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丁玲的创作道路

第八讲丁玲的创作道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1904-1986）一鸣惊人、异军突起、成就卓越。

她实现了从启蒙文学形态向革命文学形态的成功转变，为现实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0年代末，丁玲崛起于文坛，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书写青年女性的性格心理，典型的启蒙文本的悲剧风格。

30年代，丁玲加入左联，转向革命文学，初期的尝试粗犷质朴，不太成功。

直到40年代，在解放区表现土改中的劳动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革命现实主义经典。

一、青少年时期一九0四年，丁玲出生于湖南西部常德地区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

祖父做过大官。

父亲曾留学日本，但一无作为，性格洒脱大方，喜欢挥霍，不会管理家务，公子风度，生平极爱骑马。

在丁玲四岁时他就因病死去，留给丁玲母亲的，是一个遗腹子和还不清的债。

在封建的旧中国，寡妇的地位是低下的。

三十岁的母亲带着六岁的女儿，从族人虎狼般的包围中，勇敢地走上了自主的道路，进常德第一所女子学堂师范科学习。

她放开骨折畸变的小脚，忍着剧痛和歧视在广场上跑步出操。

两年后，她成为小学教师，迫于生活，丁玲幼年时期象孤儿一样寄人篱下，住在舅舅家里，常年与老妈子、丫头、长工为伍。

这种生活经历，特别是母亲凄凉的处境和坚毅不屈的性格，对丁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她自幼自重自爱，性格孤傲倔强，对劳动者有感情。

母亲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新思想，使丁玲从小受到了很深的文化教育和新思想的熏陶。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在常德也有反响，丁玲听见了枪声，并和母亲一起为一个在起义中牺牲的亲戚举哀。

“五四”运动唤起了不足十五岁的丁玲。

她当时在桃源女子师范预科读书，为了同封建传统决裂，面对各方面的冷嘲热讽，她毅然剪掉辩子，积极参加时事辩论；并参加学生会举办的贫民夜校，当最小而又几乎是最热情的教师。

秋天，丁玲嫌本地偏狭，知识落后，要求出外求学。

母亲支持鼓励刚满十五岁的女儿飞向广阔的世界。

于是，丁玲转入长沙周南女中。

这是当时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

国文教员陈启明，不但教白话，而且以当时进步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做教材。

丁玲这时期阅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和翻译作品，并开始用白话写诗、散文、短篇小说。

陈启明还把她的两首白话诗在《湘江日报》上。

丁玲后来回忆说：“这些东西当然很幼稚，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支笔来写出我的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

”一九二一年春天，
年仅十六岁的丁玲，在母亲的帮助下，对封建集权的家族发起了一次进攻。

废除和舅舅家的婚约，并在长沙报纸上发表文章，痛斥舅舅和他所在的整个社会阶层。

于是，丁玲作为一种“流放的叛徒”，“象一只放出笼的鸟”同王剑虹、王一知、杨之华等七人结伴离开了湖南到上海。

由于她年少幼稚，共产主义思想虽然在以后对丁玲发生过深远影响，但在当时却并没有吸引住她。

一九二四年秋天，丁玲到了北京。

原先她想到北京大学听大师们讲课，但北京并没有为好学的青年敞开求知的大门，她只得蛰居在破旧的公寓里，靠母亲的有限接济，过着艰难的窘迫的流浪生活。

这期间，她到北京大学附设补习学校补习过功课，到北京大学听过鲁迅先生讲课，还在一家私立图画学校学习绘画。

她感叹自己的孤独寂寞，将“伶仃”一词倒装，为自己取了一个别致的笔名，“丁玲”。

一九二五年春天，她在走投无路之际，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求助的短信，鲁迅托人打听，误以为是一个字体类似的青年作家开玩笑，便没有答复。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她认识了胡也频，这位首饰铺学徒出身的青年诗人，以他的勇猛、热烈、执拗和乐观的性格取得了丁玲的爱慕，他们深深相爱，象一对大孩子一样生活着。

这期间，丁玲的文学修养已经具有相当高的程度，她能够背出世界名作家的某些精彩段落，指出很多作家描写上的成败得失，尤其是帮助丈夫修改稿子或提意见，常常使也频和朋友们为她的才能叹服不止。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

南方，青年血流成河；北方，充满白色恐怖。

“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

”二、“莎菲”时期和左联时期一九二七年秋天，丁玲在“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之中，以“极端反叛的情绪”，写了第一个短篇《梦珂》，以头条的位置发表在同年十二月的《小说月报》上。

编辑叶圣陶原以为是一个成名作家化名写的。

一九二八年一月，丁玲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她的成名作。

主人公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和创伤”的“叛逆的绝叫者”，“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莎菲是五四以后反封建及个性解放思潮影响而走出家庭的，但社会并没有给她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她只能闷在公寓里生闷气。

作为青年女性，爱情自然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

为表现她复杂的性爱心理，丁玲在她身旁设置了一对爱侣和两个男人。

云霖和毓芳用理性维持精神恋爱，“不给那肉体接触的机会”，莎菲不以为然，嘲笑这种禁欲
主义的“科学”之爱。

苇弟，比莎菲大四岁，苦苦追求莎菲，却不理解她的痛苦和追求，不知道莎菲真正渴求需要的是什么，虽然爱得虔诚，却怯弱得少有阳刚之气。

莎菲对他只有怜悯之情，产生不了爱慕之心。

“如若不懂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

其实，莎菲并非对苇弟毫无情感，而且多次希望他了解自己（拿日记给他看），懂一点“爱的技巧”。

绝望后，也不忍心斥责这位老实人。

“我恨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赐我以弟弟或朋友的爱罢”，并祈愿“有那么一个真诚纯洁的女郎去饱领苇弟的爱，并填实苇弟所感得的空虚”。

另一个男人是凌吉士。

这是一位从新加坡来的橡胶园资本家的少爷。

他漂亮的外貌、毫无拘束的谈吐，极为文雅的教养，潇洒的文明风度，使莎菲一见倾心，便大胆热情地追求他。

她搬到离凌吉士近的地方去住，请凌吉士帮她补英文。

但高度敏感、思想情趣出类拔萃的莎菲很快就发现，凌吉士并不是她理想中的爱情天使，只是一个穿着伟美外衣的市侩，一个花花公子。

莎菲洞察出他的人生哲学不过是“赚钱和花钱”，“高贵的美型里”安置着“卑劣的灵魂”。

于是，莎菲从“热望”陷入了“懊丧”：“想起那落在我发际的吻来，真使我悔恨到想哭了！唉！我应该怎样来诅咒我自己了！”这对于一向倨傲骄纵、自视清高，把女性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莎菲来说，无疑是不能容忍的。

于是，莎菲愤怒了，并图谋报复。

“我决心让那高小子来尝一尝我的不柔顺，不近情理的倨傲和悔弄”。

她主动约会凌吉士，在“承受”了凌吉士那“富于诱惑性的红唇”的吻以后，一脚踢开了这位不值得恋爱的青年。

可见莎菲是在追求精神与肉体、外表和内心完美统一的爱情，怀着孤独灵魂的倔强和对世俗的鄙视。

她的失败在于现实没有为她造就（或者说她因为自我天地的局限没有发现）理想中的男人。

尽管小说结尾莎菲表示要“悄悄的浪费掉生命的剩余”，但在莎菲续篇里，她却既不屈服世俗，也不堕落虚无，而是在失望后抗争崛起了。

丁玲通过莎菲的追求和幻灭，不但写出了五四时代青年女性的痛苦，而且道出了对完美爱情的憧憬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丁玲特别擅长刻画青年女性的性格心理，她曾说自己创作时是“爬进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心里”，《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主人公的34则日记组成，人物情节只是背景，小说主体部分全是心理独白。

这种独白不是静止冗长的意识流，而是情感倾诉与理性判断、日常生活细节的水乳交融，细腻曲折，形成了热情伤感的浪漫诗风格，有力地凸现出莎菲多愁善感而又狂狷倨
傲的性格特征。

从28年到30年她陆续出版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性》等三个短篇小说集。

在二十年代末，她的作品不同于冰心的优雅，融合了庐隐的<a name=baidusnap0></a>忧伤</B>与冯沅君的热烈，自有一种沉厚雄健，“震惊了一代文坛”。

作品以青年女子的生活为题材，诉说她们的苦闷追求和绝望幻灭，充满了对社会的蔑视、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个人孤独的倔强，常带感伤色彩。

艺术上，善于描写女性的苦闷心理。

以大胆的直白和细腻深刻的心理分析见长，笔锋常带感情，充满诗意和哲理，文字生动简朴，风格洒脱明朗。

当时，冯雪峰针对丁玲的创作指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对于丁玲来说，既是她创作上的“危机”，也是她创作的上的“转机”。

如果作者继续沿着这篇小说的路子走下去，就将“越写越无力，再也无法写出第二篇”“同样有力的东西来”。

但是，如果作家能够从那个伤感、空虚、绝望的圈子和氛围中走出来，而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结合，那么，就能找到自己创作的“真的出路”。

丁玲一九三0年的长篇小说《韦护》和《一九三0年春上海》（一）、（二）显示出创作上的发展。

前者取材于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生活，描写革命者韦护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的爱情生活。

这三个作品都采用了“革命与恋爱”的题材，通过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表现革命战胜恋爱的主题。

这反映出作者的创作与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关系日益密切，但“陷入了恋爱与革命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革命被写得空泛、粗略，只是恋爱的陪衬，没有更深刻地展示革命与恋爱的关系，把冲突归结为革命太忙所致。

作者自己也表示“以后决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

一九三一年，丁玲加入左联。

同年二月七日，胡也频被害。

二月底，她把孩子送回湖南交给母亲抚养，在家住了三天便返回上海，要求到江西苏区去。

党组织考虑她在上海从事文化斗争更为合适。

冯雪峰传达党中央宣传部交给她的任务――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她除了为刊物奔忙外，还参加了不少具体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党接受她的请求，吸收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席了她的入党仪式。

新的生活与严峻的现实，促使她的创作迅速转向。

这期间，她写出了《田家冲》、《水》、《某夜》、《法网》、《夜会》、《奔》等反映农民、工人以及革命者生活的小说和散文，并写出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母亲》的一部份。

《水》具有代表性，它取材于一九三一年发生于我国的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