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二：布尔迪厄----国家精英

读书笔记二：布尔迪厄----国家精英

作者：Miles_78 提交日期：2005-11-28 23:27:00
贫者永贫，富者永富
----学校与权力场域的再生产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的代表作，场域是该著作的核心概念，副标题“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概括出场域的基本概念----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它展示的是由不同的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惯习、习性、行动者、位置以及资本和权力是场域的基本构成。在我阅读过程中，惯习和习性如何区分，很费一番力气，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惯习意义在于个体出生和生活的环境所带来的在学业和职业选择上的实践活动----“判断力并不是意识的理智活动，确切的说，并不是以在按照某一计划建构起来的若干可能性中进行果断选择为目的的某种意识的理智活动，而是惯习（habitus）的实践活动（序言 p3）”，通过自己内在确定性----自然倾向（conatus），惯习使自己得以永存的倾向就是使某一特殊的身份得以永存的倾向。因此，惯习的自然倾向是再生产策略的原则（维持现状，谋求高位发展），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就在于维持间隔、距离、等级关系，并且在实践中（并非自觉的、有意识的）促进对构成社会秩序的差异体系进行再生产。惯习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体符合社会结构的先天获得的心智结构。而习性则由后天获得，体现在学业和职业选择、观点立场上的偏好，并由此构成偏爱体系，同样也作用于社会身份等级与秩序的再生产。惯习和习性无法用明显的界限来分离，两者互有牵涉。
一、学业分类及其神化过程
布尔迪厄出身并非上流社会，在获得身份认可的过程中，对先赋地位对于个体的影响感受深刻，因此他提出了个体占据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于个体在学校场域和权力场域中获得成功的重要性，并且描述了学校场域和权力场域如何相互作用而进行再生产。学业分类及其神化过程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一步。
在第一和第二部分，重点在于说明学校是如何通过学业分类让个体接受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身份认同。依据布尔迪厄的方法，我们需要把视线放到整个学校场域之上来进行观察，学科之间的差别和共同之处，以及其与权力场域的联系----“学科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它们与文化的联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征象（p18）”，“个人与学校、与学校传播的文化、与学校使用和要求得语言之间的联系，取决于在他的模态中（modalite），他家庭的社会地位与学业空间之间的距离，以及他在这个体系中幸存（survie

）下来的一般机会，就是说，取决于他达到在客观上与他出生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某一特定的学业位置的可能性”。对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个体的作用，则体现在人们对“早熟”的崇拜上，父辈所提供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能够帮助个体尽早的获得成功（无论是学业上的还是事业上的）----有的人在18岁便可以在某一领域闻名，而有的人只能等到50岁，“这导致了学校忽视了获取知是的狭义的学业活动……早熟（precocite，一种社会建构）被大大的提高了身价（p33）”。
权力场域地位的不同，是个体在选择学业类别时的重要因素，另外，学校场域在运行过程中也强化着这一区分。“学校（机构）的意图和愿望只有通过单个的行动者才能够实现……他们的习性会‘激活’与位置有关的内在倾向（p42）”，“一方面是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另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智结构，这两种结构之间存在的对应性使我们能够作出结论----正是通过教学机构的结构和教学活动，人们才能反复灌输，强制推行构成感知、判断、思想和行动结构的图式（p50）”。人在这样的场域之中只能服从于自身存在的结构之中，并遵循结构的规则，身不由己（疯癫（aliene）的无意识的摆布），“处于等级化了的学业位置上的行动者的序列反过来又构成了将继承所得的资本转化为学业资本的主要机制之一（p63）”。个体的惯习和习性导致了他在选择学科类别时的一致性，一般来讲，父辈远离权力场域中权力极点的个体选择的学科导致的职业也远离权力极点 。这里布尔迪厄提到了教师群体尴尬----“（教师子女的）这些习性的根源就在于教师在组织权力场域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等级中，以及在知识权威与声望等级中所处的中间位置：在作家和艺术家眼里，他们太资产阶级了；而在‘资产阶级’眼里，他们又太‘知识分子’了（p86）”。
如果说教学机构和社会权力场域的力量使场域中的个体依照自身的位置寻找到符合自身的学业类别的话，那么精英学校的责任便在于将这种定位合法化，即通过“圣职授任礼（ceremonie du sacre）”的形式，将学业分类神化，“精英学校的技术职能所产生的效应难道不就是掩饰学校履行其礼仪性排斥的社会职责，并且赋予圣职授任礼以理性的合法化的表象？（p115）”，“所谓‘精英学校’，就是负责对那些被召唤进入权力场域的人（其中大多数都出生于这个场域）进行培养，并且对他们加以神化的机构（p116）”。神化的实施便是通过精英课程来进行，并且在精英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学生又将再次分化----“精英课程（filieres nobles）的

存在所产生的最隐秘的效应毫无疑问是与教学结构中的二元性（dualite）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两类教学机构（如，大不列颠公立学校和普通中学----类似于我国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系统性对立关系中产生了它们各自的独创性、彼此的差别（积极或消极），以及它们传授给自己产品的象征性价值（p160）”。
在完成了学业分类之后，学校的工作便在于将这种分化（或者说学生群体众扩大了的原始差异）合法化，“学校只有在对那些已经转变了的人进行说教的时候才能够取得彻底的成功（p176）”……“这项权力（合法分类）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证书（学历证明等），所谓证书，就是权力机构颁发的关于能力的证明，就是对证书持有者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能力进行但保和认证得社会委任书，是以对发证机构的集体信仰为基础的信誉称号（p204）”。当然，这些所必需获得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能力是统治者强行规定的合法能力。
二、名牌大学场域的结构----现状与历史
教学机构起着学业分类和神化学历等级的职责，它自身的场域结构也随着社会权力场域的要求变化，第三部分，着重强调的是名牌大学场域的现状与历史演变。首先我们来考虑场域的边界问题，场域的边界无法确切的定义，只能说是场域效应停止的地方，“场域效应的存在……是所有行动者和机构作为场域运作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凭借经验确定场域边界的最可靠的一种方法……（p229）”那么学校的场域作用边界即在于学生个体的学业类别选择及其引导，“（高等教育机构场域和名牌大学次场域（sous--champs）的社会效应影响到）学校向学生灌输的（美学、伦理合政治学方面的）习性，一般都与他们出身的家庭反复灌输的习性最为接近，与这所学校将使他们通达的权力场域中的位置所要求和强化的习性也最为接近（p233）”。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大多会进入相应类型的学校，如教师子女进入师范院校；高级公务员子女进入国家行政学院；工商界老板的子女进入高等商学院。这里描述的只是一个整体的情况，当然也会存在特例，但是布尔迪厄指出这些进入了“不应属于”自己的学校的学生会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要么被该学校次场域中的习性所同化，要么被排挤。
各种不同学校确定自身合法性的方式是通过制度仪式化过程完成的，“制度仪式化的作用与官方任命行为类似----划定群体边界，安排群体的秩序……不同学校的大、中学教师学衔所确保的神化作用倾向于将被录取者从前途未卜的状态中解救除来（p257）”。通过仪式，将每个被录取

者以后的职业走向明晰出来。这多少在我的发展心理历程中有所体现，不情愿而又无能为力。学业类别空间的划分原则包含在社会再生产进行社会分工本身的结构中。这也就是制度化仪式的力量所在，“制度化的礼仪强制下的象征性鸿沟总是无法让人清楚的辨认出来，或者让人既无私心，又无保留的认同（p259）”。
名牌大学始终处于教育场域中的支配极点（pole domminant），所有大学在该场域中的位置是由其继承所得的文化资本的总量来衡量的，而在名牌大学内部则还需加入资本结构（技术性因素：技术性群体和行政管理群体的对立）的考虑，这与权力场域结构是相对应的。在大学的场域中，场域结构似乎是一种交叉，拥有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个体居于两个极点，而处于中间位置的是既拥有经济资本，又拥有文化资本的社会类别，如，高级官员的后代。
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往往会迫使个人认同其价值，如果它们有助于发展与具有这些资产特征的社会位置相适应的习性。这里涉及到偏爱体系，即一种习性所决定的选择优先权，“这种优先权（priorite）是一种客观所予，它存在于生存条件之中，而这种生存条件则是与特定的位置、文化或经济、艺术或金钱相关联……存在于与‘教权’或者与‘俗权’相关联的生存条件之中（p276）”，这种关联内化为实际偏爱的结构。在布尔迪厄看来，是学生的习性决定了其在高等教育机构空间分布的差异化原则，这种习性，或者说偏爱体系的获得是与其继承所得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教学机构在这里又同时开始扮演着对社会资本（这里特指情感）在生产的角色，“教学机构实施的聚合性隔离（segregation agregative）或许就是情感社会构造的最有力的操纵者，而同窗之间的友情或者爱情，正是社会资本这一珍贵的资本类别在结构上呈现的一种最可靠、最隐秘的形式；这里的社会资本就是同学关系……（p315）”
同窗的感情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象征性资本的表象，名牌大学在通过仪式宣扬自身的同时也增强了个体对群体精神的信仰（这些仪式虽然有时候虚张声势，但是往往能使一个机构渐渐提高它的自认的高度）。这里我们可以描述出群体精神产生的过程：象征性资本的垄断可以将不同的学生族群（名牌与非名牌）等级划分；通过被认同造成象征性资本的集中；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利益和声望等资源可以被共享 ，并且仰仗连带关系形成群体精神。当然群体精神需要对群体的保卫，占据霸权

占据霸权位置的机构对其他机构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这种吸引力不能超出一

定范围，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这个群体进行保护性封闭，比如拒绝在吸纳新的成员。
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对教学机构场域的大致认识，其中权力的体现，关键一项是通过神化达成，或者通过降尊、贬黜、象征性贬低来发挥其效应。另外还应该看到“高等教学机构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任何一种霸权位置在数量上和价值上的增加都必定伴随着开启通往这些位置的有关的教学机构价值的增加，反之亦然（p397）”。中国目前高校所面临的困局便可以用这样的解释来说明，热门专业的增多往往是和巨大的实际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当其不再热门的时候，群体就会进行自我保护。
作完这样的论述以后布尔迪厄终于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场域概念的简单描述：（根据朴素的理论嗅觉）场域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空间，即由相互排斥的惯习联接起来的所有位置（p405）。
三、权力场域的变化与国家权力及其支配者
在讨论完高等教学机构场域以后，布尔迪厄最终还是将视线投向了与该场域相通，但又似乎具有更层次的权力场域。“就其结构而言，权力场域就是力量场域，它是由不同的权力形式或资本类别之间的力量关系决定的（p457）”。高等教学机构场域的力量体现在于它对不同社会类别的再生产，因此也就决定了它的发展必定要参考权力场域的变更。权力场域内的斗争取决于不同类别资本之间的“交换率（转换率）”，“取决于所有这些策略旨在维护或者改变的东西本身（p457）”。
偏爱体系（systemes de preferences）的形成，或者说价值准则的体系，是由于人们获利机会的结构的内在化，而获利机会是人们所持有资本的总量和资本的结构中所固有的，因此需要寻找合理的理由来论证自身偏爱体系的合理性。权力，因此成为一种最可靠的依靠。在权力场域中，主要等级化原则是经济资本，而文化资本是次要原则，那么根据文化资本建立起来的场域结构分布中，不同场域是按照逆向的等级排列的----从艺术场域至经济场域。
权力场域的原动力在于“为了争夺支配其他权力的权力而展开的整个斗争的逻辑，都由于两个巨大的变化而被改变----1.与经济特性相比，学业称号的影响相对得到加强；2.因为官僚主义式的大文化提供保证的技术称号衰退，在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中，某些称号得到了发展机会（p469）”。权力场域内斗争的需要决定了再生产策略，再生产是一种各社会类别为了维持自身已有资本并谋求高位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这里，布尔迪厄将再生产策略归结为繁衍的策略、继承的策略、教育策略、预防

性策略、狭义的经济策略、社会投资策略、婚姻策略以及社会公正策略。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个社会类别，这些策略都是经常采用的。那么学业称号的价值在再生产过程中便得到了体现，“（社会财产的转移）两种转移形式：1.通过继承权由家族完全控制的转移；2.基本上完全由学校（和国家）确保和控制的某种终生权力的转移（学业称号）（p481）”。社会权力和财富的转移，都是在选拔原则的基础上完成的，这里便成就了精英的称号，在权力场域中，时间（资历）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成为精英的）时间问题，即存在方式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修炼出来的；它证明你是否能够并且善于从容不迫（p557）”。无论是争夺家族的继承权还是工商业界的头衔，都是靠资历来决定的。为此，布尔迪厄表现出了对传统人文学科在权力场域中胜出的悲观，“传统的人文科学要维持自身的价值，与其说指靠它们的行业实用性或者经济收益，还不如依靠其传播面的狭窄来给它们带来的清高的威望（p596）”。
教学机构本身便处于垄断地位，因此它与权力场域中的在生产方式不同，它遵从的是统计学逻辑，同时它也是再生产策略与再生产工具的史无前例的组合。
国家权力就体现在能对每一资本类别提供保障，并为私人占有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和象征资源（学业称号），“一旦传递文化资本的逻辑出色的履行了它的职能，人们就能够在‘天赋’中再一次找到学业称号分布的合理性，并由此进一步发掘出权力和特权分布的合理性（p684）”。因此，在布尔迪厄的视野中，国家权力是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控制过程体现出来的，而个体处身整个教育场域和权力场域，为了利益的最大化除了承认其合理还能作出什么反抗呢？

布尔迪厄的思想可谓尖锐，在其著作中更多的贡献，我个人认为在于其方法。他所提出的场域图示，在这里我无法表现出来，不过的确是可以避免过多无谓的争议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对整个场域的整体把握，我们便可以比较准确的把握权力分布以及和这些分布有关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的状况。另外，布尔迪厄的研究在实证主义研究中非常重要，其浩瀚的数据量是最让我心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