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_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

对这一时期的一些强宗大族，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士族”或“世族”。这些豪强大族常常与政权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名门望族为官者众多，并且世代迭出。与春秋以前不同，这一时期的官职并非世袭，而是一种举荐制的选官制度。但是，名门望族相互联姻，结为世交，相互护持，举荐者与被举荐者通常都是世族大家之人，甚至根据门弟选官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化了。以至牒谱之学大兴，“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说。除这些与政权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士族、世族外，一般百姓也多有举族聚居者，称为庶族。也就是，宗族聚居是西汉至唐相当普遍的人口聚居格局。不过，“士族”、“世族”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
2、士族、世族宗族
西汉二百余年（公元前207年到公元25年）和平环境，养育出了一些宗族。不但分封或派往各地为官的刘姓皇族不断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刘姓宗族，其他权贵的宗族也逐渐形成，构成了一种豪强势力。西汉中期以后，儒学的独尊也促进了古代宗族功能的复苏，而对儒学的吸收，使豪强宗族的成员文雅化，一些豪强大族的成员进入了国家官僚体系，把持各级政权，“士族”开始形成。在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宗族的力量已经显露出来。与秦末不同，这一时期，很多武装集团的核心是由宗族部队构成的。例如，由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秀领导的武装集团中，就有许多刘氏子弟，而率宗族、子弟、宾客先后归附刘秀的河北豪强，则是这一集团最终取得政权的有力支柱。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
作者：刘凤芹先生、王询先生
[摘 要] 本文简要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古代宗族聚居历史变迁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主要的变化，宗族聚居“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的情况，进而用较多篇幅从人口迁移、迁移后的同族集聚和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了形成宗族聚居地域间差别的原因。
进入春秋时期，分封制度难以为继，宗法制度随之松驰。西周末年，一些诸侯逐渐坐大，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征伐诸侯之力，而在各诸侯国内部，宗法制度的控制力也大为减弱。进入春秋晚期，封建制度崩解，宗法制度离析，乃至正当其时的孔子有“礼崩乐坏”之慨。诸侯之间征战不已，强者吞并弱者，“王道”渐为“霸道”所取代。实行“霸道”并在与其他诸侯征战中不断强大起来的少数诸侯，上对周天子不敬，甚至问鼎之轻重，下对士大夫实行严厉控制，有目的削弱士大夫宗族的力量，于是，各诸侯国纷纷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及分封制度，利用各种机会变贵族封地为郡县，乃至实行“编户齐民”，打破了士大夫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基本单位。因为，只有打破内部一体化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直接面对国家政权，才能实现国家更高程度的一体化，维护国家的集权统治，并在对外征战中动员全国力量，战胜同样实行“霸道”的其他诸侯国。显然，实行这种“变法”改制最为彻底的是当时的秦国，而正是秦国，最终在争霸中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大一统的秦朝。
历史上的所谓“宗法制度”，是西周时才完善并达到全盛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王国维在1917年发表的《殷周制度论》中断定商人无宗法制与嫡庶制[4]。陶希圣也认为，西周以前没有完整的宗法[5]。商末以前，嫡长继承还基本是自发的，并未自觉确立为制度，“兄终弟及”在商代王位继承中时有发生，其他贵族更是如此。到了商末，才正式确立嫡长继承制，到了西周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但在西周，“礼”是“不下庶人”的，也就是说，只有贵族才具备宗法制度下的宗族，当然，贵族的宗族之下也有小家庭，但按照宗法制度，宗族对这些小家庭具有支配地位，小家庭依附于宗族。至于平民，则只有小家庭，无宗族聚居，也不行宗法，而是以小家庭为单位依附于贵族宗族。
3、庶民宗族
北宋重新建立统一政权后，为宗族的重新发育成长带来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志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宋儒及其明清两代的后继者则为宗族的重建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的改变为宗族复兴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和行动的空间，宗族自身利益的诉求则为其提供了微观动力。由此，宗族聚居在一些地区得到了复兴，并在明清两代有所发展，宗族的形态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关键词] 宗族聚居；宗族形态；历史变迁，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
《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1]。也就是说，宗族是指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不包括由婚姻关系联结而成的母族、妻族。这是有关学者们最为普遍接受的关于宗族的定义，也是本文所采用的定义。宗族是一种传统组织，但是，宗族聚居的程度，宗族的形态却是流变的。现在一般所说的宗族或家族，其形态是宋代以后形成，至明清达到全盛的。因此，我们现在所指谓的所谓“传统宗族”或“宗族传统”并非上古的传统，而是宋代以来的传统。本文将阐述中国历史上宗族聚居情况的变化，对不同时期具有普遍性的宗族形态加以简单的比较，描述中国南北方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的强弱差异，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的同时，且对豪强大族也做出了很多让步，豪强大族也进一步“士族化”。又经东汉近二百年（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成长，到东汉末年，豪强大族，特别是一些成功地实现“士族化”，把持各级政权的豪强大族已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宗族的力量更加显露无疑。在各大武装集团中，无不包容了诸多强宗大族。东汉末年的袁绍、袁术、孔融等集团是这样，魏、蜀、吴三国也是如此。在曹操集团中，曹氏宗族、司马宗族，以及其他一些宗族，如有关文献中常被引述的许褚、李典宗族。陈寿著《三国志.魏书.许褚传》云，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李典传》说，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7]。孙吴政权的基础是江东大族。而刘备的蜀汉政权除利用现成的宗族力量外，还采用了刘关张三结义的拟亲形式。
两晋南北朝时期，强宗大族聚居格局更是达到了全盛状态。和平时期，这些大族聚居一处，经营财产，兼并土地，吸纳部曲，出仕为官，不断壮大宗族势力。战乱时期，则或者构建坞堡，聚结自保；或者举族流亡，迁移他乡；或者投入更大武装集团，一些宗族成员成为一朝一国的文臣武将。当时的中国北方，大宗族聚居比比皆是，一逢战乱，则坞堡遍布，由北向南迁移的宗族大队部众不绝于途。如《晋书》所载：“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苏峻传》），“关中堡壁三千余所”（《苻坚载记》下）。西晋八王之乱时，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晋末“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晋书·祖逖传》）[8]。《太平御览》上则有：“冀州郡县，堡壁百余”[9]。这类聚居、屯聚或举族迁徒者人数常达数千，乃至数万。
宋以后，历代政府也对宗族采取了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很多文献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权组织“到县为止”。这一概括似乎过于简单化。自中国实行郡县制后，秦汉时期，曾设有“三老 ”、“亭长”等“乡官”。此后，乡里制度不断变化，但在很多时期，仍有“乡官”。只是到宋代才“完成了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化”[10]。且不论秦汉至唐代的“乡官”是否属于官，至少可以认为，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宋以后的乡村与国家正式政权组织的联系更为间接，“乡官”的地位也逐渐下降，说“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是道理的。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是由士绅治理的。这些士绅当然是与其所属宗族相联系的，在宗族聚居的地区，士绅通常也是宗族的代表，并且常常同时具有族长等宗族领导者的身份。因此，士绅的治理也即宗族的治理。而国家政权实际上认可了宗族的某些地域性治理权，包括赋役的组织、教化活动的实施、某些司法权力。当然，其中一些权力并非政府明确宣布，但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对宗族内部事务的治理权常常给以一定的尊重，“无形中使得宗族有了政府认可的某种自治权”[11]。在某些时期，国家甚至明令给予宗族某些权力。如雍正四年（1726）规定：“地方有堡子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12]。翌年，雍正帝更在实际上给予了宗族组织对于族人的生杀大权，谕曰：“嗣后凡遇凶悍不法之人，经官惩治，怙恶不悛，为合族之所共恶者，准族人鸣之于官，或将伊流徙远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处治，至于身死，免其抵罪，著定议具奏”，刑部随遵旨定例[13]。
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官僚制替代宗法制，以及“编户齐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秦统一六国后，直至汉初，除少数六国旧族外，中国很少有大规模聚居的宗族。以小家庭为基本社会组织，很少强宗大族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至西汉中期。秦末天下大乱，诸多揭竿而起武装集团中，基本没有主要依靠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化军队，更多的是利用地缘关系和其他故旧关系组织起来。例如，陈胜、吴广起义的基干是征发到渔阳屯戍的闾左；项羽集团的主力是“江东子弟”。刘邦集团的核心人物，如萧何、曹参、卢绾、王陵、周鲽、樊哙、夏侯婴、任敖、周昌与周勃等人都是刘邦的同乡或故旧，绝少刘姓宗族子弟。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说：“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所分封的诸侯王中，与刘邦同宗姓者只有刘贾和刘泽二人。不过，异姓功臣封诸侯王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了只封刘姓王，不封异姓王[6]。
一、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
1、宗法制宗族
如前所述，宗族是“父之党”，“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当然没有宗族。一般认为，宗族发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2]。考古资料发现，在中国的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中，许多小屋与个别大屋并存，显示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一文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反映的都是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小家庭。并推断，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之际，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系群体开始形成，这种群体曾经是介于氏族和家庭之间的一种次生的血缘组织，也就是说，当时有家庭、宗族、氏族三层组织[3]。从传说中部落间战争的频繁情况看，当时在氏族、宗族、家庭三级组织中，是以氏族组织为主导的。至少可以认为，氏族强于宗族。不过，在文字史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以至有了甲骨文的商代，历史的细节已失。
西周的宗法社会是与分封制相联系的。在分封制下，最高统治者为周天子，天子将其诸弟、诸子及一些功臣等分封为诸候，诸侯分封其诸子及一些家臣为卿(大夫)，卿 (大夫)分封其诸子及一些家臣为士。各级当权者同时也是宗族的宗子，并实行嫡长继承制。各级宗族对上称小宗，对下称大宗，“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这样，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型宗族结构。各级宗主同时领有封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等各种权力。天子的领土称天下，诸侯的领地称国，卿(大夫)和士的领地称为家（在这里，与国对称的士大夫之“家”同时是一个政治单位，拥有对领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各种权力，因此，有孟子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之说）。各级领主形成层层依附的政治和宗法隶属关系。从而构成了家、国一体，政权组织与宗族组织合一的庞大层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