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下岗纺织工人访谈录：怀念金子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上海下岗纺织工人访谈录：怀念金子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中国最时髦的城市”——上海顶着这只漂亮帽子横跨了两个世纪，眼下它仍然当之无愧，但对上一辈的、再上一辈的人而言，它总少了点滋味。

因为他们怀念的是金子一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沿着苏州河，今天我们仍然能注意到几处厚重宽大的老仓库，它们现在一般都是前卫且艺术感充足的创意园区，但那都曾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机器轰鸣的、上海滩上最古老的纺织厂。

外地人来上海，总是要买几件衣服带回去。凤凰旗袍、海螺衬衫，凡是“上海带来的衣服”就意味着时髦和高质量。上海有最好的裁缝师傅，那时候不时兴讲什么“设计”，但一件衣服挂起来，有讲究的人一眼就能指出，这是上海货。

纺织业在上海，从洋务运动一路高歌猛进，在那些不同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城市的支柱产业。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纺织业的光环开始慢慢被摘下了。

90年代初，上海纺织业进入了一个严重瓶颈期。曾经辉煌先进的机器、技术，已经变得陈旧、落后。资本投入无法收回，亏损——追加投资——再亏损，是当时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数目巨大的纺织工人、更多的退休工人的工资福利，全由工厂自行承担，工厂不堪重负。当时的情况是：纺织业

劳动力严重过剩，工人们满足于计划经济下安逸的生活，变得有些“不思进取”。“铁饭碗”一词足以证明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资金的漏洞、人才的匮乏。这些改革滞后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根本无法继续经营。

上海纺织业一度的辉煌让它占用了上海市区内大部分

的地皮，纺织厂占地面积大，但单位地皮带来的价值又很小。纺织业生产带来的河流污染也十分严重。为保护环境，上海市政府规定，上海的内环线范围内不再建厂，并下令整改被严重污染的苏州河。曾经密集于苏州河畔的纺织厂必须退出，陆家嘴、肇嘉浜路等等如今繁华的商圈过去都是纺织工厂和仓库。

这个时侯，中国即将加入WTO，上海纺织业开始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在这种竞争中显然不具有优势。纺织业在最初一阵追加投资失败之后，纷纷开始减员、停产，然后就是卖地，最后关厂倒闭。

城市的改革需要穿上新衣，要有符合国际都市的美好环境。高楼大厦、繁华商圈都需要土地。当时政府对纺织业也提出了“关、停、并、转”。

一个巨人缓慢倒下，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20世纪80年代，上海有大量从事纺织行业的人群，尤其以闸北区、闵行区为典型，几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纺织业工作。他们都是经历了社会动荡的一代，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其他的生

存技能。他们突然被放逐了，“被迫”进入市场经济，他们恐惧、迷茫、不知所措。

55万的下岗职工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如何分配劳动力，又如何培养新劳动力?在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转轨的前提下，如何去落实“政策无情，操作有情”的口号?那些下岗的纺织女工如何再就业?一时间，“空嫂”、“巴嫂”、“房嫂”等等都涌现出来。

十几年间，在政府、纺织业老领导、媒体等各方的帮助下，55万下岗工人如今只剩下2万。

上海的阵痛也带来了纺织业别样的崛起。上海本就不是产棉地，原料造成竞争力弱。退出纺织业后，上海周边地区棉产地的纺织业开始兴隆。纺织业走向民营化，上海则担负起了培养设计人才的重任，创意产业园区在苏州河畔兴起。这是合理的分工合作，从经济角度来说，也是纺织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贝佳)

原上纺九厂厂长宋琴芳：开厂难，关厂更难

宋琴芳：上海纺织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原上海纺织九厂厂长

想离开，又舍不得

上海纺织九厂是当时上海纺织业中名声最响亮的一个。

它的历史很久，建于1878年。洋务运动时期，由李鸿

章批示建立的。它是上海第一个有“机械织布机”的纺织工厂。20世纪90年代初，厂里有7500名纺织工人，还有退休工人8000人;80年代，上纺九厂每年上缴的税都可以再造一个九厂，下线有周围几百个小的织布、印染厂。

当时上海的发展口号是“三年一变样”。是的，我们现在看到了城市每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的六大支柱产业的迅猛发展。这些都是纺织业退出上海支柱行业换来的。

从今天美丽的苏州河、各种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到上海的标志东方明珠、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过去都是纺织厂的领地。上海从劳动密集型向服务行业转变所付出的代价中，最惨烈牺牲的正是上海纺织业。

1979年，经过10年下乡后的宋琴芳，进入上海纺织九厂，在它无比辉煌的时候，从一名工人到组长，一步步做到厂长。她也是一年一年看着巨人的大起到大落。在工厂困难的时候，她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和其他人一样转岗、转业、转行。可她说，“我是真的舍不得啊。后来，我在领导岗位上了，想离开也离不开了。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要为大家、为工厂尽可能再做多一些，再多一些。”

上纺九厂破产后，宋琴芳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回顾过去。有一段时间，她一概不接受记者关于90年代的采访，因为那时对于她来说只有四个字——“不堪回首”。

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我进厂的时候，厂里有近10万纱锭、2万多线锭、1000多台布机、5200头的气流纺纱机。我们厂的工人都很自豪自己是九厂的工人。可到了后来，不是我们想倒闭，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最初国家有补贴，投了些钱给我们。可我们投入一块钱，在生产线转一圈，价值就只剩8毛钱了。若再追加投资，就只有两条路：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员工集资。员工在开始的时候都非常愿意出钱，她们对厂子有很深的感情。我接手厂长位子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偿还2000万的职工集资款。

那时，许多印染厂、织布厂的流水线已经提前关闭，上海南部的徐家汇、肇嘉浜路的织布厂也早就关闭了。他们也欠我们的钱，许多三角债无从讨起。长时间下来，已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债务像雪球越滚越大。到最后关厂的时候，我们已经欠了原来的公司近1个亿。

除了生产压力，还有员工的成本。7500名员工和8000名退休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像山一样压在工厂身上。因为当时不像如今有较为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当时这些全部都由工厂自己出。

领导班子整整开了两天会，分析利弊。我们在算，哪些产品肯定会亏，哪些还能盈利。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关厂，反复算，反复算。最后算下来，所有的产品都要亏本，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