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形成_刘成纪

一、中原文化的地域特性和

国家特性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文化发展的区域性

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这一讨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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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形成了两个高潮：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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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前半期，由刘

师培、王国维等首开南北文化差异的论述。此后，关于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的研究相继展开。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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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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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受知识

分子回归本土文化的精神欲求和地方政府文化实利主义观念的影响，地域文化研究重新起步并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其中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论，为地域文化意识的觉醒提供了重要动力。

今天检视这两个时期的区域文化研究成

果，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相关研究明显重南而轻北。学界在论述荆楚、吴越、岭南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时，黄淮以北中国文化的区域性问题几乎不被涉及。二是重边缘而轻中心。现代以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历史，基本上是与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争论的历史，这种争论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共存的特点，但同时也导致了对中原这一中心的忽视和遗忘。三是重局部而轻整体。像在中原文化这一范畴之内，近年来兴起了河洛文化研究，并在学术界形成影响。但必须注意的是，就中国文化与各地域文化构成的层级关系而言，“河洛”明显无法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起到直接的拱卫作用。或者说，它并不具备与荆楚、吴越、岭南等区域文化形态形成并置关系的文化态势和地理广度。这也是一些学者在讨论河洛文化时，不得不将其放大为中原文化来诠释的原因

[1]

。

收稿日期：

2013-03-05

作者简介：刘成纪，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研究所所长（北京

100875

），主要

从事中国美学史研究。

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形成

刘成纪

摘要：在中国文化的区域构成中，中原文化既具有地域文化的一般性特点，又有特殊性，其特殊

性表现在它与中国文化建立的直接关联。按照传统史家勾勒的古史系统，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基本

上是围绕中原展开的历史。传统形态的中国文化基本上可视为从中原出发的文化，中原文化的核心

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史观

的形成，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一度成为学界反思或质疑的对象，但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

神的支撑和奠基作用却仍然无法否认。据此，从中原出发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精

神的历史形成，对重建中华民族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原文化；中国文化；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

（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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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46一般而言，中原文化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

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由于

这里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所谓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代

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研究中，它之

所以长期没有被作为地域文化对待，其中重要

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表

意的重叠性。但是，就目前国内文化研究的态

势及中原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

置看，它的地域特性明显压倒了作为国家文化

的特性：首先，与传统的单一文明起源观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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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

是多地域的。这种多元文明观是对传统中原文明一元论的解构，也为中原文化从国家意识形态向地域文化的下降提供了实证的依据。其次，中原文化是一个具有空间限定的概念，它只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有效。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它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单一文化，而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比如，在汉民族内部，它在某些历史阶段存在着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的并置甚至对立；在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它与北方草原文化等更是不可相互替代。再次，中国社会自北宋以降，政治文化中心彻底远离了黄河流域，这一地区失去了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力。生活在现代中原地区的人民，一方面延续了中原文化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为其增加了新的内容。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中原文化，基本摆脱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地域命题。

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中原文化的地域性

明显又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如上所言，它最值得重视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直接关联。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和气候等诸多便利的自然条件，我国中原地区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诸地域中最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由这种文明衍生的文化，则为后世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典章提供了基本的范本。同时，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于它强大的辐射力。在中国历史上，它依托于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军事的扩张、甚至中央政权崩解导致的移民大批外迁，向四方传播。这种传播可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所谓主动，即帝国的版图扩展到哪里，中原制度文化及价值观念就在哪里扎根；所谓被动，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变乱，必伴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外流，甚至政权的整体迁移。魏晋以降，中原文化的南向发展大抵脱不了这种被动传播的带动和影响。

另外，中原文化传播或扩张的有效性也值

得注意。这种文化建基于农业产生方式与土地形成的密切关联。农耕方式使其文化深深

扎根于异域的土地，并因土地的稳固性而得以持存和发展。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

·

蒙森曾

在其《罗马史》中讲：“凡用战争赢得的，可以由战争再次夺走，可是用锄犁赢得的却不然。”

[2]

这种观点对理解中原文化同样是有效

的。从历史看，中原文化的南向传播基本上是以移民垦荒为先导，北向（尤其西北向）传播则离不开屯田。这种依附于土地的文化扩张

虽然缓慢，但却步步为营，绩效显著。相反，北方草原民族虽一次次入主中原，却从没有成功将其文化移入新的统治区域。这明显与其

游牧生产方式无法扎根于土地有关。

中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的扩张性，

决定了它既被其产生的地域限定，又具有超地域的特征。或者说，这是一种立于中原又从中原出发的文化。按照司马迁及历代史家的一

般看法，它的起点在河洛。如《史记

·

封禅书》

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

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这也是当代研究者

试图以河洛指代中原的原因。但从后来中原

文化的扩张态势看，河洛所涵盖的地理区域明显过于狭窄。北魏时期，孝文帝拓跋宏计划从代郡迁都洛阳时曾讲：“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按照这句话提供的序列，“帝宅”被崤山和函谷关限定，“王里”被河洛限定，“中原”则明显是以前两者为中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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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成的地理区域的进一步展开。以此为背景，中央帝国的疆域扩张到哪里，或者说它的移民迁徙到哪里，中原文化就被带到哪里。作为一种相对先进的文化形态，它最终甚至溢出了国家的边界，成为东亚地区（如日本、朝鲜）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据此不难看出，从崤函、河洛、中原到中国，再到超出国家边界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