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道丰的传奇人生_粟桐

危道丰的传奇人生_粟桐

光绪年间两次留学日本，清宣统二年（1910）考取工兵科举人。民国初期担任过黎元洪副总统府参议和袁世凯总统府咨议、北平陆军讲武堂教官、奉系军阀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和谈的密使、嘉兴县及上海县知事、慈利县县长、湖南省第二区行知督察专员、陕甘统税局局长、浮梁专区专员、湖南省参议员等职。抗战时期的爱国将领。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过努力，为家乡办过一些实事。新中国刚成立即殒命于国民党兵匪残余势力。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就是年少时候从黔阳古城走出去、花甲之年又辞官回归故里的开明绅士危道丰。危道丰（1884—1949），字芑（音qi）滨,号从洛，黔城人，位于黔阳古城北正街一处中式园林院落“可园”，为其故居（现仅存柯园巷及遗址）。

爱国将领危道丰的风雨人生

口述：危善国文字整理：粟桐文史顾问：谢永仲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的这首七言格律《清明》，浅显直白脍炙人口，清明祭祖的场景、焦灼又释然的心境，宛如一幅简笔水墨画。

每年清明，客居北京半个多世纪的危善国先生，千里迢迢踏上返乡省亲与祭祖之路。2013年3月下旬，这位年逾古稀的

危氏家族的传人，应邀讲述了关于其父亲危道丰戎马倥偬、颠沛流离的一生，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危老先生久居首都，乡音已改，京腔京韵，娓娓道来。

两次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清光绪年间，我爷爷危德连在广东省南海县担任知县，委托在家的兄长修建了黔城北正街可园巷的正屋。正屋院墙外原有一栋五开间前后有屋的板房，屋前有园林池塘，我太公离世后这里就成了自家的学堂。

1884年，父亲危道丰生于广东，而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黔阳古城度过的。

族谱记载我父亲那一辈同胞兄弟加上堂兄弟有七个，取名道乾、道坤、道恒、道霜、道樊、道丰、道济。父亲排行老六，晚辈称“六叔”、“六公”、“六爷”。除了我父亲，其余六个叔伯我都没见过，有的老早通过科举考试或经营买卖到外地谋生去了。

我爷爷去世那年（光绪十六年）腊月二十三就立春了，七岁的父亲在立春这天开蒙读书。以科举进仕为目标，奶奶为父亲先后请了宗族里有名望的危华庭、危桂生两位先生用心教导。十六岁时，踌躇满志的父亲与我七叔一起考举人，结果七叔考上了而我父亲榜上无名。父亲羞愧至极，深感辜负了奶奶的期望。回到黔城，果然遭到奶奶的严厉斥责，母子俩泣不成声悲愤欲绝，陪伴外出考试的老师（危桂生）也

深感遗憾。在奶奶痛心疾首的教导之后，痛定思痛的父亲决计外出，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他请假一小时假借外出买书跑到城外东岳庙，与待字闺中早已私下里萌生爱意的邻家女孩作痛苦的告别。美女跟随母亲在庙里烧香，两个年轻人无法交谈只能眉目传情，多情少女赠与一方手帕，这手帕后来被我父亲珍藏多年。数日后，在一两个仆役陪伴下，父亲心怀伤感与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过靖县、广西到达广州投奔我的三叔，进入“时敏学堂”学习新的文化知识。彼时，时敏学堂的创办人又另外创办了时敏女子学堂。该女校有一崔姓女生“貌美而好学”，国文成绩总是第一，父亲仰慕不已。为引起这位美人的关注，父亲努力用功，数月后国文成绩也名列榜首。暗恋，成为我父亲发奋学习的动力。一年半以后，父亲英文成绩也不错，但没有听其三哥及友人劝说在香港谋职，而是坚持赴日留学。我三叔以及干爹陈武纯只好给他筹措经费，打理行装。于是父亲取道香港，三天后登上了从美国返回途经香港的日本邮船，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

在这艘船上，留辫子的父亲被人议论讥笑，在船舷的甲板上犹豫再三，作出了人生又一次艰难选择，顾不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内心极度痛苦地将陪伴了十几年的一条粗大的发辫剪掉，几经犹豫欲珍藏带回，然而身后依然跟随有嘲笑，父亲才极不情愿地将之抛向大海。

初到日本，语言沟通是个问题。我父亲于是先在日本东京的弘文学院主修日语，两年后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又两年学成回国，在湖南省立南路师范学校（衡阳）任翻译助教。四个月后的暑假期间，在外求学多年未归的父亲返回黔城省亲，带回三百余元现大洋奉与奶奶，证明自己有了出息。在家近一月，由长沙转来公文催促父亲速赴东京，入伍充当士官候补生，父亲随即从黔城乘船顺江而下，先到长沙接洽东渡手续，随即又往衡州（衡阳）交代师范学堂翻译事宜，冒着酷暑取道上海再次登上了开往日本的客轮。

进入日本联队之前，照例须填写志愿，填报兵科中的两门，交由振武学校转呈日本陆军省，陆军省考核后圈定学习工兵，与江苏、湖南两省的另外四名同学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工兵大队，父亲被分在工兵第三大队，期间还学习架桥与筑城等技术。半年之内完成新兵操练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当时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官派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多达200余人，第六期学生赶学功课与第五期生同时毕业。据我父亲写的回忆录《平斋五十自述》，“士官学校毕业的仪式很是庄严，照例由该校校长出席，对中国毕业学生面致训辞，并各赠与军刀一柄，以作纪念。”

两次留学，父亲与好些留日同学情谊不浅。后来父亲在国内颠沛流离和在外谋职时，这些同学关系派上了用场，得到在北洋政府或南方的国民政府里身处要职的同学格外关照。

1908年，父亲毕业后回到长沙，在湖南督练所教练处谋职，运用所学知识指导操练士兵。两年后被通知进京参加武术与军事类的比武考试，成为工兵科举人。嗣后，尊母命，打听到曾与我爷爷一同在广州谋职的好友周氏一家已经回到湖

南宁乡，父亲随后迎娶了多年前定下婚约的原配周小姐。后来，父亲担任一段时间的工兵协军职务后，从京城回到湖南，任西路巡防营管带和督练公所粮饷科长等职务，在长沙南门外的碧湘街安了家。

以张学良密使身份与国民政府洽谈促成东北奉系军易帜

辛亥革命后，从担任湖南省都督府谭延闿的参谋次长、部长，到国民政府黎元洪副总统府参议官，再到袁世凯总统府咨议官，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经历了军阀混战、省府要员仓皇出逃、城头易帜、杀人砍头、宣统复辟帝制失败等局面，虽然混出了点儿名堂，但风云变幻莫测，时局动荡，过着颠沛流离、胆战心惊的日子，更令在长沙或京城的家眷惶恐不安，其间因多次工作中断，父亲及家人生活逼近难以维系的绝境。

旅居北京四年后，1917年我父亲离开了袁世凯总统府，出任湘督署副官，兼任第一兵站委员长等职。不久，父亲又被派往京城，担任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一战爆发时，再任位于北平通州的参战军工兵集团教官，兼任北平通州兵工厂的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