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人物形象分析

《活着》人物形象分析

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是作家放弃先锋探索重返写实之路的乡土力作。这部小说反映了福贵这一小人物在建国前至70年代末三十年的时代浪潮中命运的跌宕沉浮,并通过主人公一生的生存状态告诉世人活着的自为性与终极性。“《活着》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福贵不仅具有生动具体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亦是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作者在文本中让我们看到了对传统的人性价值和道德信念的坚持和固守。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关于一位普通中国农民福贵一生的故事。这部有12万多字的长篇，虽然只是刻意突出了几个农民的个人命运和细碎生活，但于平凡中达到奇妙的效果，几近写出了一种民族苦难史和民族生命力。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出身于地主家庭，在旧时代吃喝嫖赌，把祖上的家产败光，他的这一行为气死了老父亲，接着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回来时老母亲已经死去。福贵被解放军俘虏后放了回来，还赶上了分土地，洗心革面的他一心要和家人守在一起“好好的活着”。可是，公社化和随后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包产到户，都波及到了这个普通的农家，劳累过度而又营养不良的气质家珍患了不治之症，最后死去，儿子友庆为了给县长的老婆输血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去，女儿凤霞终于嫁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丈夫二喜，让福贵感到生活的幸福，却不料凤霞在分娩时难产而死，随后女婿二喜在劳动中死于意外事故。包产到户后。衰老的福贵体力不支，他的外孙苦根小小年纪就帮助他干农活。先是淋雨得了病，又因为吃了过多的青豆胀死了。最后只有可怜的福贵孤独终老。

一、死亡意象

《活着》中的人物都不经意地“遭遇”死亡,死亡意象似乎构成了这部小说最鲜明醒目的一道风景。通过密集而频繁的死亡叙述,我们不能不说作家具有一种对死亡的偏爱,在余华笔下,死亡只是作家达到自己创作目的的一个阶梯、工具或手段,它不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形式,作家将其还原为一种生命的真实,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生存方式,并以死亡为跳板,以达到升华主题和剖析人生的目的。法国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扬克雷维奇曾指出:“只有能够死亡的才是有生命的。”“不死亦不会有生。”死亡是活着的参照,它为活着的生命提供意义。不能设想无生无死的生命,那样的“生命”就是死亡。

在《活着》中,福贵的亲人一个个相继死去,唯他孤零零活在世上。面对《活着》时,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一种尖锐的疼痛感。从表面上看,福贵的败家是苦难的开始和根源,是性格因素使然,这只是一个个人的故事。死亡是自然生命的固有特性,每人最终都逃不过死亡这把利刃的屠割。而在《活着》中那一遍遍死亡的重复象征了人对终极命运一步步靠拢的艰难历程。可以说,人生就是苦难,生命就是受苦。

《活着》在深沉地“叙述死亡”以后,又回到生命的原点去吟唱“活着”。为何有此转变从生命的过程看,生与死紧密相连,生命的延续是以消耗生命本身为代价的,生命在时间上愈扩张也就愈来愈接近死亡。正如阿尔贝·加谬所言:“面对

着这个宣判着死亡的世界,宣判着生存之境的死一般的黑暗的世界,反抗坚持不懈地提出自己的对生命的要求,以求彻底的透明性的要求,这种反抗不自觉地重新寻求一种道德和神圣的东西,它虽然盲目却是苦行。”于是余华这种冷漠叙述渐渐地出现一些变化,“开始包含了对于世界的容忍,对于人物自己的声音的尊重,对于排斥道德批判的真理的追求,对于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

面对死亡,活着就是一种抗争。在《活着》中,余华极力关注底层百姓最低限度的人生追求,以及他们面对死亡和生存时的选择。他向我们昭示了生命本身的要求就是对死亡的抗争和好好的活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人的生命的惟一要求就是“活着”。

余华对死亡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人类生存的关注,通过死亡表现了人的生存苦难和困境,直指人的内心疼痛。“死亡是福贵生命中无法摆脱的悲剧,但每一次亲人死亡,对福贵而言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都是福贵生命的一种直接体验。”可以说,这种死亡原型有着作家个人的生命投射。

二、生命隐喻

小说的成功在于对人物的成功塑造,而福贵便是这部小说的精髓所在。农民福贵,有血有肉,丰满逼真。余华运用二、三人称叙事视角的转换技巧,冷色调的情节安排,深刻地诠释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苦难和不被人关注的痛苦的内心世界,这是一出人间的悲剧,人生的黑色幽默,同时也是对古老中国人民坚强性格的礼赞。

(一)在无奈中承受生命的沉重

人的生存状态,不可改变,所做的只能是世世代代这样生活下去,何况,农民历来处于社会的底层,像福贵这般遭遇的农民也不乏其人。在《活着》中当福贵被拉了壮丁时,他只有无奈的待在了部队里,在不可改变的的现实状态中妥协了。遭遇无法回避的灾难,“人的生命的强化,别无途径,只有承受痛苦,接近痛苦”,福贵的农民身份为他一个人吞下苦果、承受一切提供了有得砝码。“热爱人生的人,是敢于将生活的苦酒一饮而尽的人”,基于这点,福贵是热爱人生的人。最后只剩下福贵一个人孤独地度过晚年,与他相依为命的是一头他自己取名,和自己一样名字的老水牛。这是余华的残酷,“他残酷的剥夺和撞碎了世人习以为常的苦难,领悟生活的方式”。这是中国农民在面对苦难时最真切的反应。

(二)用坚忍来抒写生命的哲学

“痛苦是生命存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痛苦与生俱来,并一直伴随生命走向终点”。苦难意识是二十世纪艺术,特别是现代主义艺术灵感的重要源泉。对福贵而言,痛苦像空气一样,时时包围着他,让他不停地呼吸着,生存着。当这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这个人还活着,这样的坚忍足以让人震惊于生命的伟大。

这种直面苦难的博大胸襟与生存勇气,余华在韩文版序言中说:“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动的友情……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这是20世纪中国苦难历史下每个生命个体的痛苦与挣扎。”福贵老人“是余华艺术世界中出现的第一抹乐观主义的曙光,正如卡夫卡日记中所写的:‘不要绝望,甚至不要因为你并不绝望这个事实而绝望,当一切似乎山穷水尽,天欲绝人之时,一股新的力量又从你心底升起,而这正意味着你仍然是活着的’。”这股新的力量就是坚忍,痛苦让福贵得以成长,而这种在痛苦中凝聚出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的人生动力,是关于生命不息的哲学抒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