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历史回顾

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历史回顾
李为香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系,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葡萄牙通过走私贸易、派遣使臣、贿赂官员及发动战争等卑劣手段侵占了澳门。明政府为控制居澳葡人而设置关闸,反而导致葡人划地自治。清初,中国政府以禁海政策拒葡,葡人则假意朝贡,从中获取商利;《管治澳门章程12条》使中葡关系呈缓和之势。鸦片战争前,虽然澳门领土争端纷起,但澳门官吏均由中国政府所派,并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说明澳门主权属于中国。鸦片战争后,葡人在澳门既屯兵又收税,并取消了澳门向中国交纳地租的法令,严重破坏了澳门领土与主权完整。以澳门为中介的华工贸易是葡萄牙侵占澳门造成的恶劣后果之一,是欧美列强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血腥罪恶,是中国近代史之一大屈辱。

1999年12月20日,中国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回顾昨天,澳门的四百多年殖民地历史中有太多屈辱的辛酸泪水,有太重无奈的声声叹息。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只有认真地回顾过去,吸取教训,澳门才会更好地立足今天,才会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本文意在对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历史做一回顾性论述,以期对澳门回归有所史鉴意义。

一、葡萄牙入侵澳门的历史背景
15世纪末16世纪初,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辟到印度的新航线及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这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西欧诸国也开始了血腥的海外扩张与殖民掠夺,“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①。而在亚洲的东方,明王朝却依然沉浸在“天朝盛世”的迷梦之中,浑然不觉这股即将席卷而来的殖民狂潮。首先打破明帝国迷梦的是葡萄牙殖民者,他们于16世纪上半期侵占了澳门,时为明王朝正德嘉靖年间。此后,四个多世纪以来,澳门就始终没有摆脱葡萄牙殖民者的统治。
葡萄牙大力开展远洋航行和海外扩张正值葡萄牙鼎盛期,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天生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好奇,并且想从中吸取对他的统治有益的东西”②。在他的励精图治下,葡萄牙国力强大,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其很快就走上了殖民征服和掠夺之路,在亚洲逐步确立印度洋的海上霸权地位,建立了雄霸一时的东方贸易帝国,远及印度、锡兰、满剌加、苏门答腊、爪哇。
在葡萄牙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中国却是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度。明朝的对外贸易交往遵循朝贡体制,视自己为天朝帝国,朝贡国均须对其三跪九叩,以示尊重和臣服。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曾于明正德六年(1511年)前往东方,根据见闻撰写了《东方记》,书中

提到中国与海外国家的关系:“爪哇、暹
罗、帕赛、马六甲的国王每五年和十年派遣使臣,携带中国颁发的证明文书,去见中国国君,并且送去他们国中最好的礼品……如果他们带有成千的礼品,中国君主会加倍还礼。”③文中提到的几个国家均为明朝朝贡国。明初海外贸易一概在朝贡形式之下,“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④。明中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日益兴盛,许多商人与海盗为伍,倭寇渐为明王朝的心腹大患,朝贡贸易体制渐趋瓦解。明王朝不得不调整海外贸易政策,正德初年,广东市舶司的贸易原则已由“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转变为“无论是期非期,是贡非贡,则分贡与互市为二,不必俟贡而常可以来互市矣”⑤。
这说明,中国海外贸易正从“工商食官”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向民间私营贸易转化。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转化,然而,世界资本主义寻求海外财富的狂热程度不会满足于这种蜗牛式的转化速度,当他们正常的贸易索求得不到及时回应的时候,便会使用大炮、武力来打开中国的大门。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就是在这样一种东西方差距甚远的情况下实现的。

二、葡萄牙东来及占领澳门
早在正德六年,葡萄牙就攻占了地处东西方贸易咽喉而为明朝贡体系重要一环的满剌加,后又在正德十一年到达广东广州海口之屯门澳,继至宁波、漳州,继而到了浪白窖蚝镜(即澳门)通商⑥。葡萄牙人用廉价商品如镜子、别针、干果、胡椒、香料等换取中国人的茶、生丝、瓷器、绸缎以及黄金、宝石、珍珠、黄铜等贵重物品,他们获利可达二十多倍,故葡人趋之若鹜。这些贸易均未得到中国政府准许,属于走私贸易。
雄心勃勃的曼努埃尔一世为进一步扩大海外贸易,于正德十二年正式派出使臣加必丹末到中国。时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的顾应祥曾记此事:正德十二年“蓦有大海船二只,直到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⑦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末”⑧。顾应祥云:“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⑨《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三年正月亦有记载:“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抚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⑩由以上记载可知:葡使到达广东后,地方官员未听说过此国,而且葡萄牙使者没有诸如朝贡国持有的文书勘合,所以不敢妄自处理,只得上奏朝廷,最终得到“令谕还国”的旨意。葡萄牙一心想将东方贸易扩张到中国,未曾想却费尽周折而无任何成效。葡使见以往的贸易惯例行不

通,进贡又不能顺利取得进京机会,便采取了贿赂地方官员等卑鄙做法,将船驶入广州
,并按葡国习惯在桅杆上升起旗帜,鸣放礼炮致意,却让中国官员和百姓大受震惊,被误认为是开炮寻衅○11。不久,葡萄牙使者“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12。葡使团通事火者亚三通过贿赂武宗宠臣江彬,得以陪侍向喜玩乐的武宗,武宗觉得能通番汉的亚三说话有趣,便“时学其语以为乐”○13。亚三倚仗武宗宠溺甚为骄横不法,留在广东的葡人则“筑室立寨”、“掠买良民,为久居计”○14。其种种有恃无恐的非礼与劣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明政府与人民遂不断地展开驱逐葡萄牙殖民者出境的斗争。
正德十五年底,御史丘道隆首请驱逐葡使臣:“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番,声罪致讨。”御史何鳌亦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番独精。前岁驾大船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他亦提出了尽驱葡人的建议:“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15此疏得到允准,不久广东各地的外国船只大大减少。然而,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本质决定了葡萄牙人不会轻易离开南中国这片富饶之地。在中国政府严申“禁私通”而取消与葡萄牙等外国通市后,葡萄牙便利用“兵械独精”、“海外诸番无敢与抗”的军事优势,于嘉靖二年(1523年)发动西草湾之役,明军奋力抵御,杀敌35人,生擒42人,大获全胜○16。西草湾之役给葡萄牙人以沉痛打击,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殖民者历史上取得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
嘉靖时,为对付葡萄牙入侵,也曾严厉禁绝私人贸易。嘉靖九年,给事中王希文上疏论及外国人私携商贾之流毒:“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渤泥五国来贡,并道东莞。后因私携贾客,多绝其贡。正德间,佛郎机阑入流毒,概行并绝。曾未几年,遽尔议复,捐威已甚。……请悉遵旧制,毋许混冒。”通过他的力争,“乃定令,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17。不久,广东“货至者寡”,“番舶几绝”。葡萄牙在中国的贸易遂出现了一个低落期,葡萄牙商人便更加谨慎地与广东当地海盗及倭寇勾结,进行走私活动。嘉靖二十八年,发生了一起由葡萄牙聚众作乱者所引起的弹劾事件。巡抚朱执主张严禁通番,葡萄牙人便聚众犯法,朱执将贼首李光头等96人处死,遭到御史陈九德的弹劾,罪名是专擅。给事中杜汝祯受皇帝派遣前往验证,竟说被斩首的是进行正常往来贩卖

的满剌加商人。于是朱执被逮,自杀。《明史》叹曰:“盖不知满剌加即佛郎机也。”○18此时满剌加已为葡萄牙所灭,作乱者
确实为在禁通之列的葡萄牙人,朱执之死实属冤案。自朱执死后,便无人敢过问葡萄牙商人。“海禁复弛,佛郎机纵横海上无所忌。”○19
正德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并未能阻挡住葡萄牙的入侵,相反却加剧了广东沿海的倭患。同时,对于中国来说,海外贸易实为广东财政税收以及军饷所需之一大来源。而且明中叶以后南方许多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了一个以商品交换为生的商人阶层。故海外贸易不可完全禁绝。巡抚林富曾上言议复许葡萄牙通市:“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20现归纳如下: (1)诸番来华贸易,抽分法所得“足供御用”; (2)资财可“籍以充军饷”,加强军事防御;(3)“番舶流通,上下相济”; (4)小民可从贩卖中满足衣食所需。以上四利,“助国裕民”,“因民之利而利之”。此上疏得到允许,“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21。
海禁政策的放宽为葡萄牙侵占澳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的葡人进入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为侵占澳门布下了畅通的经济贸易网。而广东地方官员同葡人勾结,收受贿赂,更为葡人加速侵占澳门提供了可乘之机。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受葡人贿赂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移至澳门(市舶司正德前设于广州,正德时移至高州电白县),岁输课二万金,准许葡人在此居住,以至其建筑“高栋飞甍,栉比相望”○22。朱执自杀事件之后,葡萄牙在澳门更是肆无忌惮,“筑室建城,雄距海畔,若一国然”○23。嘉靖三十二年,居澳葡人借口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而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员,得以入据澳门。嘉靖三十六年,有中国海盗围攻广州,中国官吏乞求葡萄牙人援助,因其捕海盗有功,遂被准许长期居住澳门,以酬其劳○24。葡萄牙终于实现了租借澳门的侵略意图。葡萄牙占领澳门是海外侵略行为,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三、明清两代的澳门领土争端
葡萄牙虽然占领了澳门,得以在澳门长期居住,但明朝政府依然对澳门实行有效的统治,每年收取澳门地租银1 000两○25,澳门的各级官吏也都是中国政府所派。万历初年,明政府为有效控制居澳葡人,在葡人居住区外修筑了一道围墙,中间留有关闸派官兵守卫。这些守闸官兵定期开启城门向葡人供给薪蔬食物及日常生活用品。明政府的初衷是要让葡人尽在中国政府严密控制之下,“让葡夷仰我濡沫,使不易久居”。有暴乱时,则可以及时关闭关闸,断其粮食供应

。但是明朝帝王大臣们低估了葡人的能力,他们以经商为业,而中国边境的私人贸易从来就没有被很好的管理与控制,而且地方官员还与外人勾结起来中饱私囊,这些都
极其有利于葡人与中国人进行私人贸易而不受明政府的干预。另外,以围墙将葡人圈起来,这本身就促成了葡人划地自治。葡人在关闸以内组织议事公局,每三年举行一次选举,同时还建立警卫队,设立海关,向在澳外国船只收取关税。与之相对比,广东地方官员反视澳门为外府,对葡萄牙的侵略恶行“佯禁而阴许”,这更助长了葡萄牙人的嚣张气焰。
葡萄牙人还私匿倭寇,更加剧了澳门的社会不安。于是又有关于驱葡的议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番禺举人卢廷龙“请尽逐澳中诸番,……还我壕镜故地”。万历四十二年,总督张鸣罔也论及葡人与倭贼之关系:“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
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当时人对驱葡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剿除澳夷,一种是将其移至浪白外洋,使之就船贸易。张鸣罔认为,葡人居于关闸以内,又有守城官军,且衣食所需都由我方供给,故制服较易。他说:“若移之外洋,则巨海茫茫,奸宄安诘,制御安施?”他提出的“(关闸)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无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的建议也被朝廷采纳○26。此实为鼠目寸光之计,苟且相安之策。葡萄牙在澳门的长期居住权再一次被明朝官方认可。到明季,明王朝内部政治腐朽,机构涣散,更无力对付葡萄牙入侵,葡人在澳门的独霸地位遂更加牢固,通商市易尽归其断,荷兰曾于万历三十二年和三十五年到广东欲与中国通商,皆为葡人阻拦。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海军大将拉佑逊率军舰十五艘,兵士两千人攻澳门也失利而退○27。1623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任命了澳门首任总督,赋予其管理澳门的权力。葡萄牙殖民者由此向其他资本主义列强暗示了他对澳门的独家占领权。但终明一代,澳门的主权是掌握在明朝政府手中的,故《明史》中称:“此番固未尝为变也。”
清初统治者在经历了战乱动荡后,为进一步控制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阻挡西欧列强的入侵,厉行海禁,实施迁海政策,让沿海居民内迁,断绝与外国人的私人贸易交往,严申:“非系贡期,概不准其贸易。”○28中外贸易遂更加萎缩。
在清朝消极抵抗外来入侵政策的影响下,葡萄牙便“低声下气”,多次入京朝贡,博取清朝皇帝的信任,以实现通商目的,获得最大限度的商贸利益。雍正五年(1727年),葡使臣麦德乐在澳门天主教堂里率领洋商“诵经行礼,恭祝圣寿”。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使巴哲格、伯里多玛诺入贡奉表,“恭请圣主万安,并行庆贺”○29

。在这种一方(葡)“忠心顺从”而另一方(清)“开恩施惠”的面纱掩盖下,清初中葡关系出现了明中叶以来少有的缓和局势,当然这种缓和是以葡萄牙对其所得利益尚属满意为前提的。康熙三十年(1691年)居澳
葡人向清政府缴纳的地租银已由明时的1 000两减为600两,乾隆五年又减为500两○30。乾隆十四年,清政府颁布了《管治澳门章程12条》,以中葡文刻石碑立于澳门议事亭内,这项法令执行了一百年。清政府准许葡萄牙在澳门实行自治,并继续收取地租。由此可知,澳门的主权仍属于清政府,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爆发后,葡萄牙凭借着英国侵略中国的凶猛势头,一反从前的恭顺态度,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派代表与广州钦差大臣耆英谈判,要求清政府赔偿地租银每年500两,还妄想派兵驻守整个澳门岛,这些无理要求被清政府严辞拒绝。
道光二十五年,葡萄牙女王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葡萄牙殖民地自由港,道光二十八年,葡萄牙澳门总督哑吗嘞率葡人封关闸,驱逐中国海关官吏,并捣毁了议事亭内百年之久的中葡文中国法律石碑,公然挑起事端。道光二十九年,葡人借其总督哑吗嘞为澳民所杀再次寻衅闹事,“钉关逐役,抗不交租,又屯兵建台,编牌勒税。于是澳门关闸以内,悉被侵占,粤省大吏置之不问”○31。葡萄牙在澳门既屯兵又收税,还取消了自明以来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的法令,将澳门俨然据为己有,澳门的领土与主权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此后,葡萄牙进占澳门的速度大大加快,咸丰元年(1851年)葡人攻占谭仔岛,同治三年(1864年)又攻占了路环岛,同治十三年,葡萄牙强拆逾三百年之久的关闸,企图进一步扩大占领范围。澳门领土争端日渐白热化。同治十二年日本使臣副岛种臣来北京时曾向总理各国事务署提出实质性的疑问:“澳门是否中国管辖,抑由大西洋主张?”○32后来发生的诸多争议都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这一问题。光绪七年(1881年),葡人欲在澳门设立领事,因遭到粤督张树森、出使大臣曾纪泽的力斥而作罢。光绪九年,葡萄牙将澳门半岛占领。
光绪一朝关于中葡领土最大的争议是张之洞就中葡立约所提及的“葡人永驻管理澳门”与“界址”问题。葡萄牙使臣向中国政府递交的《草约》中称:“中国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葡国允非中国则澳地不让与他国。”张之洞阅后指出:永驻澳门一条,非画地归葡者可比。……澳门系中国疆土,让与葡国居住,……免其租银,不得视为葡国属地。其不让于他国一条,应声明澳门系中国疆土,葡国不得让于他国。如此,则有我让地之名,而无损权之实○33。这段话明确地论示了澳门领土与

主权属中国所有的事实,葡萄牙在澳门的侵略活动是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犯。在界址问题上,他强调:陆界要画清,水界亦然。陆界应以围墙为界,虽然围墙被葡人拆卸,但应“详查旧址,公同立界,俾免影射逾越”。关于水界,“宜明立条款,所有水界,
准其船只往来,不得兼管水界。”张之洞的上疏还揭穿了葡人洋文措辞的诡计,如“附地”一词在草约的汉文中没有,却出现在洋文里,语意模糊不明,应“先将草约汉、洋文详细核对,以防侵越。”由于界址问题甚为复杂,张之洞遂要求“先清界址,缓议条约”○34。但是葡人从中扰乱,于光绪十三年,迫使清政府谈判,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中国同意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声明界址未定,有待两国政府派员会勘后,再订界址专约,条约于光绪十四年四月,由李鸿章与葡使互换后正式生效。
此后界址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葡使白郎谷以“在澳门振兴商务,修浚河道”为名,诡称居澳门之西的对面山岛与居其西南的大、小横琴二岛为澳门生成属地,企图扩大其侵占范围。外务部王大臣以牙还牙:“中国边海岛屿向隶府厅州县,从无此岛属于彼岛之事。”明令其不得于界址之外另有属地○35。葡使诡计未能得逞。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日本船只辰丸号密运枪炮弹药向中国输入,以辰丸碇泊地为葡国领海为借口而拒捕。中葡领海争端由此掀起。宣统二年(1910年),葡政府派海军提督玛喀多,中国政府派云南交涉使高而谦,在香港讨论中葡领海一事。葡使要求澳门半岛及拱北、大小横琴、谭仔、过路环诸岛与附近海面均为葡领,遭到高的拒绝,高只允许谭仔、过路环二岛为葡占领,双方遂相持数月,几乎闹到付诸于万国和平会议解决的地步,此时正值葡萄牙国内革命突起,会议被迫停止,领海问题不了了之○36。
纵观葡萄牙在近代对澳门的多次侵犯,实际上是狐假虎威,借欧美列强瓜分中国之机,扩大在华侵略,而中国政府腐败无能,虽有曾纪泽、张之洞等有识之士,却因个人力量太小,终未能阻拦葡萄牙的侵略势头,也扭转不了大清帝国被蚕食瓜分的命运,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人惋惜又深感耻辱的一幕。明清政府对葡萄牙一再姑息求和,也是造成葡萄牙一而再再而三不断扩大其侵占范围的一大关键因素。例如,明政府设立关闸及限制葡人活动区域,实际上为其在澳自治创造了有利契机,清统治者允许葡人“永驻澳门管理一切”及“不让与他国”之策,更让葡萄牙独占了澳门。明清统治者意在“扼其喉”,却事与愿违,竟让其在自己的国土上喘息了四百年之久。明清两代澳门的领土归属一直没有明确的划分,但葡

萄牙只拥有“永驻管理权”,直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这是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清朝政府也曾为保持对澳门的主权完整而做过不懈的斗争,却未能取得令人欣慰的结果。
澳门的四百多年殖民地历史中充满着葡萄牙等外国列强的血腥暴行,而最显中国人屈辱的当属以澳门为
中介的华工贸易。

四、以澳门为中介的华工贸易
华工贸易,又称猪仔贸易,即19世纪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不断侵占而兴起的所谓契约移民,是由外国政府或商业机关在中国招募劳工,年限待遇订有一定契约的非自由移民。它含有奴隶贩卖的性质,西方人称之为苦力贸易。密亨利教授认为这是中西国际关系史上最可耻最不幸的一幕○37。
近代中国人最早移向新大陆是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目的地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种植园,约有数百人,从事茶叶种植○38。此后华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从1847年到1874年间,中国契约工人自厦门、香港、澳门到古巴、秘鲁、智利及檀香山约四五万人,其中1864年从澳门运到古巴和秘鲁的华工分别是4 479人和6 243人。据广东海关税务司统计的华工贩卖资料,秘鲁一国在连续三年内经由澳门贩卖的华工数量之多令人瞠目。见表一○39:

时间 船数(只) 所载人数 船平均载量(人/只)
1870 1 313 313
1871 13 5 987 461
1872 19 9 381 494

由上表可知,到秘鲁的华工贩卖船只、总人数及每船平均载量在逐年增加,贩卖华工一时猖獗起来,而每船运输量的增加则加剧了华工人身不安全程度,摩尔斯称这些运载华工的船只为浮动地狱(Floating hells)○40,船上华工死亡率多达半数,少则14%、15%。具体情况见表二:

时间 往何处 船数 所载人数 死亡人数 死亡百分率
1850秘鲁2 740 247 33%
1853古巴2 700 104 15%
1854秘鲁1 325 47 14%
1856秘鲁1 332 128 39%
1856古巴1 298 132 44%
注:上表中船只均经由澳门至美洲。

华工贸易中的苦力无任何安全保障,同治十年(1871年),一艘名叫顿周安的秘鲁船,自澳门赴秘鲁,在离香港不远处着火,所载苦力650人,有约500人受难,或被烧死或被溺死,仅有50人得救至香港○41。华民也多次提及“苛求、打骂、枷锁、饥寒”等语,船主“苛酷相待,饮食不继,并有割去辫发、鞭打囚禁等事”,华工受尽非人的待遇○42。华工一旦被骗上了贩卖之船,便注定了地狱般的命运,毫无摆脱之望。清朝政府与葡萄牙、古巴、秘鲁等国政府都有过交涉,要求保护华工安全及权利,并多次商讨遣返华工回国事宜。如秘鲁曾在同治十二年立雇工章程,却公开声明无凌虐华工之事,有意隐瞒事实,李鸿章指责其“章程虚设”;同治十三年三月,中葡定立《查办资遣华工专

条》、《通商条约》,秘国虽声言“有新章新例,保护华民,尽除弊端”,但是在中国派容闳前往查办华工实情时,华工情况却仍如以往势同火海○43。葡萄牙政府对澳门的华工贸易则采取不干涉主义,虽公布了苦力保护条例,却只是一纸空言,故各国的移民公司都以澳门作为苦力的出口岸。在1842年以前,澳门一直是华工贸易输出地之中心
,在香港割让与英国后,曾被香港取代。50年代,英国殖民者认为华工贸易之悲惨太伤其脸面,曾严禁香港华工贸易,故经营古巴、秘鲁苦力贸易的事务所均移到了澳门,澳门的华工贸易遂更为严重。澳门的华工贸易实为欧美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大肆凌辱而又持续甚久的一大罪恶。非洲的黑奴贩卖活动早已被废止,而华工贸易却继之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此真为中国近代史之一大屈辱。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56页。
②戈伊斯:《唐?曼努埃尔一世编年史》,科英布拉1926年,第4册第24章,第57页。转引自万明:《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③阿曼多?科尔特桑:《皮雷斯〈东方记〉》,哈克鲁特学会,伦敦1944年,第1卷,第118页。
④⑤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市籴考?市舶互市》。
⑥○24○27李长传:《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26年版,第四章,第133页,第139页,第161页,
⑦佛郎机即葡萄牙,这是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一般称谓。葡萄牙最初来中国,故以此称之。
⑧⑨胡宗宪:《筹海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四库全书本,卷十三《经略三兵器》。
⑩○11《明武宗实录》,台湾史语所, 1962年影印本,卷一五八,卷一九四。
○12○14○15○16○17○18○19○20○21○22○23○26《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13《名山藏?王享记三满剌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3年影印出版。
○25○30《中国近代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8《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康熙七年三月。
○29○31○33○34○35○36○39○42○43《清史稿》卷一六○《邦交八》。
○32《清史稿》卷一五八《邦交六》。
○37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 409.转引自李长传:《中国殖民史》,第257页。
○38○41参考李长传:《中国殖民史》第五章,第218页, 259页。
○40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II, p. 170.转引自李长传:《中国殖民史》,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