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基础读书笔记

鸦片战争背后的故事

——读《天朝的崩溃》有感

书名：《天朝的崩溃》

作者：茅海建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出版

密密麻麻的文字逐次洗礼了我的视觉，字里行间散发着的气息和带给我的感受却似波澜起伏，良久挥之不去。且不论是非功过，用平和的心态去倾听那鸦片战争背后的故事。

作者开篇由琦善卖国一说而联想到关于忠奸伦理和“奸臣模式”的衍生：“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旧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P19页)而这样的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上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何不妨让我们剖析一下我们从失败上学到的东西。

武器装备上的落后：

当时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从水师方面看，清军水师的任务并非出洋作战，而是在近海巡缉，守卫海岸。中英舰船的悬殊，迫使清军放弃海上交锋而专注于陆地，使得清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英军凭借其海军的强大，决定了战斗的时间、地点和规模。

清朝的防御工事主要有两种：一为城，一为炮台。

编制方面的问题：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器上的劣势，但处于兵力上的优势。鸦片战争初期，英国远征军的总兵力，以海陆军合并计算，大约是7000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40。在总兵力上占优势的清军，在各次战斗中并不具有很大的优势，有时反处于劣势；在本土作战的清军，并不是总能以逸待劳，有时反疲于奔命。问题的关键，与清军的编制有很大关系。清朝是靠武力镇压而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军队是其支柱。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了清军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清军的基本职责是防民为主、内卫为主的性质。

军队的分散驻防意味着战斗力的削弱，一旦发生战争，要将这些分散的小部队集中起来，何等不易。在实际操作中，全部集中是完全不可能的。清军的编制明白的说明了它利于分散“治民”，而不利于集中御外。而且，抽调是鸦片战争中清军集结的唯一方法。与英军相比，英军的舰船不仅是凶猛的进攻手段，而且是高效的运输手段。清军的调兵速度受到军费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

士兵与军官：早期的八旗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绿营兵募自固定的兵户。与民户相比，兵户出征后可免征钱粮赋税，故而在实际招募中，各色人等均有，集体素质低下。而且一旦被招募，便成了一种终生的职业，当时并无明确的退役制度。清军士兵的粮饷难以维持家计，须在正项收入之外另觅别项来源。不仅如此，雇人顶替值班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为官者因牵系士兵生计或从中获取好处而眼开眼闭，并不追究。这也使得，清军在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大量逃亡，坚持抵抗者殊少。军官的来源，一是行伍出身，二是武科举出身。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内场考试形同虚设，而过分把精力倾向于外场选拔。用这种方法挑选出来的不过是一名优秀的士兵，而不是领兵作战的军官。加之于此类军官平日里贪赃枉法，勒索受贿，使其产生了无比的社会腐蚀剂。训练废弛，军纪荡然，给人们的总体印象就是一片黑暗。

1838年6月2日，以“遇事感言”而得到道光帝青睐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道严禁鸦片的奏折。他认为，鸦片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原因在于以往的禁烟方法不当。而由此奏折引发的争议中，大小官员相互推诿，一致把矛头指向海口，其余省份自可乐得轻松。如果说反对黄爵滋的主张就是反对禁烟，那么，林则徐的使命恰恰是这帮反对禁烟的官僚促成的。

禁烟是禁英国等国贩运之烟，然而，各地的奏章中竟全然不提英国可能对此事做出的反应。说明清朝上下当时还未把禁烟与中美关系联系起来看，暴露出他们对鸦片走私情况的懵懂，对国际事务的无知。自以为充斥在鸦片交易活动中的贿赂，并由此引起的贪官污吏的暗中抵制，而没有意识到，英国的阻挠才是禁烟运动真正的阻碍。正在各地将军督抚奉旨讨论黄爵滋的奏章时，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率英舰来访，企图向清王朝示威，“边衅”问题也含混不清，负责此事的相关官员也试图逃避责任，编造谎言，创造了英舰队顺抚的假象，公然在奏

折中没有提到英国的反应，不仅是“天朝”的意象遮拦了他们的视野，还因为他们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道光帝即时年近六旬，对边衅存在恐惧心理，施政以守成安静为归，其态度也给林则徐禁烟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姑且不论外界因素的影响，先从林则徐自身上找原因。林则徐禁烟之初，并未将矛头直接对准外国鸦片商人，而是拿为他们作保的行商开刀。这就把禁烟活动转变成为清政府内部整顿治理的一项专项运动，而且在英方驻华代表义律的百般设计下，全然没有预料到一场两国战争的到来。表面上收缴了英商贩卖的大部分鸦片，实则为英方进军中土给予了充分的理由和依据，而此时的清政府领导阶级被暂时的“胜利”蒙蔽了双眼，极力褒奖林等禁烟有为。结合当时清政府公文的传运速度来看，从广东沿海发送的公文到京城需长达4月之久，与英国舰队的航行速度相比，确实相差甚远。这也间接影响了政府对双方战事的评估。林则徐的奏章，多部分是战争发动后为自己争取推脱的辩言罢了，独自陶醉于对英国区区几艘“武力进行鸦片贸易的商船”的防御上，认为英国舰队的种种劣行没有得到英国政府及国王的批准，战争不可能发展成为两个国家军事较量的境地。战争悄然而至，林采取的传统的军事战略不足以应对英国的坚船利炮，还把远征军的稍作整顿误以为是防备有功。这样的思想，甚至影响了其他省份的攻守计划，在人们心目中却把他当作希望来期盼，这样是靠不住的。

根据当时“天朝”的对外体制，除广东外，各地官员未经许可不得收受外国文书，若有违悖字样，亦不得上奏而亵渎圣明，不然将以大不敬论处。“天朝”这种自我封闭信息的限定，对清廷了解、判断“夷”情，及时作出决策也带来了困难。

战争无可避免的打响了，英国企图封锁沿海以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可是这样的措施对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反应，反而还如了清朝诸多官员的意愿，断绝与外夷的往来。一方面，道光帝对战争的开局并不知道得很清楚，可以说是毫无战争的准备；另一方面，地方性官员的奏折中涉及的信息也各执己见，意见不一。更有甚者，把战争反抗的注意力分散到沿海的居民身上，希望通过人力资源上的优势提高在战斗中的地位。可是当时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给人民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更不用说全力以赴的投入作战了。这样的决策，使得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