文经学）、宋人理学比作围 在皇宫外的的几层城墙。 顾炎武打破了宋人（以及元、明两代）的粉饰，使人们看见了里面的一道墙 乾隆以前的学者摧破了三国至唐代的粉饰 嘉庆以后的学者又摧破了东汉的粉饰，于是人们又看得深了一层 此时顾颉刚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的责任是要把西汉和战国诸子粉饰的两道 城墙摧破，这样中国文化的中心就可以明白的知道了。
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时代潮流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旧的传统观点一向认为：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统一国家，甚至认为尧、舜时代已经是统 一国家，唐尧、虞舜是至圣之君，上古是黄金时代，以后世道浇薄，国家难治，遂形成千古 流传的复古思想。而且从尧、舜这些古圣王起，经过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 子、孟子，一脉相承，成为神圣的“道统”。 对于记载这些“道统”的经书只能顶礼膜拜，不能有所怀疑，由此形成为封建制度、秩序服 务的顽固迂腐的意识，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思想革新、反对复 古主义、重新评判传统文化的进步思潮的激荡下，在胡适提倡的存疑主义的诱发下，顾颉刚 等人鼓起推翻传统观念的勇气，对一切旧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 中的真伪问题，自觉担当起了打破传统偶像、批判封建史学的历史重任，当此时“批评之风 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读书笔记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读书笔记1、二十四史中国历史，文字记载的四千二百年，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八百年。
二十四史；史记——司马迁；汉书——前汉史书；后汉书——东汉史书；三国志——晋时人陈寿著；晋书——唐房玄龄著；宋书——讲南朝的宋，为南梁时沈约所著；南齐书——南朝的齐，梁时萧子显著；梁书——南朝的梁，唐朝姚斯廉著；陈书——南朝的陈，唐朝时姚斯廉著；魏书——北朝的魏，北齐人魏收著；北齐书——北朝的齐，唐时李百药著；周书——北朝的周，唐朝令狐德棻等人著；隋书——唐朝魏征等著；南史——唐朝李延寿著；北史——唐朝李延寿著；旧唐书——五代时后晋人刘晌等著；新唐书——宋欧阳修等著；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著；新五代史——宋欧阳修著；宋史——元朝脱脱等著；辽史——元朝脱脱等著；金史——元朝脱脱等著；元史——明朝宋濂等著；明史——清朝张廷玉等著。
《二十四史》加上清代柯劭所著《新元史》，共称《二十五史》。
《二十四史》以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为最好。
2、史记史称《太史公书》，三国后通称《史记》，司马迁之父为司马谈。
司马迁的另一大功劳在于修订了秦时的“颛顼历”，形成夏历。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本纪：帝王世系情况。
表：古帝王世系的表，诸侯的表，汉代的王、王子侯及功臣的表。
书：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系统记载，分礼、乐、律、历、天宫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讲经济）。
世家：各诸侯与王的大事。
列传：记载重要的历史人物。
《史记》为通史，《汉书》一下，皆为断代史。
3、汉书、后汉书西汉末年，班彪开始续《史记》以后汉朝的事，即《史记后传》，其子班固写《汉书》，其妹班昭补写，成《汉书》，又名《前汉书》，为第一步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把《史记》中的《八书》，组合充实作《十志》，即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沟洫志、郊祀志。
《后汉书》由南朝宋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和晋人司马彪写的《续汉书》组成。
4、史书续谈《三国志》的价值全在本书的注中，为南朝宋裴松之所作。
诸暨地名的历史文化解读
诸暨地名的历史文化解读从纯粹的地理角度讲，地名仅仅标志着某一地域或地点，是人们为区别地域而约定的名称。
但是如果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地名与文化息息相关。
地名因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无不折射出历史文化的记忆，也就无不蕴蓄着丰富的人文内涵。
因为地名也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成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规律。
由此可见，地名是地域文化的一种独特且较原始的载体。
通过对地名的分析研究，可以窥探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社会文化和文化心理取向等。
立足这一思想，本文从诸暨市各地名入手，挖掘其中蕴藏的文化内涵。
一、诸暨的由来诸暨历史悠久，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县（市）之一，历来有西施故里、越国古都之称和“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的美誉。
要探究诸暨地名的由来，首先要理顺这一地名的历史沿革。
先秦无诸暨之名，自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设会稽郡置诸暨县，历代未废，只是几经更名和境域变迁。
新莽时期更名“疏虏”；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分诸暨东南部分地入汉宁县，划西南部分地入丰安县；三国（吴）时，改“汉宁”为“吴宁”；隋文帝开元九年（公元589年）废吴宁县，原诸暨部分地复入诸暨；唐光启中改称“暨阳”；五代为“越州”，吴越王天宝三年（公元910年）复名“诸暨”；元顺帝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改名“诸全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废诸全州，设诸暨县。
之后诸暨一名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诸暨之名的由来，虽多有学者探求，但众说纷纭，各持一端，没有固定的说法，但举几例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诸稽说（“诸暨封邑”说）诸稽是上古祝融之后，诸稽受封于浙，建立了诸稽国。
据乾隆年间《诸暨县志》载：“诸暨者，诸暨国之地也。
”宋《路史》将诸暨载入《国名记》篇中。
《国语·吴语·疏》：“诸稽之裔，以国为氏”。
均说明诸暨曾为古国。
三国时吴国学者韦昭在其《国语·郑语》韦氏解中云：“彭姓诸稽，则商灭之”，可知直至商代，诸稽国才被灭亡。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王沁凌【摘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
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高度。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大纲》；“古史辨”派；傅斯年；《中国哲学史》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２８－０７作者简介：王沁凌，宁夏银川人，哲学博士，（兰州７３００００）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中国史学由传统进入现代，经历了纷繁复杂的过程。
王?森将之概括为“三次革命”：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主的，唤起人们反思“历史是什么”的第一次革命；以胡适整理国故运动和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工作为主的，探索“如何研究历史”的第二次革命；以“怎样解释历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为第三次革命①。
其中，胡适的研究促动了“古史辨”派、“史语所”等学术团体的兴起，代表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趋势，形成第二次史学革命的中心②。
北京大学废止经科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按“现代”方法来研究的学科正亟待成型。
１９１７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世，打破“从三皇五帝讲起”的旧习，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风气之先。
该书对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产生极大影响，“古史辨”运动、“史语所”的工作从不同方面发挥了胡适的思想方法论③。
可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其发端之日起，就在方法上与史学的第二次革命密切关联；史学革命在材料、内容和问题等具体方面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错综交织，使得二者的缠绕不断加深。
崔述的“考信之学”与“古史辨运动”
一、《考信录》的“被发现”与“层累说”之证成
“层累说”之提出是“古史辨运动”的实质性起点。1923 年 5 月 6 日，顾颉刚在《努力杂志》所附 月刊《读书杂志》第 9 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并在该文的“按语”中提出了著名的“层 累说”。按照顾先生的意思，该说主要有三个意思。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 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 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a 此文一经刊出，宛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整个 中国人文学界“不禁哗然起来”，b 一场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就此登上了中国历 史的舞台。
关于这一课题，过往学界多有探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专题论文有路新生的《崔述与顾颉刚》 （载《历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张利的《顾颉刚对崔述古史辨伪学说的继承和超越》（载《浙江学刊》 2001 年第 2 期）、吴少珉和张京华的《论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洛阳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等。这些论文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进行了考察。
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 砌起来的。”参见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古史辨》第 1 册，第 165 页。 e 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考》，载《古史辨》第 1 册，第 12 页。 f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1 卷，154 页。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精)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陈居渊“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历史考察, 探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变迁。
文章认为, 基于国粹意识的“反满说”, 开拓了研究的新方向。
“理学反动说”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继往开来, 并注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的方法论思想, 成为20世纪研究的重要范式。
“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 试图以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新解释, 从而对“理学反动说”提出了新的挑战。
“早期启蒙说”则勾划出由17世纪早期思想启蒙到19世纪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条主线, 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清代学术的新范式。
文章指出, 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 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 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
【关键词】清代学术史范式变迁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中, 堪称成果最为丰硕, 理论观点可谓绚丽多彩。
章太炎的“文字狱说”、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以及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等, 它们作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范式, 在近百年的学界中影响深远。
本篇试图通过回顾与评述上述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诠释, 探讨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转换与变迁。
一、国粹与科学:从“文字狱说”到“理学反动说”将清代学术产生的原因, 归结于清廷频繁兴起的文字狱, 始自章太炎。
1902年因遭清廷通缉追捕而流亡日本的章太炎, 在重订《书》时新增的《清儒》篇中指出:清代学术之所以由宋明理学转向汉代经学、考证学, 它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知识分子深受满洲贵族的压迫, 论学撰文不敢触及学术问题, 因此不得己转向经典考证一途。
因为考证一名一物不会触犯学术上的禁忌, 从而避免文字狱的迫害, 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家有智能, 大凑于说经, 亦以纾死。
简议清代考据学
简议清代考据学
杨洪
【期刊名称】《华夏文化》
【年(卷),期】2000(000)001
【摘要】考据学是在清代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学术流派。
该学派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通过音韵、训诂、辑佚、校勘、辨伪等方法考证经史，这就是考据学，也称考证学、汉学、古学。
又因其朴实无华而被称为朴学。
这是就该学派的学术特色而言的。
考据学盛行于清代乾嘉时期，
【总页数】3页(P20-22)
【作者】杨洪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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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内容摘要】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
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饤饾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毕竟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汉学；宋学；“汉宋之争”；汉学家；“兴奋”“紧张”。
【作者简介】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礼学与清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有清一代通儒迭起，“宋元以来言经学者未有如我朝之盛者”[1]，学者们时刻不忘对自身的思想与学问进行检讨。
这里大致可以归结出两种声音，一是如钱仪吉（1783-1850）所表示的担忧，“徒驰务于闻见之博，不暇求理义之悦心，观其言行与其所记诵，判然为二事”[2]。
另一种声音则恰好相反，认为理学徒具其表，对“求义理”不屑一顾，“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昌”[3]，比如章学诚（1738-1801）说宋学之所以见讥大雅，是因为“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4]。
清代的汉学家往往如是，“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5]，一方面自我批评与担忧”道问学”之余不求义理，专事训诂，恨不得“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6]；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沾沾自喜于自己做的是真学问，视此以外一切皆为妄作，无法抑制住自己对虫鱼训诂的兴奋，崇尚于那种“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7]的学术生活。
《古史辨》及疑古学派之我见
《古史辨》及疑古学派之我见田旭东【摘要】从对<古史辨>及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胡适等人的研究方法、治学态度等进行具体分析入手,主要论及这一学派的功过得失以及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认为对其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是十分有意义的.【期刊名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3(033)003【总页数】5页(P51-55)【关键词】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古史辨>【作者】田旭东【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西安,71006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社会科学2003 年 8 月第 33 卷第 3 期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Aug.,2003Vol.33No.3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中国思想史】《古史辨》及疑古学派之我见由旭东（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从对《古史辨》及提古学派的代表人物顾领刚、胡适等人的研究方法、治学态度等进行具体分析入手，主要论及这一学派的功过得失以及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认为对其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是十分有意义的。
关键词：顾领刚；钱玄同；胡适；《古史辨》中图分类号： K2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2731 (2003)03-0051-05 以顾顿刚、钱玄同、胡适为首的疑古学派是兴起的宗旨》是胡适留美时风行一时的美国进步主义和于五四时期，活跃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流实验主义者历史观的代表。
杜威与伍德的思考方式派。
在新世纪开端的此时，对中国古史研究这一学术就是把历史看作一个进步化过程一一从不断地改变领域中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或学术思潮作一番公走向进步。
思想、信仰以及哲学体系被认为是人类可正、客观地评价实属必要。
一、研究万法为了说明和推翻“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同时也为了建设真实的中国古史，疑古学派，尤其是顾顿刚本人在接受外来方法论的同时采纳并深化了前人及同辈学者的研究方法，从而构成了他自身的一系列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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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掀起了!"世纪!"—#"年代蔚为壮观的疑古史潮。
从疑古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关系来看，人们一般都认为顾颉刚与康有为今文经学联系最为密切，却忽视了他与清代考据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事实上，顾颉刚先生对清代的考据学是持相当肯定态度的，或者说，他对考据学的评价，与一般贬低考据学的看法相比，要复杂得多，也中肯得多。
考据学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对于清代考据学，历来指责者多，赞赏者寡。
从政治方面批评者，认为乾嘉考据之学虽也承袭了考据方法，但与顾炎武、黄宗羲风格迥异，既无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更无民主思想，只为考据而考据，粉饰太平而已；从学术角度指出其弊病者，认为在清代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学者不敢谈政治，研究范围限于古籍，故其精密虽超越顾炎武等人却无磅礴大气。
故有章学诚笑其“工于擘缋补苴，如蚕食吐丝而不能成茧”的传言。
然而，顾颉刚却充分肯定清代考据学的价值，他认为绝不能低估考据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地位，他在《清代学术的历史背景》一文中说：“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
它虽不能‘去粗取精’，却能‘去伪存真’，看呵，《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不是全被搜出了伪证而推翻了吗？《左传》、《周官》、《仪礼》、《孝经》、《谷梁》这几部经典，不是已提出了许多可疑之点吗？它虽不能‘由表及里’，却能‘由此及彼’，看呵，他们不是利用了先秦诸子、金石文字、释典《道藏》，把许多古籍都校勘明白，又解释得合理了吗？这样的文化，在秦、汉以来二千年中是少有的，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这里，他强调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认为任何史料都有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过程，所以考据是获得科学认识的必经阶段，“去伪存真”、“由此及彼”，是考据学必做的工夫。
因此考据学绝不是末流之学，它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顾颉刚不但钦佩清代考据学者研究之精密，而且以扬州学派为例，说明考证与疑古是相关联的。
他在《清代扬州学派》一文中认为，扬州学派虽不标明疑古，但所作“无不在破坏旧说，重行估价”，“且令笃旧者无从置喙，可谓革命中之稳健派”。
他写道，“盖旧说之弊，在乎‘凿空之病与拘牵之顾颉刚对清代考据学的论辩华东师范大学龚咏梅博士史海钩沉《探索与争鸣》!""$%# &!习’，兹以‘援据之确，搜讨之精’破之，表面上虽说是‘传说之功臣’，实际则使传注失其固有之地位者也。
”关于考据与疑古的关系，他认为“考证为渐变，疑古为突变。
非考证无以变其量，非疑古无以变其质。
考证是不自觉的革命，疑古是自觉的革命。
”这样，他打破了考据只是传注之学的说法，反对考据只是因循守旧或与“革命”毫无瓜葛的说法。
他明确考据学所具有的内在的精神气质包含着破坏旧说的科学精神，考据学实在是一种渐进式的革命。
不仅如此，顾颉刚对于旧时的考据学的社会意义也能做公正的评判。
他反对那种关于考据学仅仅是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说法，积极主张其所内涵的反封建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曾召开批判胡适大会，其中对胡适主张的考据学进行了严厉批判。
据说主持会议者以阮刻《经解》为例，强调其为考据学总汇，取而翻之，渺无所得。
顾颉刚先生却发言说：“欲为考据学说一公道话”，“考据学是反封建的。
”这在当时真有大逆不道之嫌，足见顾颉刚先生的真知灼见和惊人胆识。
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顾颉刚承认清代考据学存在研究范围小，成果零碎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考据学的成就征实而不蹈虚，追求客观性，分工细致，为进一步综合整理、形成全面性结论创造了有利条件。
后辈学人应当珍惜考据学的宝贵遗产，加以系统整理，组织研究成果，形成新的综合，如此必有大的收获。
如果我们抛弃考据学已取得的成果，“试问将弃未成之货于地耶？”顾颉刚先生推崇考据学，他本人的治学经历也是遵从考据方法的，他非常推崇顾炎武笔记体，在《浪口村随笔序》中写道“凡是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
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
笔记者，个人至琐碎之记录也，然以其皆真实不虚，故其用至广”，“至于全体大用之文，至八股极矣，气魄之恢宏至矣，然以其为不真实的东西，一旦科举废，便烟消云散矣。
故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顾颉刚从小养成博览群书、勤作笔记的习惯，!"多年笔记近上百册。
他称笔记为“学术界之小品文”，做学问当循序渐进，笔记为第一步，“学者诚当求大成，勿自安于小品，然初学画者必经一山一石始，稍久，胸中具丘壑，然后渐进而为巨幅，事岂可经躐等。
故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论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为不朽矣。
”诚哉斯言！顾先生将《老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至理名言融汇贯通到自己的学术研究。
每作一文，必从笔记中辑出，因为笔记里已将平时的资料积累了，且经考证修改，思想灵感都捕捉于册，只需重新联缀、补以新材料就合用。
顾先生这种重积累资料、从小问题做起、严于考证的治学方法，与考据学的方法是一致的。
但作为一名接受了新时代科学方法训练和思维影响的学者，顾先生不囿于考据和积累材料的阶段，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史观的达成。
他坚持认为考据与史观绝不可分，反对将考据与史观说成是史学中的对峙两派，他认为两者的关系是：“考据以确定事实，史观以发抒理论。
考据为下学，史观为上达。
非下学无以奠其基，非上学无以发其用。
”他认为考据与史观不但不可分，而且很难说二者谁更重要，因为史观没有考据作基础，必定站不住脚。
从这种意义上看，顾颉刚从来不敢对考据学有所怠慢，而将其视为一种以客观性为准绳的征实之学，是建立理论的必要前提。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曾谈到“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批评那种盲目接受外来进口“主义”的倾向，强调要研究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强调所有的思想都应从实际的困惑情况之下出发，这在思想上固然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政治用意，但治学方法可以说是典型的“实验主义”的处理。
作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深受其影响。
#$!$年，何炳松在“论所谓‘国学’”一文中，批评“国学”不屑分头去彻底研究中国学术上的一个小部分或一个小问题，呼吁国学家降尊纡贵，“来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的彻底研究功夫！”。
他所表达的意思与顾颉刚的见解何其相史海钩沉%&似乃尔。
他们都希望做学问的人应该沉下来做一番扎实的基础工作。
近来王春瑜先生惊叹学界新一轮的“假大空”又来了，某些在史学冷板凳上屁股还未坐热的人，编纂史学著作及史料集“从几十万字、几百万字、几千万字、甚至上亿字，一路向上飚升”；在整理古籍、古文今译的出书热潮中，肢解、歪曲古籍……面对学术界这些令人遗憾的现象，真使人感到当今实有必要重提考据学，重新提倡求真、务实和从基础做起的严谨学风和科学精神，也更深地悟到“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乃振聋发聩之言！考据学的社会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还曾探讨过考据学赖以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分析了清代考据学家的阶级基础的问题。
他在《清代学术的历史背景》一文中写道：顾炎武是昆山的地主，阎若璩是商人，胡渭是浙江德清的地主，毛奇龄是萧山的地主，姚际恒是到杭州做生意的徽商，阮元、徐乾学为附阿权贵者。
乾嘉学者中最有成绩者，为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段玉裁三个，王家是大官僚、大地主，段玉裁为官贪婪，搜刮民财，!"岁左右退稳著书。
清代后期的经学家孙诒让父为湖北、江宁藩司，他袭父之产，以举人杜门家居!"年乃成《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精密著作。
俞樾也是“靠了官僚的送钱维持他的阔场面”。
他从这些学者的阶级出身，指出了清代的考据学是建立在阶级剥削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安定的生活，不可能享至高之寿，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心情去从事如此繁琐的工作，又哪有闲钱去购买汗牛充栋的书籍？学者专向故纸堆，不问世务，不耽心文字狱，统治者也乐得耳根清净，所以考据学是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的一种极致。
这是顾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对清代考据学流播的深刻剖析。
不过，顾先生指出考据学者们剥削阶级性质的同时，也提示了优闲生活对于学者治学的重要性。
撇开阶级性不言，稳定的生活环境，不必为稻粱谋，确实是学者安心做学问的重要外部条件。
象顾颉刚先生这一辈学者，崛起于五四运动的狂飙之中，历经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纷乱，新中国成立后又受累于诸多政治运动，实在希望有个安定时日。
他讲清代学者的安定，不能不说他也存一种心理寄托。
“四人帮”粉碎后，党和政府使其家移居北京西效三里河南沙沟国务院宿舍（是胡乔木向李先念写信，才改善了他的居住环境）。
这里环境优美，顾先生感概不已，他在《林下清言序》中写道：“予一生治学，而人事纷扰，恒苦不能得一静境以集中精力从事创作，今乃得之于逾八望九之年，抑何幸也！”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终于得享林下优游之乐。
的确，从历史上看，考据学符合传统社会的缓慢节奏，宜于积累文化，但在视富裕与强盛为第一要着的现代社会里，可能就不合时宜。
如果人们要求它能承载社会改造的功能，又立杆见影，实在是过于苟求。
它本来就不针对时局，文化功能单一，不能对政治和经济发生积极的作用。
顾先生也曾责备“清代考据学家的零星求是，要到何年何月”，正是反应了许多中国人的急迫心境。
在内忧外患的国事面前，文化也要经世致用，这是中国人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考据学倍受冷落是很自然的事。
当今社会生活正在不停地变动着，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也给历史学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也不必全体去做考据学。
但从学科建设与文化积累的视角看，从当今中国安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看，还是应允许并需要考据学存在的。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还是学习考据学包含的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尤其对新一代学人而言，求是的态度、资料的梳理是不可或缺的。
否则，学人难以获取准确的史料，也难以从史料中理出线索，形成可靠的系统成果。
对考据学，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超越和摒弃考据学的脱离实际、零碎繁琐、词澡枯涩等局限性；保留和继承其重分析、重考证、怀疑求真、分工协作的治学风格，把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倡导的优良的史学传统发扬光大，为#$世纪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特约编辑阎丹红史海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