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宪政是国民党转型的成功经验

崇尚宪政是国民党转型的成功经验

崇尚宪政是国民党转型的成功经验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岸走向分治。以大陆地区而言，一部分认为是解放区，另一部分人认为是沦陷区；以台湾而言，一部分人认为是待解放区，一部分人认为是自由区。不管如何定义，我们都可以透过概念的不同获得这样一个观念：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虽同处于中国，但它们是两个世界，分属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台湾是华夏传统文明与西方自由文明的融合，是属于自由世界，大陆是马列主义的殖民，是属于极权体系。事实如此，任何否定二者不同的愿望都无法抹去事实，如同上帝也不能否认一加一不等于二。企图否定的人，在权力与真理对立时，权力可以解决形体，却始终不能消灭真理。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而言，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走向宪政的关键一步，这个宪法在今天看来虽然不够民主，不够妥协，但它却是国父们在确定民主共和政体以后最好的一部宪法，它在确定宪制、民权和中央地方关系等方面是非常值得我们多数中国人学习的。宪制，毫无疑问是按照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原则确定的，民权则是采纳世界普遍的，中央地方关系却是采政治学大师萧公权所倡导的平权原则。国民党正是依据这部宪法，一步一步从训政确定的一党专制转向到宪政与民主的。这个党天下的专制，在转型

时期是缺乏经验的，它必须自己去探索道路，摸索经验，并以随时可能的冲击风险来应战。国民党要建设宪政的愿望和经国先生的人格魅力，从一个方面去理解宪政是很好的切入点。它与台湾人民争取民权要民主的角度形成鲜明的对立，也组织了一张真实的宪政转型网。

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与宪政转型今日我们讲宪政，讲国民党在完成宪政转型，绝对离不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主导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正是这部宪法确定了后来国民党的宪政转型，也确定了今天台湾的民主框架，任何政党在法理上必须遵守之，国民党如是，民进党也如是，其它众多小政党亦如此。民主，是在宪政机制下运作，而不是像无产阶级专政分子那样狂热无序、任意妄为。没有共同遵守的宪政机制作保障，民主就是某些人的幻觉与想象。国民党在推动《中华民国宪法》时显然没有足够的宪政经验，它只是在按部就班地执行孙中山确定的建国路线，以为抗战结束以后就理应主动去结束训政和实施宪政，以免拖延结束训政再度沦为反对派的口实。但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却没有意识到，结束训政同样有可能被强大的反对派随意批评与讨伐。因为国民党在1946年除了能够政治统治以外，它在运作宪政上的能力实际远远不够，比如宪制秩序还没有产生、军队还不足以为宪政保驾护航、强大的反对派还不愿意遵守宪法共识等等。因此，可以说国民党和蒋介石在1946

年主动推行宪政是必定要失败的。战败迁台的国民党，在台湾实际上是大陆实践宪政的延续，但它却在另寻一条道路，而不再是继续沿着大陆时期的路径前进。我们知道，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依照孙中山确定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建国计划，试图用九年时间在中国实现宪政。在六年训政阶段，孙中山显然对宪政与民主存在着一个“揠苗助长”的培养，就是他想用六年时间来突然训练国民，让他们在这么短暂的时期内突飞猛进掌握民权，而后再践行全民民主。这个主观色彩极浓的愿望，让我们容易产生这样一个质疑：六年训政，其结果到底是要宪政还是要民主？如果六年之内的训政不能创造宪政的条件，那民主是不是可以实施呢？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运行的确陷入了这样一个二律悖反的困境里，结果就是“倾覆之下，安有完卵”，即宪政与民主在大陆时期都失败了。败退台湾以后的国民党，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模式来归纳，就是它把践行宪法放在重要位置，宪法、宪制和创造宪政秩序作为强行植入的内容，让大多数人共同遵守运行宪政的秩序的观念，从而产生一个思维上的共识，也叫运行宪政的路径。辅助宪政转型的重要因素仅有建设宪政意识，未必就能获得成功，在近现代历史上，世界存在着很多国家在建设宪政过程上是失败的先例。宪政的建设，这不是中国人常说的“求仁得仁”，却是具有很大难度的事，即便是中欧的西方国家，依然存在实践宪政

失败的实例。假如宪政的实现极度容易，也就不存在中国百年多的宪政转型经历，也不存在全球那么多失败的经历。应该说，国民党在台湾能够实现宪政转型成功，它离不开这样几个辅助的因素：一是陈诚将军在1949年5月19日颁布的《台湾省戒严令》，这部戒严令是确保宪制秩序有一个稳固创制的环境，它防备重演大陆时期那样长期处于动荡不宁的状态。二是国民党加强了统一，各种派系缺乏割据基础，共同服从建设宪政的大方向。三是土地改革、币值改革的成功，为国府统治增加了保障性，解决了民众不满的潜在动荡因素。四是国民党运行一定的自由言论，尽管60年代封了《自由中国》，但国府在50年代60年代都存在一定条件的言论自由，而且70年代后期又进一步扩大了言论自由。五是国民党运行小部分的无党派人士、社会名流参与选举，给体制内的互动创造了良性的条件。六是蒋经国的个人人格魅力令大多数台湾人信服，民望让他主导的宪政转型相对顺利。正是由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要素，给国民党在台湾推动宪政转型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假如没有这些要素，让蒋经国在1987年7月突然、稳妥且成功地推动转型，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或言之，长期以来，人们对孤立的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赞美，认定蒋经国选择解除戒严是重要的步骤，这种认识其实是忽视或否定了前期所做的大量铺垫工作。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立的。同样的道路，蒋经国能

够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令，也不是突然的结果，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因此，若是我们以辅助的因素去参照某些地方的社会转型，就会明白更多，也大致可以做出一些预测。

主义不入宪三民主义不入宪法，不把政党所信奉的政治哲学纳入到宪法，以借助宪法强行其余非党员的大众接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自由原则。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制定宪法时，反对派就坚持批评国民党企图把三民主义纳入宪法的做法。民社党张君劢就是代表之一。在反对者眼里，这个要求是原则性的，它直接表明思想自由的限度。主义不入宪法，就是直接告诉大众，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自由，不受政治左右，不被政治权利强制。国民有信仰三民主义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国民党不能把党的政治哲学强加给普通大众，当它以强大的公权力挟持大众去接受一种思想的时候，思想就宣告思想了。全体人只有一种思想认知，与全体人都是文盲，在认识世界上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一个幻觉标准。国民党幸好不能成全主义绝对论，否则它治下的大众，对于自由、宪政、民主和人权等事物，就会以一种“三民主义标准”范式来阐释，使得事物的本源面貌发生了偏离真实的错误。比如，我们以朝鲜为例，在一种思想意识的朝鲜，其标准学说即便有民主有自由，也不过是一种绝对专制的阐述，它告之人们的意思就会相对偏向于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