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11级图专二班徐清致

学号2011302480065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据以取信。[1]考据学则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汉学、朴学或考证学，其主要的工作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比如归纳法、矛盾律等，对传统古文献进行考据，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对文献记载中有阙漏讹误者加以考订补正，或者对各种不同文献中对同一名物制度的不同解释进行厘清，去伪存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

而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繁荣鼎盛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学说汇集于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清代的学术史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积淀，终于集大成。有人说，清是中国学术的延续期[2]。不仅如此,，清代学术还是由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凭借其独特的时代优势, 在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充当着一位起承转合的摆渡者，研究者将它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相并立，是研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近代以来的学者如梁启超更将其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乾嘉考据学的理论和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曰：“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3]

那么，考据学为何在乾嘉时期成为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又为何凌驾于其他学术之上呢？

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涉及到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专著主要有清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国学概论》，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余英时《历史与思想》，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关长龙《中国学术史述论》，任嘉禾《考据学新探》等。而20年来专门探讨此问题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本文就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在以上著述的基础上作一粗浅的

梳理和分析，并结合自己的观点加以评述。

一、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历史基础

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学术传统。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在先秦孔子时代时期就已经出现，最初指对人或事进行稽考以取信，如《礼记·学记》说：“中年考校”；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订，《论语·八佾篇》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证之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六经为经典的儒家学术逐渐成为学术主流。但因为时代久远，传抄有误，且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厄难，经籍或篇章亡佚，或字句脱谬，或真伪可疑，或典制不明。因此，为准确理解经典、发掘圣人微言与大义，考订之学遂发展起来。《史记·伯夷列传》云：“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但考订之学发展至东汉后期，却陷入烦琐。在此背景之下，东汉末年，经学开始向注重“义理”阐发的路数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南学尚说理，北学主义疏。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隋唐建立以后，为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

由唐入宋，三教由相争而趋会通，遂有理学之形成。宋明理学，注重对经典思想内容的阐说，形成以“理”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体系，在治学方法上则强调“体悟”。理学家也并不完全否认考订之学，如朱熹就非常重视文献考据。但自南宋末年起，理学成为官方学说，说“理”、论“性”、谈“心”成为儒学的主流。

明中叶以降，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承、陆九渊心学而起，以“致良知”为目的，强调个人道德体悟，否定学习前人注疏之学以及各种知识的重要性。王学末流更是将这种不重视知识的思维发展到极端，导致明朝后期士子空谈心性，将六经束之高阁的局面。面对理学的泛滥，许多有见识的学者纷纷开始指责理学的空疏。在此情形之下，考据方法又开始受到重视，杨慎、焦竑、胡应麟等有不少考据学著述。

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后之想。”[6]在该书中，钱穆接着写道：“绝口不言心性……有顾亭林……然其后乃成乾、嘉学风，专走考证一路，则真不谈心性矣。学风之转移，以渐而至，率如此。”[6]认为清代学术自“乾、嘉以后，走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路。”

那么，顾炎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何在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顾炎武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在开学风，二曰开治学方法，三曰开学术门类。顾炎武所开之学术风气，即是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风，所用的方法则是考据的方法，所开的学术门类即包括后来考据学中的许多门类。该书中多次讲到顾炎武每到一地，则务必打探该处的山川形势之要，他的目的就是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结果“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

有的学者沿袭这种思路，干脆把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从顾炎武往上追溯到明代考据学。认为乾嘉考据学是明代考据学的延续与发展，把清代考据学从清初顾炎武上溯至明代考据学。”更有甚者，则一直上溯到宋代、汉代一直到孔子。这种追溯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不可否认，前代的考据学确实是乾嘉考据学的源头，但是如果我们把乾嘉考据学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来考察，则上述的追溯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还会使问题越来越复杂。

2、认为是由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字狱的高压统治政策导致的。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兴“文字狱”，使得文人对政治望而却步，只有一头钻进古代典籍中去追寻先贤的足迹，与先贤交谈。

持这种观点者往往引用龚自珍的诗文“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作为论据。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以康雍乾三朝之庄氏史案、南山集案、查嗣庭、吕留良、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为证据，认为：异族猜忌，文字之狱屡兴……于是诸儒结舌，乃不敢治近史，性理之学又不可振，然后学人之心思气力，乃一迸于穷经考礼之途，而乾、嘉以下所谓“汉学”者以兴。[6]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5]他在《中国近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