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

日本文学古代文学据中国《三国志·魏志》和《宋书》记载，日本于3世纪和5世纪前后从地区性的小国家群逐步走上统一的古代国家。

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与大陆生产技术及文化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

特别是5世纪汉文字的传入和使用,对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使用文字以前，约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已有口头文学流传，后来记载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歌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均为早期口头文学作品。

奈良时期文学7世纪中叶，日本社会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大化革新”。

这次变革结束了“氏姓制度”,确立了规模完备的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

8世纪初，元明天皇和铜三年(710)，迁都奈良，进入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奈良时期。

是年在天皇□命之下，先后写出《古事记》(712)与《日本书纪》(720)。

这两部著作，特别是《古事记》，含有许多形象生动的神话与传说。

两书还收有200余首古歌谣（统称为“记纪歌谣”）。

两书的编写者由于企图达到说明天皇出自神的世系的目的，不免纂改这些神话与传说。

但它毕竟以文字将上古时期日本民族富于美丽想象的口传文学保存了下来。

较上述两书稍晚，由各地方官吏编纂的“风土记”,如《出云国风土记》、《播磨国风土记》等,其中也含有各地区的一些片断的古老传说。

这类风土记的故事情节一般简短，但颇富于生活气息。

《祝词》、《寿词》是古代祈祷性质的宗教文学，它们成书较晚，被收集在10世纪的《延喜式》等文献中，具有古代韵文所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歌谣的韵律美。

ljydp8世纪中叶,出现了一部由日本人所写的汉诗集《怀风藻》，虽然这些汉诗形式上大多是模仿中国六朝诗体，但许多作者是有名的和歌作者。

汉诗对日本的民族诗歌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8世纪下半叶，和歌总集《万叶集》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民族诗歌已从不定型的古歌谣发展为定型的和歌。

这部集子收和歌4500余首，其中由31个音节组成的短歌，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说明短歌从和歌定型时起，就是主要的表现形式。

《万叶集》收集有“东歌”这类珍贵的民谣与民歌以及“防人歌”(戍边兵士之歌)等。

集中具有姓名的作者共300余人。

其中有以写宫廷挽歌著名的歌人柿本人麿(约662～约706)和著名的《贫穷问答歌》的作者山上忆良(660～733)。

《万叶集》中的和歌以雄浑真率见长，这是由于当时的作者善于从古代民歌吸取营养之故。

平安时期文学8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日本历史进入平安时期，是为古代天皇制贵族统治的后期。

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

平安初期的贵族政权还未失去处于上升阶段的活力,以后转入由藤原氏推行“摄关政治”的时期,古代天皇制国家逐渐显露出不可克服的矛盾。

大土地私有制的庄园经济，冲击着天皇贵族政治的经济基础“公田制”。

在藤原氏专政下的宫廷贵族日益腐朽，农民大批逃亡。

地方豪族势力和由地主武装形成起来的武士阶级，力量日益壮大。

到了这一时期的末尾，武士阶级进入中央政治舞台，终于结束了古代贵族统治。

桂本《万叶集》卷四抄本自8世纪以来，日本开始与中国正式往来，不断接受中国隋唐文化的影响,到9世纪初，出现了所谓“唐风文化”和汉诗文极盛的时期。

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作于810年。

其他如敕撰的汉诗集《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汉诗汉文合集《经国集》(827)等，相继出现。

由平安初期起，日本民族利用汉字的偏旁，逐渐发明出假名文字（以音节为单位的表音符号）。

假名的发明，为日本民族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早出现的用假名书写的《竹取物语》（成书年代不明，约在10世纪最初的几年），是一篇带有神异传奇性的故事。

它的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较之古老的神话与传说，有了明显的发展。

另一部敕撰用假名书写的歌集《古今和歌集》，成书于905年。

以后，不断有□撰的和歌集出现，如《后撰和歌集》、《拾遗和歌集》等。

平安时期的和歌，已失去《万叶集》时期那种丰富多采的内容和浑厚真率的风格，日益崇尚技巧，内容着重于追求贵族的“风雅”趣味。

这一时期的和歌已成为吟咏风月和恋爱赠答的工具。

10世纪中相继出现的文学作品有：纪贯之的散文纪行《土佐日记》(935)，带有神异情节的描写宫廷贵族生活的《宇津保物语》，具有“歌话”性质的小故事集锦《大和物语》，描写贵族家庭生活的《落洼物语》等。

这些作品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做了相应的贡献，也为下一世纪集物语文学最大成就的《源氏物语》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源氏物语》出现于11世纪初，作者是宫廷女官、中层贵族出身的紫式部。

这部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平安宫廷贵族的生活，揭示了贵族妇女普遍遭受的痛苦与不幸。

作者的创作方法、作品的批判精神以及艺术技巧都远远超出同时期其他作品，成为平安文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巨著。

在《源氏物语》出现以后，这个时期的物语文学只有一些模仿性的作品。

其中有一定特色的，在散文方面，只有与《源氏物语》同时出现的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以及历史文学作品《大镜》。

平安末期，由于佛教日益浸透到民众中去，产生了许多“佛教说话集”。

这些佛教说话逐渐演变为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世俗说话”。

在这方面，《今昔物语》中的许多“世俗说话”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文学已脱离了反映贵族生活的樊篱，开辟了新的描写领域，并且摒弃了描写贵族生活的“王朝物语”式的那种缠绵婉约的文体，创造出一种粗犷刚劲的“和汉混淆”文体，为日本文学语言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镰仓时期文学12世纪下半叶，日本社会进入了重大历史转折期。

平安时期的贵族统治，摇摇欲坠，终于在12世纪末由武士阶级取代了贵族阶级的统治，在镰仓建立了统治全国的政权，史称“镰仓幕府”。

镰仓政权一直延续百年之久。

镰仓时期是由古代向中世纪、由贵族统治向武士统治过渡的时期，充满了新生事物与行将灭亡的事物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由于当时社会激烈动荡，佛教净土思想大为流行，当时文学创作仍然掌握在贵族中的知识阶层手里。

有一些人对本阶级的没落深感悲哀与惋惜，对新生事物，对武士阶级的兴起，又感到惊异与赞叹。

这种复杂矛盾的态度和佛教的净土思想，贯穿在这一时期的散文和“军记物语”中。

另外一些贵族出身的歌人，则沉湎于不问世事的唯美的境界中。

这主要表现在大量和歌创作与和歌理论的流行上。

三条西实隆手迹《源氏物语》桐壶卷跋本时期初期,失去了政治实权的中央贵族热中于“歌合”(一种和歌比赛)，以填补他们精神的空虚,但这种活动促进了和歌理论的发展。

藤原俊成的《古今风体抄》及其子藤原定家(1162～1241)的《近代秀歌》和《每月抄》，成为和歌评论史上的重要著作。

《方丈记》出现于本时期初，作者鸭长明(1155～1216) 是中层贵族出身后来为僧的人，作品表达了作者的消极隐逸的思想，文章以洗练著称，对以后散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是“军记物语”。

首先出现的“军记物语”是《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均产生于12世纪20年代）。

这两部作品反映了平安末期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写出了武士的精神面貌。

“军记物语”中，最能代表时代特点的是《平家物语》。

这部作品抒情与叙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篇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

作品中塑造的英雄群像，长期成为日本人民喜爱的典型。

这部作品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艺──戏剧、小说、曲艺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它的韵文散文兼用、和汉混淆的文体，对以后的文学语言产生极大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文学中世纪的第二个阶段，为南北朝时期，大约起自14世纪初，至14世纪末止。

南北朝时期是彻底清算贵族残余势力的时期，整个时期不断发生战乱，旧的权威不断被摧毁，而新的权威犹在树立过程中。

统治阶级力量在不断减弱，人民力量不断兴起。

在这种形势下，民众演剧与民众诗“连歌”相继出现。

起源于这个时期的民众戏剧“能”与“狂言”，到室町时期大为兴盛。

早在奈良时期，由中国传到日本的“散乐”(亦称“猿乐”、“申乐”)经过平安时期，逐渐从单纯的俗乐演变为含有多种杂艺的表演艺术。

到14世纪，逐渐向两个方向分化。

一种演变为以音乐、舞蹈为主的“能”（亦称“能乐”），一种演变为以科白为主的笑剧“狂言”。

从“狂言”中的许多主要剧目“大名物”来看，剧中的“大名”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近畿农村的“名主”（“名田”的主人，即地主阶级）形象。

这时“狂言”与“能”还处于初兴阶段，如“狂言”一般都还停留在即兴演出的阶段，它的脚本还没有固定下来。

这一时期人民力量的昂扬，使得在平安时期作为贵族之间“歌合”余兴的“连歌”,逐渐浸透到民间去,成为贵族、僧侣、武士、町人各阶层广泛喜爱的、带有社交性的集体文学创作活动,连歌的宗师有二条良基(1320～1388)、救济(1284～1378)等人,作品有《菟玖波集》(1356)。

在散文方面，出现了吉田兼好(1283～1350)的《徒然草》（14世纪20年代）；在物语方面，出现了《曾我物语》。

前者是由100多段的小章节构成的随笔集，对后世的日本民族思想的形成很有影响；后者是一部最早的描写传奇性的个人波澜起伏、悲欢离合故事的作品。

曾我兄弟的复仇故事，成为后世戏剧的重要素材之一。

室町战国时期文学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史称室町时期,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史称战国时期。

这200年间,政治上，是从幕府的集权统治逐渐走上各封建主分立的时期。

经济上，自平安中期以来的庄园制逐步被消灭，代之以不断发展的地区经济。

这一时期民众力量不断高涨，民众思想十分活跃。

在文学上,前一时期兴起的连歌,仍在不断发展。

著名的连歌师饭尾宗祗（1421～1502）著有《新撰菟玖波集》(1495)。

另一个连歌师、俳谐师山崎宗鉴(1465～1553) 著有《新撰犬筑波集》（又名《俳谐连歌抄》），说明连歌正逐渐向滑稽幽默为主的“俳谐连歌”方面转变。

此时连歌已逐步为近世的俳句的兴起准备条件。

“能”与“狂言”有了飞跃的发展。

既是“能”的演员、又是剧作者的观阿弥(1333～1384)和世阿弥(1363～1443)父子的出现,使“能”的词章(通称“谣曲”)达到了集大成的地步。

世阿弥所著的能乐理论，通称《世阿弥十六部集》，成为日本民族表演艺术、古典戏剧理论方面的权威著作。

“狂言”从作为演“能”的附随物，逐渐定型，有了固定的脚本。

现存的狂言脚本《狂言集》是在17世纪以后由各流派的艺人整理出来的，大约有300出。

从这些脚本中可以窥见“狂言”的幽默、讽刺精神。

江户时期文学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史称江户时期。

诸侯分立的局面，由德川幕府进行了统一。

幕府实行了“幕藩体制”，建立了世袭的封建等级制度，并加强了对民众的思想统治。

自室町时期起，全国就已经建立起地域经济，加速了货币的流通，城市工商业也逐步壮大。

以大阪、江户两大城市为中心的町人阶级（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巨大力量，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