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

浅谈东亚模式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摘要：二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被誉为东亚模式，东亚模式以其自身固有的特征成就了“亚洲四小龙”，但东亚模式自身亦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中，形成了集竞争、学习和创新于一身的“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完善还需汲取东亚模式的合理内核，拼弃其消极方面，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的理性选择。
最近几年经济学界不断有人在讨论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不知道未来还没有下文，但愿有，但愿她的持续性没有折扣。不过，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主体所开创的、近年来在新兴经济体印度逐渐得到印证的“东亚模式”（East Asian Model，EAM），似乎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当然，虽然对两种“模式”的优劣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我们也可以做些对比。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华裔教授黄亚生（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和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的总结，“东亚模式”以下几大特征：
（二）东亚模式的缺陷
东亚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紧密相关，它的历史成就客观存在，但东亚模式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赶超模式。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不少国家政策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重视物质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东亚模式的特征可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倡导“经济立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则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获得经济增长。
3、金融体系受管制，但逐步开放。更重要的是，在所谓的“东亚模式”中，银行贷款很积极倾向非国营透明、多元化，要GDP的增长，也达到普惠的效果。
对比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2010年8月25日黄亚生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视频专访时表示，国家主导的经济虽然能带来GDP的增加，但国民财富的增加并不明显；而以私人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既能带来经济增长又能带来财富的明显增加。黄亚生的研究助手做了一项研究，比较了1992-2010年期间中国印度两国的股票市场回报情况，发现年平均回报率中国还不到1%，而印度是10%。黄亚生表示，GDP非常受投资的影响，中国很多地方都在填沟、挖沟，会增加GDP，但不见的会增加人民的福祉。黄亚生还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改革开放早期的1980年代，属于“东亚模式”，是一种普惠的发展。这和许多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难怪很多人在呼吁向1980年代学习。
1、以民营企业为主导。民营经济是主导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非政府主导。
2、在“三农”问题上，注重扶持农业，保护农民利益，兼顾农民和农村的收入。例如，韩国在1970年代的人均收入里，农民就已经赶上了城市。近期中国海峡两岸签订了ECFA，不过，看看我们台湾那边是如何不遗余力保护农民利益的，大陆这边的农民肯定会心酸的。
2、东亚国家发展基本上都实行外向型战略。由于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增长动力，常常导致对国外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一旦外资进入减少或国际市场萎缩，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
3、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一般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入手，这种产业的比较优势是难以持久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可见，资本、技术、专业人才、更好的投资环境及更有效的管理和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其技术含量低而使得产品竞争力后劲不足。
3、在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儒家传统文化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称 “东方情感型模式”，与被称为“现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迥异同。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型模式追求效率，强调个性。而东方型情感模式则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崇尚集体意识，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
编辑本段三、“强政府”与政府自律的削弱
这种制度安排暗含着这样一个假定条件：政府目标与社会目标是一致的，即政府是理性的。但集权政府的理性从长期来看是脆弱的，即使政府有理性，这种理性可能与市场理性并不一致，所以这种制度安排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最终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产业扭曲、结构失衡的危险等等，如果没有完备的制度和法律约束以及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寻租”行为。而这类国家的通病在于它们的政府都是集权型的统治者，缺乏强大而有效的外在约束机制。“寻租活动”不仅会侵蚀政府的机制，而且还会导致大量经济资源的耗费，严重扭曲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的均衡结构。当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腐败被普遍接纳为一种行为方式时，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就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甚至完全失去其自律性。由于政府手中过度集中的权力损害了经济增长的自然秩序，会给一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严重破坏，在亚洲和拉美国家中不乏这样的先例。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东亚模式”最终不得不归因于权威主义政府，权威主义政府既是东亚曾经辉煌的原因，也是这种辉煌遭受挫败的原因。
编辑本段二、“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分析
尽管笔者不同意制度模式分析的某些结论，但不否认其中对东亚市场和体制的剖析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在这种观点看来，任何市场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西方国家发达的市场调节机制也有死角，在这些领域会产生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垄断市场等等方面。这时政府就有责任弥补市场的缺陷，使经济体系趋向于均衡和充分就业，这种行为是顺应市场的干预模式。而在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而是市场发育不健全或市场缺损问题，两者不能等同。“市场失灵”是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下产生的，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存在，而市场发育不完全或市场缺损，意味着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正常运作的状态。 因此，以“政府替代”来替代古典经济学中所谓的“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是恰如其分的。类似的政府替代，是为了解决制度稀缺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基于一种战略目标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大于现存的制度供给，所以政府才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稀缺问题。进一步说，所以做这样的制度安排，政府并非要弥补缺损的市场而是要创造出一个能迅速发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但这种制度安排绝不是发育完好的市场体系。因为，即使一个发育完好的市场在支持政府规定的高速增长目标方面也无能为力。所以，归根到底，“强政府”是实施政府替代的基础，有强政府才有发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东亚国家的“强政府”既发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又实现了其目标。但是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特点与发达国家不同，它是一种即时的、迫不及待的增长，本质上摆脱不了高投入——高产出的增长特征，整个过程伴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投入。
编辑本段四、对“东亚模式”的再思考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东亚国家的脚步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后面，被称为一种后发的现代化，后发自然也有后发的优势，因为可以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吸取教训。尤为可贵的是东亚国家的文化中汲取了西方文明的因子，这个过程从“明治维新”就开始了。应当说，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冲淡了东亚国家传统的文化观念，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行为模式。但是，文明引入的同时，也使人感受到了东西方物质财富的巨大差异，在对比中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对财富和物质生活的渴望，平等、民主、自由则放在了次要地位。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外，传统的统治方式并未得到彻底改变。所以，即使受过正统西方教育的人执掌这些国家的政权，依然是在民主的店铺里经营着古老的专制主义，并且试图凭借专制的力量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于是将政治权力延伸到了经济领域。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东亚国家一直把它看作自己的特色，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东亚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而且也没有实现经济民主化。 经济民主化并不排斥政府的干预，排斥的是以政府的意志替代市场主体的意志。经济民主化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市场便必然遭到践踏。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更大范围的危机迹象，已使人们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正确关系有了一个较清晰的认识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早就应该从哈耶克甚至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吸取一些深邃的思想，然而经济学家和政府都过于重视了各自国家的特殊性，忽视了经济成长自身的内在逻辑。所以非民主的经济导致了“欲速不达”，而非民主的经济背后又是集权政治。但是，想让政府在政治上变得更明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较短的时间内，民众的呼吁和政府的自律所能产生的效果，可能只是经济民主化一定程度的推进，这是东亚国家短期内较为现实的目标。而彻底的经济民主化，最终要依赖于政治民主化。所以东亚各国民主化的进程还很漫长，其公民和政府都有责任对此进行反思。‖《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编辑本段一、“东亚模式”的含义
对“东亚模式”的解释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5、“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诸多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东亚的经济奇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有些观点和分析还相当深刻而精辟。笔者认为，这些模式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亚模式”必然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说法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还在于权威政府。因为，短期内完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调动生产资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东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种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强政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理性的集权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