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读汪曾棋同志的小说，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

在那些单纯古朴的旧日人物身上，在那乡情浓酽的风俗气氛中，在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交织成的优美文字里，似乎隐慝着一种深厚的意蕴。

一种并无实体，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贯注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挚领着整体的美学风格，形成其基本格调的意蕴。

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魂儿”吧，我以为那该是沉入艺术境界之中的哲学意识。

是作者熔人生的丰富体验、对社会的自觉责任感与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于一炉，锻炼成的整体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态度。

这种整体的哲学意识及其审美态度，得以滋养的文化母体是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是经由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再冲击，淘汰了封建性的糟粕，而沉聚的人民性民主性精华。

即使是作者早期写得很洋的作品，今天读来，也依然可以发现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

作者近年创作中，“回到民族传统”的自觉努力，就使这种潜在的倾向，愈益明朗。

古典文化对他的影响，不仅是文学、美学的，首先是哲学的。

曾棋同志在谈到自己创作时曾明确指出：“我有一个很朴素的、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见汪曾棋《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新疆文学》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这在他的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

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的生活养育的劳动群众，凡赢得作者积极肯定的，都是具有传统道德风貌的人。

靳彝甫为了解救两个朋友的困苦，慷慨卖掉自己珍爱的田黄石(见《岁寒三友》)；王淡人甘于清贫却急公好义(《故乡人——钩鱼的先生》)；金大力公正厚道(《故乡人——金大力》)，以及画家季民与果贩叶三生死不渝的友情(《鉴赏家》)，都继承了传统的伦理思想中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

这种朴素的道德理想，也被作者用作为评价当代社会生活的审美尺度之一。

沈沅在政治的压力下，寂寞中却得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的温暖(《寂寞与温暖》)；王大力舍身救列车，他的亲属由工人们自愿赡养着(《塞下人物记》)；小王的苦恼，也得到了周围人们热心的帮助，尽管时代内容的变化，使同一尺度的审美评价，所达到的效果差异很大。

但人与人之间在现实关系中的协调和近于伦理意识的感情慰藉，是作者在普通人的生活命运中，所努力发掘的诗意。

这显然是民族传统道德的延续。

至于高北溟耿介刚直的性格，他在困境中不失操守，宁可穷而不达也不肯苟合于污浊的世态，以及对师生情谊信念般的诚挚，都集中地概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与精神风貌。

这些朴素的道德理想和儒家以伦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重视人的世间关系的协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把人们的情感“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李泽厚《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中体现着这一特征，他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所表现的都不是超世间的崇高精神，只是在否定儒家思想中强调等级秩序的阶级偏见(见《鉴赏家》)和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见《晚饭花》)的同时，把其“仁爱”观念中所包含的一般博爱思想、富于实践理性精神等具有人民性的部分，艺术地再现于普通人原始的生活命运中，使传统的观念在艺术表现中获得时代感。

庄子是汪曾棋同志深爱的大散文家。

作为道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子思想中含有浓厚唯心主义的虚无思想。

但他带有泛神论色彩的绝对自由观念，却是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禁锢的重要动力，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也是历来的传统知识分子，无力反抗黑暗的现实，苟安于乱世，在痛苦中寻求精神解脱的共同归宿。

汪曾祺同志笔下的旧知识分子，往往带有这种思想特征。

他们或淡于世事，不屑为浮名俗利而“数数然”(如《鉴赏家》中的季民)；或甘于寂寞、在清贫的风雅中自得其乐(如《故乡人》中的王淡人)；也有的则性情放达，不求进取，飘逸中藏起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如《徒》中的谈壁渔)。

这些精神特点正好与他们急公好义、耿介刚直、不苟合于污浊世态的道德风貌相补充。

一方面是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

“达则兼济天下”，施及旁人；“穷则独善其身”，面对社会是消极的反抗，面对人生则是积极解脱，无所求而无所失，有所不为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完整。

作为艺术形象，这固然体现着作者写实的客观态度，同时，毕竟也渗透着作家主观的审美评价，表达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主观好恶。

这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倾向，表现在不少具有深厚古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中。

我们读孙犁笔记体的近作《芸斋小说》，常为他近于淡泊的笔调所惊异，十年动荡，亲人的生死离散、世态的炎凉冷暖、个人感情的重创、人格的屈辱，都以极平静的语气道出。

读杨绛同志的《干校六记》也有同感，女婿死于非命，家人无法团聚，结发的夫妻也咫尺天涯难得相会，这些巨大的悲苦，都在悠悠不迫的文字间释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格调，真有“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境界，也同样体现着古文化的精神，使人唱然而惶惑。

另一个女作家宗璞，她广泛借鉴西方小说技法，极具深度地正面刻划了一个时代动荡的，知识分子精神的压抑与心灵的痛苦，也依然可以从中感到古典文化的脉搏在跃动。

应该指出的是，汪曾棋同志的小说中，即使是在人生的范畴内，他对老庄思想的接受也是有选择的。

这不仅表现在他写了很多热情进取的市民形象，肯定了他们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秦老吉一家的勤劳进取(《晚饭花——三姐妹出嫁》)、高大头带点无赖气的斗争勇气(《皮凤三植房子》)，都体现了与知识分子甚为不同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作者对老庄思想一定程度的批判。

而且，他常取庄子寓言的旧境，开拓新意，思想的内核已经改变，大都只保留其美学的形式，他小说中有几篇是以庄子散文的章句为题辞的，当属于这反其意而用之的一类。

《复仇》的题辞引自《庄子—达生》：“复仇者，不折镆千；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但小说全然没有逃遁避世的消极情绪，反而在诗的意境中，表达了人与人之间谅解友善的美好理想，而在绝壁处开路的象征意象，则赞美了探索者的勇气，体现着积极入世的精神，与庄子逆来顺受的原意背道而驰。

《徙》的题辞是庄子《逍遥游》的名句，作者以它来寓示知识分子追求事业的抱负，情节本身所表现的社会批判内容，也完全超出了庄子“有待”与“无待”的玄妙哲理，强烈地表达了他对旧时代的激愤。

汪曾棋同志的另外几篇小说，则简直可以说是对道家无为哲学的嘲讽。

老鲁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四十年代的战乱中，实在带点阿Q式的麻木(《老鲁》)；扬州人的潇洒超脱加速了他落魄的命运(《落魄》)；鸡鸭能手们庖丁解牛式“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的高超技艺，也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

这几篇写在四十年代的小说，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战乱中的社会风貌，无论是市农兵商，还是一般教员都生活在老庄混茫的气氛中，但不幸的命运本身却激发着人们无可奈何的悲悯。

作者对佛教的态度，要比对儒、道单纯得多。

《受戒》是他作品中非常独特的一篇。

作者通过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纯情的初恋，把“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的佛地净界与生气盎然的世俗生活联系起来，人间的烟火气弥漫在寺宇内外。

他无意于宗教对人的异化，而以幽默的笔触，着力描绘宗教环境中世间化的一面。

他写出了和尚们诸多的人生向往，以为他们的生活与普通人并无两样。

在肯定世俗化的僧侣生活的同时，也就否定了佛规佛法。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原本消极出世的超然态度，在这特定的生活氛围中，完全变成了对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宗教制度的嘲讽。

而乐观的、入世的生活意趣则和作者所肯定的市民意识相联系，应属于民间文化思想的成分，也突出着这个时代的乐观精神。

除此之外，汪曾棋同志的小说中，只有《复仇》里还出现过一个和尚的形象，而这个和尚虽然佛门装束，说的却是颇为现代的警策之语，作为智慧与善的精神象征，他显然已经超出特定的环境，何况小说的题辞又是庄子的文句，仇雠和解的主题，也与儒家“仁爱”的思想相通。

由此也可以看出，虽然儒、道、释三家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组成，对他的小说创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互相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其中儒道的影响很大，而佛家则很小。

儒道之中又以儒家的影响最直接。

积极入世、注重实践的儒家思想决定了他小说中基本的伦理意识与道德标准，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中，也体现在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信念里，形成了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社会功利特点。

退避出世的道家思想则集中在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中，也存在于下层穷苦人民混茫麻木的生活气氛里。

对于前者的封建礼教等封建性糟粕，对于后者哲学本体论上的虚无，作者都进行了剔除和扬弃。

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的无所为(作品里主要表现为有所不为)看似对立，却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形成他基本的审美理想与道德尺度。

以伦理为核心的审美理想构成了汪曾祺同志小说重教化的主题特征和特定的社会功利效果；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庄子哲学，特别是其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主义精神，则影响到作家基本的审美态度。

他长于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在他们平凡的生活命运中发掘淳朴的诗意；他同情人生的普遍苦难，又常止于一般的感慨，以达到认知为目的；他能“贴着”自己的人物，逼真地刻划出他们的性格心理，又始终与他们保持着很大的审美距离；细致的观察与冷静的描述，以及含蓄的语气，都体现着传统美学中“静观”的审美态度。

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秋日偶成二首》)，正是对这种兼糅儒道的审美态度的形象概括。

儒家虽然讲“仁爱”注重现世性的伦理实践，强调艺术的社会功利性，但在审美趣味上，与以超功利近自然为至高人生境界的道家，原也有其相通之处。

即使是主张入世、为恢复周礼而急急乎游说四方的孔子，在人生最高境界的理想中，也带有无功利淡人事崇尚自然的态度。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样放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也是孔子所唱然首肯的。

这是看似对立的儒道，能够在审美态度上统一起来的人生观基础。

汪曾棋同志重视小说创作的教化作用，又欣赏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都部分地体现着这种儒道协调的审美态度。

“顿觉眼前生气满，方知世上苦人多”，广泛地同情普遍的人生苦难，又止于一般的感慨，冷静细致的观察与含蓄的评价，这种平和委婉的态度，也代表了具有古文化修养的部分老作家共同的倾向。

从这个角度，对我们理解和欣赏孙犁等几位作家的美学风格，是不无益处的。

相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了他们相近的人生态度与审美态度。

反之，从他们相近的美学趣味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理心态。

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历史道路，对现实的感受与认识也各不相同，无论是人生态度还是审美趣味，都必然会有明显的差异，不必硬性划一，也无需彼此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