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中古代作品选文研究综述

语文教材中古代作品选文研究综述

【摘要】对于我国学校教育来说，传播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媒介就是语文教材，语文教材是传递和接受中华文化的载体。我国语文教材主要为“文选型”教材，选文的优劣决定了教材的质量，而且，教材是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选文对语文教材来说尤为重要，古代作品的选文同样如此。学者们更是对教材选文的问题做了很多分析研究。故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综述了语文教材中古代作品的概念，教材编排的现状等已有研究资料。

【关键词】语文教材；古代作品；选文

一、概念界定

（一）教材

教材是教学之本，是实施课程目标的工具。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语文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教材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语文教材指与语文活动相关的材料，包括教科书、练习册、教学挂图、多媒体软件、教学指导用书、参考书等。狭义的教材就是指教科书。”[1]

顾黄初称语文教材为“方剂中的主药”。[2]它有泛指、特指、专指之分。泛指性语文教材是指对人的语言文字修养产生影响的一切书面的、非书面的语言材料。特指性语文教材是指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写的、供语文教学中师生使用的材料汇总。专指性概念是指依据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制的，通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或审查通过的，供语文教师在课堂指导学生学习和掌握母语的文本材料，即通常所说的语文教科书。[3]

（二）古代作品

首先，提到古代作品，我们总是容易将其与文言文的定义对等在一起。易建平总结出：文言文，通常指采用五四以前通用的、以古汉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写的文章，它与白话文相对，包括散文、诗、词、曲等作品。[4]

戴婉琴提出：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都用“文言文”泛称语文教材(包括教学大纲)中的古代作品，但这实在不妥。其一，“所谓文言文，是两汉以后以秦汉的典籍所反映的古代语言为基础形成的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固它是相对于现代文而言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古代作品都是文言文，其中有很多是古白话作品，如一些话本、拟话本小说、明清白话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同样，也并不是所有的文言文都是古代作品，如毛泽东的一些诗词作品；其二，文言文只是一种语言形式，是古人作品的主要载体。本文使用“古代作品”一词，不仅可以全面、准确地涵盖语文教材中的古代的文言和非文言作品；而且可以把古代作品从单纯的语言学角度认识的固见中解放出来，从文化学、人文性等更为广阔的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古代作品的价值。[3]

根据对材料的收集，笔者发现沈阳师范大学的于云昭发表的《高中新课程语文五种教材古代作品选文研究》，苏州大学的权俊良发表的《新时期高中语文教材古代作品选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涂盈盈发表的《两套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古代选文研究》等都是这样对“古代作品”定义的。

在语文教材中，无论是苏教版教材还是人教版教材，古代作品部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优秀的古代作品，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艺术视角、深厚的人文底蕴。[5]

笔者认为该定义较明确的解释了“古代作品”的涵义，为教材中对古代作品的界定做出了贡献。

二、“文选型”语文教材的基本特点

（一）“文选型”语文教材的含义

从古至今，关于选文以及与选文相关问题的论述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很多学者、老师通过对中小学各个阶段语文教材的研究已经总结出了许多关于“文选型”语文教材的定义及特点。

王建民指出：目前，我国中学使用的多是文选型语文教材。从构成要素上看，这类语文教材一般包括文选系统、助读系统、作业系统和知识系统，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其中，文选系统是文选型教材的核心。它指的是根据语文课程标准或语文教学大纲规定的选文标准或选文原则所选取的课文系列，是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内容。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审美情趣，提高语文素养，主要以文选系统为凭借。[6] 王泉江说：“就语文教科书而言，无论是哪一种，都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载体，反映本民族古往今来优秀人物的精神品质。这并不是我国语文教材所特有的性质，而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观点。教材编写是否成功的关键环节是选文，选文体现立意，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7]

杨丽丽研究表明：从教材的编撰策略看，我国语文教材的传统可以归结为“范文制度”，凝聚为“文选型”的教科书。“文选型”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单纯的范文汇编，一种是以汇编的范文为学习内容的中心而辅之以注疏和评点。后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不断地充实，成为语文教材的主导类型。[8]

戴婉琴认为：在以“文选型”为正宗的中国语文教材中，选文作为语文教材的核心构件，对语文教材以及通过教材对教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文集中体现着编者的鉴赏水平、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直接反映出特定时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选文的数量多寡，质量高低，己成为衡量一部教材好坏优劣的重要依据。“无篇不精”，“精选第一流的好课文”，已成为广大语文教材编写者的共同追求，对选文的分析与研究，历来就是教材研究的主要路向。

[3]

由此可见，选文作为“文选型”语文教材的核心显得尤为重要。

（二）选文标准

易建平指出从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有关选文的规定的历史演变中，我们不难发现，“文质兼美”的典范性是我国当代语文教材编选过程中一脉相承的标准。文质兼美的典范性具体来说包括“语言文字典范，思想内容健康，篇章结构完美，体裁和题材广泛多样，适合教学需要”。这一选文标准，内在地包含了思想性、时代性、实用性、可接受性等标准。这一选文标准源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南朝梁的昭明太子萧统编选《昭明文选》的选材标准，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在《昭明文选》的影响下，我国历朝历代的文选型教科书以此为标准，“文质兼美”的典范性成为我国教材史上的一以贯之优良传统。[4]周平、杨广收也提出：“文选型”是我国语文教材编撰的主要策略。王荣生在《语文教育展望》及《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中均提出对“文选型”语文教材的选文加以类型鉴别的观点，颇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对中外母语教材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从教材编撰的角度将“文选型”语文教材的选文区别为：作为课程内容的“定篇”和作为教材内容的“例文”、“样本”、“用件”四种类型，并对这四种选文类型的功能及功能发挥方式作了具体的阐释，不仅为语文教材编撰策略的多元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语文教学实践也有多方面的现实指导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