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的社会文化内涵

姓氏的社会文化内涵潘守皎（菏泽师专，山东菏泽 274015）摘要：姓氏作为生命个体的符号标志，是我们身边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

然而，在这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中却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姓氏是一个民族悠久社会文明史的具体体现，是维系中国漫长的宗法制度的纤绳，它还曾是阶级社会中贵与贱的标志。

我国历史上发生的数次民族大融合，姓氏文化便是一种见证。

同时，姓氏还折射出封建皇权的威势，它也成为历史上各部族人民寻根的渠流。

关键词：姓氏；社会文明；宗法；寻根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540（2003）04-0117-02一、姓氏——一个民族悠久社会文明史的体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之一。

早在传说中的炎帝、黄帝之时，我们的祖先就有了姓和氏。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1]因而黄帝姬姓，属轩辕氏、有熊氏；炎帝为姜姓，号烈山氏，一作神农氏。

黄帝又从其他姓族部落娶十二姓之女，并分衍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等 12 姓。

到了周建立的时候，随着分封制的实行和“赐姓命氏”，又产生了大量的氏（周人有很多以国名、地名为氏），至秦汉以后，姓氏合一。

到了今天，我国有姓氏的历史已有数千年。

而在亚洲，朝鲜等国约在 10世纪左右才相继使用姓氏，而日本直到1870 年为实行“壬申户籍法”才准许百姓取姓，甚至于在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民族至今仍不曾采用姓氏。

虽然古罗马在父系氏族时期就产生了姓，但实际上，大多数欧美国家约在中世纪才开始采用姓氏，土耳其在 20世纪 30年代人们才开始有姓。

因此说，姓氏的来历和使用的源远流长，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悠久的具体体现。

二、姓氏——维系宗法制度的纤绳宗法是中国古代血缘关系的一种原则，也是封建制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而姓氏在维系宗法制度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在有姓又有氏的情况下，男子都称氏，而不称姓，妇人都称姓而不称氏。

之所以如此，便是明婚姻。

《礼记·大传》等规定，只要是同姓，毋论远近亲疏，虽百世而婚姻不能相通。

其原因就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2]和“同姓不婚，惧不殖生。

”[3]这在发现和提倡“优生优育”的同时，对维护其统治赖以生存的宗法制度，可谓煞费苦心。

正因为如此，在同姓与同姓、异姓与同姓之间，只有通过同姓不婚并以族外婚的形式才能建立与维系同姓与非同姓诸侯国之间的联盟。

由于同姓不婚，所以诸侯国之间，同姓是兄弟，异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缘关系。

这样，整个国家都有宗法关系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血缘等级制的封建网络。

对此，《诗经·大雅·板》曾作过这样形象的描写：“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

即大邦就是国之屏障，同姓则为国之栋梁，施德就使国家安宁，宗子就是国之城疆。

周代诸侯还根据他们与同王室的婚姻关系，分为同姓、异姓、庶姓之国。

异姓和庶姓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世代与周王室通婚的姓族，而后者则没有这一层关系，由此可见，姓、氏制度在先秦不但避免了由于同姓通婚带来的嫡庶尊卑等级混乱与种族走向衰亡的厄运，而且起了维系和延续宗法制度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三、姓氏——贵与贱的标识姓氏还是贵与贱的标识。

在先秦时期，姓氏只属于周天子、诸侯国君、大夫和士层，奴隶们是不配享有氏称的。

只是后来随着部分奴隶逐渐获得人身自由才有了以专业技术为氏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具有等级制的规定，使姓氏本身就有了高低贵贱之意。

作者简介：潘守皎(1963-)，男，山东梁山人，菏泽师专。

· ·118当然，由于姓和氏在血缘关系上还代表了和周天子的亲疏远近，同姓国、异姓国、庶姓国的不同等，同时又由于国别的大小贫富存亡等因素，因而这些以国为氏的姓氏本身也有贵贱之别。

秦汉以来，姓氏合一，从天子至平民均有姓氏。

似乎姓氏没有了贵贱之别，然而，这只是暂时的。

另外一种形式的以姓氏标明的贵贱旋即产生，而且相沿成习，它左右了社会，左右了政治，历时很久才渐衰退，这就是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末，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而极盛。

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姓氏具有高低贵贱之别，望族大姓可左右政治、世代高宦。

结果，在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官吏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大批出身寒微而富才学的士人被拒之各级政权之外。

这些豪门世族还耻于与庶族通婚，这种风气甚至于沿习至唐。

象唐太宗这样一代英明的君主，还曾因新修的《氏族志》最初不把李姓列为第一家而勃然大怒。

当然，这种门阀制度和重门第的风习，在中唐以后逐渐衰退，唐朝王室甚至销毁了前代修订的《氏族志》，但这种门第观念，却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存在。

四、姓氏——民族大融合的见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今天的汉族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由各兄弟民族长期交融汇合形成的。

这种交融在春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元清等时代尤为频繁、明显，并且影响到姓氏文化。

也可以说，某些姓氏的形成正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产物和见证。

在商末周初，国家的数目为 1700多个，而此前尚有3000余个。

在远古时期，在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洞庭湖、鄱阳湖区域等生活着不同的氏族部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最后融合形成华夏民族。

北朝时期，北方五族一并汉化；辽金时期，契丹、女真复归于中华；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苗、夷各族的先后逐步同化，都是以汉民族为核心和主体的。

这些汉化的民族不仅说汉话，着汉服，而且改汉姓。

为了真正汉化，孝文帝甚至敦促皇室成员聘娶汉人大姓之女为妻。

当然，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也有个别汉人少数民族化的案例。

如明朝将军顾良相隐居苗寨，并不再姓顾氏，以苗族的父子连名制行世，并娶苗家女子文氏为妻。

五、姓氏——皇权威势的多棱镜姓氏有时还体现了政治意志，体现了统治者的奖惩，也有时表现了人们对皇权的畏惧和不安。

为表恩宠和奖惩，皇帝有时赐姓给臣子，有时是赐国姓，也有时赐别姓。

唐朝时，徐、朱邪、鲜于等姓因有功被赐国姓李，还有汉代郦食其因向刘邦献计有功，被刘邦封为广野君，并赐姓“食其”（此例是赐别姓），以上为因褒奖而赐姓。

另外，还有因惩罚而赐恶姓的情况。

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曾令豫章王综受命督军，镇守彭城，与魏将安丰王元延明相持。

时间久了，两军仍对峙，梁武王令王综退兵，综怕退兵后受到责难，就投降了魏将元延明。

梁武帝闻讯大怒，下令削去综的爵位，并把他的姓改为悖氏。

除此外，蛸、莽、闻人、蝮等也属恶氏。

另有些姓氏是因其它政治原因而改的。

如东汉著名的隐士严子陵。

严子陵本姓庄，应叫庄子陵，因避东汉明帝刘庄之讳而改姓“严”，另外，荀姓在汉代曾被改孙，是避汉室帝刘洵（谐音）讳等等。

姓氏还有因避祸而改的。

如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受宫刑，他的两个儿子便改姓后隐居乡里。

哥哥在“司马”之“马”字左边点，改姓“冯”，弟弟在“司”字左边竖，改姓“同”，故而当地“冯”、“同”为同姓。

六、姓氏——族姓寻根的渠流全世界的华人都自称炎黄子孙，即以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祖。

这是一种对同一文化渊源的认同意识与寻根情结。

而这种寻根意识最终则以姓氏为渠流达到百川归海，种姓一统。

在今天华人使用的几千个汉姓中，都能从古姓中找到它的渊薮。

司马迁著《史记》，认为天下同姓，天下一家。

无论华夏族，还是东、南、西、北的夷、蛮、狄（即少数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根同一系，本出一源。

这虽然是大一统思想的具体体现，但无疑也说明了整个中华民族之间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

历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都认同这种关系。

《魏书》开篇即论述了一番鲜卑族与黄帝的关系：“黄帝有子 25 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子受封于白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

” 原来鲜卑族出自黄帝之子昌意。

辽、金、元、清都也推崇中原文化，认同炎黄祖先。

这在那些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讲，虽然也是一种旨在消灭民族隔阂的政治策略，但他的所作所为对于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建构，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以上是各民族之寻根，至于百家百姓，又自有其源流，而认祖归宗又须借助姓氏谱系为渠流。

中国人的姓氏历史悠久，每一姓氏都有自己专门的家族生命史。

中国的家谱，导源于上古，延续于当代，上至帝系，下至百姓，各有谱牒。

背井离乡的千千万万的游子正是靠着姓氏谱系连通他们与同宗族人的血脉，找到自己的生命本源和文化之根。

在海外，只要有华人聚集的地方，几乎到处都有“同姓宗亲会”，他们不分贫富，不问亲疏，旨在体恤互助，共同发展，这其实正是中华民族亲和力、凝聚力的具体体现。

他们还连属大陆同姓宗族，认祖归宗，捐资助学，共办实业，造福桑梓，这对于民族统一大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