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对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_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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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社会・
战争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影响
姚 海
内容提要 俄罗斯以军事立国。莫斯科公国时代,经常性的战争状态导致了动员型社会、国家战时体制、专制主义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形成。但从16世纪到18世纪,对外战争迫
使沙皇政权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以增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从而推动了俄国的欧化进程。19
世纪以来,几次大的对外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而建立军事强国和追
求帝国利益的传统目标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 俄罗斯 战争 发展道路
俄罗斯具有军事立国的传统,对外战争伴随着俄罗斯民族的诞生、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建立、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在莫斯科公国时代,与外部敌人的战争就已成为国家职能的主要内容,国家充当了社会军事化的组织者角色。经常性的对外战争对于国家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国家战时体制、专制主义统治、农奴制度等一系列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的形成。但当西欧在工业、贸易、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时候,俄国政权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不能不学习西欧、不能不竭尽全力赶超西欧,于是俄国开始了欧化的进程。战争在俄国欧化进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16世纪下半期的立沃尼亚战争开始了欧化的前奏,17世纪俄国与波兰、立陶宛、瑞典的战争揭开了欧化的序幕,而18世纪初延续20年的北方战争则把俄国的欧化推向高潮。近代以来俄国现代化之路曲折坎坷,而对外战争及其结局对于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立军事强国的理想和追求帝国利益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的命运。
一、战争与国家和社会生活军事化
在俄罗斯民族形成和俄罗斯统一国家建立的过程中,频繁不断的对外战争是罗斯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因为罗斯长期处在外敌的奴役或威胁之下,为了生存和发展,它不仅要同东方的游牧民族进行斗争,也要同西方的波兰人、立陶宛人、瑞典人、日耳曼人进行斗争。
在莫斯科公国时代,战争状态是罗斯居民生活的常态。甚至在最平静的时候,他们都随时可能遭受鞑靼人的破坏性袭击。即便在15世纪末罗斯摆脱金帐汗国统治后,这种情况也很少改变。金
战争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影响
帐汗国瓦解后出现的几个汗国如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继续不断地袭击罗斯,掳掠人口,赶走牲畜,抢夺财物。从16世纪后期开始,除了游牧民族对罗斯的侵扰和袭击之外,罗斯居民的殖民活动也成为他们与草原民族战争的原因之一①。
与此同时,莫斯科国家在西部也持续地进行着同瑞典和立沃尼亚争夺波罗的海东海岸、同立陶宛和波兰争夺西部罗斯的战争。据克留切夫斯基统计,仅1492—1595年这百余年间,莫斯科国家就有不少于50年的时间在同瑞典、立陶宛、波兰和立沃尼亚进行战争。当时曾访问过莫斯科国家的外国观察家指出,在这里“战争是常事,而和平则是少有的事”②。在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莫斯科国家多次作为被侵略者同强敌波兰和瑞典作战。
美国学者派普斯在谈到莫斯科国家的外部环境时指出:“在16和17世纪,很少有哪一年罗斯人在自己的南部和东南部边界上没有战事……罗斯人与波兰人、立陶宛人、瑞典人和日耳曼人相邻的西部地区稍微平静一些,但即便在这里,这一时期大概每两年也有一次战争。”③这种经常性的对外战争对罗斯社会和国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首先,长期的战争状态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军事化,即以军队方式来组织日常生活。战争成为常态这一情况,为自上而下的社会日常生活军事化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由于必须随时准备打仗,莫斯科公国的社会具有了“军事社会的性质,按照严厉的徭役义务,像一支庞大的军队那样建立起来”④。俄国“动员型社会”的传统即源于此。
例如,在16世纪,仅仅是为了保卫南方和东南方的边界,莫斯科国家采取的措施就在事实上使国家成为一个军营。每年早春时节,组织军事力量到奥卡河沿岸服役的动员工作就开始了。征召服役的通知书发往各地,要求贵族带着“自己的人、马和武器”,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集中起来的人、马组成5支队伍前往边境地带的奥卡河。大约615万人的部队在那里要待到深秋雨季到来、道路泥泞的时候,才能解除防御外部敌人的任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要深入草原与敌军作战。这一项每年都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动员的工作被称为“河岸服役”。抵御来自草原袭击的又一措施是在容易被敌人骑兵突破的边境地段构筑规模巨大的防御线,它们通常由一连串的城镇、堡垒以及壕沟、土墙、拒马等障碍组成。到17世纪初期,莫斯科以南已依次建起三条长达数百俄里的防御线。除此之外,在防御线最前沿的城市再往南四五天路程处,建立起了一个由哨所和哥萨克村镇组成的联防网,进行监视、巡逻和侦察,以便一有敌人进犯的消息就能够立即传到边区城市和莫斯科。
在那个时代,只是在南方和东南方采取的这些措施就意味着需要动员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莫斯科国家同时还不得不在另一条战线上与西方强邻作战。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是罗斯人民必须面对的命运,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俄国社会形成了战争是争取生存的首要任务的观念,以及为了国家必须承担同外部敌人斗争的全部重负和牺牲的意识。
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社会生活军事化的传统,对此后的俄国历史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到18世纪上半期的北方战争中,社会的军事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但是,彼得一世只是继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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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理查德・派普斯:《旧制度下的俄国》(РичардПайпс,Россияпристаромрежиме),莫斯科1993年版,第35页。
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7页。
理查德・派普斯:《旧制度下的俄国》,第35页。
Н1Н1阿列克谢耶夫:《俄罗斯人民和国家》(АлексеевН1Н1,Русскийнародигосударство),莫斯科2000年版,第73页。
世 界 历 史2009年第1期
莫斯科公国的传统,而在彼得以后的世纪里,这种传统也仍然在俄国生活中得到反映并经常得到强化。例如,亚历山大一世在战胜法国后把国内事务交给自己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将军负责,后者完全用指挥军队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他的专权被称为“阿拉克切耶夫专政”。亚历山大一世还实行大规模的军屯制,约1/3的军队以及相当一部分国有农村被转为军屯。在军屯区,所有成年男性都要承担军役,同时还要从事农业劳动。士兵的儿子一出生就要在军事机关登记,儿童时期在初级军事学校接受兵役训练,达到成年时就加入部队。军屯区实行军事化管理,全部生活都在军队的鼓号声中进行。这一制度直到1857年才被取消。尼古拉一世竭力巩固军营式秩序,他对国家的治理是按照军队方式、以军事纪律和军事命令来进行的。在这个时期,军事化对俄国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程度进一步加深。
其次,与基辅罗斯时代相比,莫斯科公国的对外战争对国家的政治结构具有了新的作用。如果说基辅罗斯时代对外战争曾经团结了王公和波雅尔—侍从阶层,那么在莫斯科公国时代,对外战争成为建立等级服从和巩固专制政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频繁的对外战争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动员和集中一切可能的资源和力量。对付外部威胁的任务———不管这种威胁是公开的还是潜在的———现在不是由单独的某个公国或某些公国来承担,而是由中央集权国家来承担,国家充当了社会生活军事化的组织者的角色①。汤因比指出,在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长期而又残酷的斗争中,俄罗斯人感到自己生存的希望隐藏在政治力量的无情集中之中,并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个拜占庭集权国家的俄罗斯模式。“西方对于俄国的压迫不仅使俄国开始疏远西方,而且它对俄国本身的生活也造成了重大影响,这就是使俄国屈从于设在莫斯科的本国的强权政治。抵抗西方是要以建立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为代价的。在当时,要使国家幸存下去,就必须把政治的统一强加于人民。”②
出于现实的军事需要,“俄国在自己的早期历史中必然地实行了‘独断专行的’、‘亚洲式的’制度”③。伊凡三世时期,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建立,专制制度初步形成。这是一种以拜占庭的皇权神授观念为精神依据、金帐汗的无限权力为仿效对象的制度。伊凡三世宣称,上帝授予他无限的权力,他不需要任何人对他的地位予以确认。他要求所有人都服从于他,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原先可以与大公共商国事的领主杜马④,现在成为附属于他的最高管理机关和咨询机关。
16世纪旷日持久的立沃尼亚战争,对伊凡雷帝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具有重要意义。战争因素、甚至存在着外部敌人这个因素,有力地加强了莫斯科国家政治制度向专制主义方向的发展。对付外部敌人的需要被沙皇政权充分利用,作为自己存在和加强的理由。因为在对外战争的情况下,社会必须团结在政权的周围,而“我们”的团结依赖于一个敌对的“他们”的存在。以战争的名义,伊凡雷帝不仅粉碎了领主对沙皇权力的挑战,以地方管理机关取代了食邑贵族,而且使军功贵族也成为他的无权的奴仆。他凭借暴力手段,使莫斯科国家的所有居民无论在财产上还是在人身上都归他任意支配,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加快向古代东方社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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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④А1阿希叶泽尔、И1克里亚姆津、И1雅科文科:《俄国历史:结束还是新的开始》(АхиезерА1,КлямкинИ1,ЯковенкоИ1,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конецилиновоеначало?),莫斯科2005年版,htt p://ist1p16q481firstvds1ru/ah2_71ht m l,2008-05-03。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155、232—233页。
理查德・派普斯:《旧制度下的俄国》,第36页。
领主杜马(боярскаядума)出现于12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