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对清代考据学的论辩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掀起了!"世纪!"—#"年代蔚为壮观的疑古史潮。从疑古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关系来看，人们一般都认为顾颉刚与康有为今文经学联系最为密切，却忽视了他与清代考据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顾颉刚先生对清代的考据学是持相当肯定态度的，或者说，他对考据学的评价，与一般贬低考据学的看法相比，要复杂得多，也中肯得多。

考据学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对于清代考据学，历来指责者多，赞赏者寡。从政治方面批评者，认为乾嘉考据之学虽也承袭了考据方法，但与顾炎武、黄宗羲风格迥异，既无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更无民主思想，只为考据而考据，粉饰太平而已；从学术角度指出其弊病者，认为在清代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学者不敢谈政治，研究范围限于古籍，故其精密虽超越顾炎武等人却无磅礴大气。故有章学诚笑其“工于擘缋补苴，如蚕食吐丝而不能成茧”的传言。

然而，顾颉刚却充分肯定清代考据学的价值，他认为绝不能低估考据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地位，他在《清代学术的历史背景》一文中说：“我

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它虽不能‘去粗取精’，却能‘去伪存真’，看呵，《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不是全被搜出了伪证而推翻了吗？《左传》、《周官》、《仪礼》、《孝经》、《谷梁》这几部经典，不是已提出了许多可疑之点吗？它虽不能‘由表及里’，却能‘由此及彼’，看呵，他们不是利用了先秦诸子、金石文字、释典《道藏》，把许多古籍都校勘明白，又解释得合理了吗？这样的文化，在秦、汉以来二千年中是少有的，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这里，他强调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认为任何史料都有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过程，所以考据是获得科学认识的必经阶段，“去伪存真”、“由此及彼”，是考据学必做的工夫。因此考据学绝不是末流之学，它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顾颉刚不但钦佩清代考据学者研究之精密，而且以扬州学派为例，说明考证与疑古是相关联的。他在《清代扬州学派》一文中认为，扬州学派虽不标明疑古，但所作“无不在破坏旧说，重行估价”，“且令笃旧者无从置喙，可谓革命中之稳健派”。他写道，“盖旧说之弊，在乎‘凿空之病与拘牵之

顾颉刚对清代考据学的论辩

华东师范大学龚咏梅博士

史海钩沉《探索与争鸣》!""$%# &!

习’，兹以‘援据之确，搜讨之精’破之，表面上虽说是‘传说之功臣’，实际则使传注失其固有之地位者也。”关于考据与疑古的关系，他认为“考证为渐变，疑古为突变。非考证无以变其量，非疑古无以变其质。考证是不自觉的革命，疑古是自觉的革命。”这样，他打破了考据只是传注之学的说法，反对考据只是因循守旧或与“革命”毫无瓜葛的说法。他明确考据学所具有的内在的精神气质包含着破坏旧说的科学精神，考据学实在是一种渐进式的革命。

不仅如此，顾颉刚对于旧时的考据学的社会意义也能做公正的评判。他反对那种关于考据学仅仅是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说法，积极主张其所内涵的反封建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曾召开批判胡适大会，其中对胡适主张的考据学进行了严厉批判。据说主持会议者以阮刻《经解》为例，强调其为考据学总汇，取而翻之，渺无所得。顾颉刚先生却发言说：“欲为考据学说一公道话”，“考据学是反封建的。”这在当时真有大逆不道之嫌，足见顾颉刚先生的真知灼见和惊人胆识。

与其为虚假之伟大，

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顾颉刚承认清代考据学存在研究范围小，成果零碎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考据学的成就征实而不蹈虚，追求客观性，分工细致，为进一步综合整理、形成全面性结论创造了有利条件。后辈学人应当珍惜考据学的宝贵遗产，加以系统整理，组织研究成果，形成新的综合，如此必有大的收获。如果我们抛弃考据学已取得的成果，“试问将弃未成之货于地耶？”

顾颉刚先生推崇考据学，他本人的治学经历也是遵从考据方法的，他非常推崇顾炎武笔记体，在《浪口村随笔序》中写道“凡是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笔记者，个人至琐碎之记录也，然以其皆真实不虚，故其用至广”，“至于全体大用之文，至八股极矣，气魄之恢宏至矣，然以其为不真实的东西，一旦科举废，便烟消云散矣。故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顾颉刚从小养成博览群书、勤作笔记的习惯，!"多年笔记近上百册。他称笔记为“学术界之小品文”，做学问当循序渐进，笔记为第一步，“学者诚当求大成，勿自安于小品，然初学画者必经一山一石始，稍久，胸中具丘壑，然后渐进而为巨幅，事岂可经躐等。故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论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为不朽矣。”诚哉斯言！顾先生将《老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至理名言融汇贯通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每作一文，必从笔记中辑出，因为笔记里已将平时的资料积累了，且经考证修改，思想灵感都捕捉于册，只需重新联缀、补以新材料就合用。

顾先生这种重积累资料、从小问题做起、严于考证的治学方法，与考据学的方法是一致的。但作为一名接受了新时代科学方法训练和思维影响的学者，顾先生不囿于考据和积累材料的阶段，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史观的达成。他坚持认为考据与史观绝不可分，反对将考据与史观说成是史学中的对峙两派，他认为两者的关系是：“考据以确定事实，史观以发抒理论。考据为下学，史观为上达。非下学无以奠其基，非上学无以发其用。”他认为考据与史观不但不可分，而且很难说二者谁更重要，因为史观没有考据作基础，必定站不住脚。从这种意义上看，顾颉刚从来不敢对考据学有所怠慢，而将其视为一种以客观性为准绳的征实之学，是建立理论的必要前提。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曾谈到“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批评那种盲目接受外来进口“主义”的倾向，强调要研究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强调所有的思想都应从实际的困惑情况之下出发，这在思想上固然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政治用意，但治学方法可以说是典型的“实验主义”的处理。作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深受其影响。#$!$年，何炳松在“论所谓‘国学’”一文中，批评“国学”不屑分头去彻底研究中国学术上的一个小部分或一个小问题，呼吁国学家降尊纡贵，“来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的彻底研究功夫！”。他所表达的意思与顾颉刚的见解何其相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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