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司马迁研究专题

屈原、司马迁研究专题史上的杰出人物，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人生选择？你有何感想？屈原与司马迁的生死之路两千年的风云早已随风飘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早已湮没无闻，将帅士卒的征战厮杀也已销声匿迹，甚至于固若金汤的长城也风化侵蚀。

然而，当我们回首去感受那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感受到时代的呼吸。

这是因为，在需要伟人而且拥有伟人的时代里，文化巨人们不仅留下了时代的描述，而且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道德遗产、精神遗产。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位：一是我国第一位真正的诗人屈原，一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这是两棵树。

虽然生长的完全是两种姿态，可是却同样长得茁壮，雄姿英发，向蓝天伸展着同样的高度。

二者同为文化巨人，后者还为前者写了一篇传记，因此把两者作一番比较，意义非常。

人们普遍认为，屈原与司马迁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与其个人所遭受的厄运分不开的。

司马迁自己也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人对现实不满，所以有所希翼，现实的残酷和压抑，使人“有志不能骋”，志在于内，情动于中，发而为文为诗。

而文学成就的高下虽与苦难的程度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理想的高下。

屈原屡遭贬谪，濒于绝望，虽志洁行廉而反为累赘，成为不容于世的根源，所以他“忧愁幽思”，口吐华丽篇章。

司马迁忠心为主，仗义执言，却被下狱，身受腐刑，于是发愤有为，终能“成一家之言”。

然而，屈原与司马迁又是很不同的，突出地表现在他们面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上。

屈原选择了死亡，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奋斗。

面对两次遭流放的打击，屈原选择了一条向上的路，世浊己清，人醉己醒。

忍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始终不肯“变心以从俗”。

终于无路可走，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

对于他的反抗，我们只能表示叹服与钦敬，而不能有任何指责与议论。

他可以死，也可以活，然而他选择了死。

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遭受宫刑之后，他在破败的官邸中忍受着凄清的长夜，阵阵搅心的疼痛袭来。

一个铮铮铁汉变得残缺不全，命运的不公，无理地降临在一个汉子的壮年。

人竟要这样艰难无趣地活着吗？绝望沉重地压迫在他敏感的心头。

或许，他想到了死。

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即使他肢体完整又能怎样呢？事业上的侏儒不是与身体上的残缺一样可怕吗？黑夜惊诧了，我们突然看见他那绝望的手握住了那卷没有刻完的竹简。

另一只被寒冷舔僵的手，握紧了刀笔……面对宫刑的奇耻大辱，他虽然也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巾也”，而且痛苦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想到未成之作，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终于忍辱负重，完成了父亲留下的修史重任。

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能敬为神明。

屈原之死，是“一死以明志”，而司马迁，未死志亦明。

究其因是因为两人之志不同，所以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也不同所致。

屈原志在辅国安民，政治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当他一再受到打击，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对他来说，辞赋只是“小道”，而他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司马迁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向在于他的《史记》，在于史有所传。

所以面对苦难，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写下去。

他不能去死，屈原的死是一种壮烈，而他的死是一种屈服，徒增他的屈辱与软弱。

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了这个志向活了下来，最终他成功了。

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手术，而他的《史记》则对汉武帝实施了永远的宫刑。

他的冷静、公允、胆量，通过《史记》已经“绝唱”了两千多年，恐怕还要继续“绝唱”下去。

历史的帷幕一层层地拉上了，一个个大时代虚掩在时间的黑夜中。

而屈原、司马迁却如历史天幕上的灿烂星斗，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熠熠生辉。

屈原和司马迁的胜利“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屈原和司马迁被一句话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相似的命运不同的人生胜利让他们的传奇得以延续，让他们的精神得以发扬。

一位做了士大夫，一位做了史官，屈原和司马迁完成了他们心中的理想。

但是命运是坎坷的，他们也如此，一个远谪，一个入狱。

两个人开始了他们和命运的抗争。

汨罗江边，屈原背手而立，看着日趋繁华的皇城，看着一路流离失所的难民，看着战场上无边的白骨……他真的累了，忙碌了一生，他还是失败了。

王啊！我的王啊！你怎么会是这样啊！……他跳下去了，义无返顾，清清江水带走了他干净的身躯。

他不想再留在污浊的世间；他不想世间的污浊将他心中神圣的美好污染；他不想再看到繁华的皇城；他不想……所以他用死来捍卫自己心中的神圣，他要让江水永远洗涤他。

他去了，留下了《楚辞》和《离骚》，留下了他不屈的性格，纯白无暇的人格。

狱中，一盏小油灯亮着，灯下，一个人拿着笔写着，他是司马迁。

皇权是无上的，但他得罪了，他想：死亦何惧！但他没有选择死，却选择了苟且的活，甚至抛弃了尊严。

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事没有做完。

《史记》不可不写，他要写完、写好它。

他饭可以不吃，水可以不喝，但书却不能不写。

不知多少春秋过去了，《史记》完成了。

他终于站了起来。

望着天上的明月，笑了。

司马迁死时必是含笑而去的，人生最大的乐趣莫不是成就心中所想，他成功了。

虽然过程是痛苦的，但也值得为此大笑了。

他是伟大的，为了心中的梦，他选择了苟且的活，活得无尊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他战胜了命运，战胜了……一位江边老者，一位狱中之囚；一个为了保存心中的神圣，选择了死亡，死得壮烈；一个为了心中所愿，选择了苟且的活，活的坚强；两人是如此的相似，又是如此的不同。

他们都胜利了，屈原的死成就了《离骚》，司马迁用活谱写《史记》。

屈原的死与司马迁的生读司马迁的《史记》，感触最深的是《屈原贾生列传》。

每读此章，都会遗情想像其中有关联的两位伟大人物———屈原和司马迁。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必然面对生死，但漫漫历史长河，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生，如此强烈的碰撞与交会，依然称得震撼心灵，激荡千古！屈原生活在金戈铁马的战国末期，天下大势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凭“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的杰出才能，屈原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

左徒只比令尹低一级，相当于副总理兼外长，“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应该说，能在这样大的舞台上一显身手，也算是少年得志了。

可惜，屈原毕竟只是个“业务型人才”，感情过于激烈袒露、品格又出奇的正直,既不善和“一把手”搞好关系，也不喜与同僚拉拉扯扯，这样，在他人谗言之下，逐渐为楚王疏远。

公元前305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秦的怀抱。

屈原反对，结果被楚王逐出郢都。

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郢都。

这一切让屈原绝望和悲愤：时代悲剧与个人性格因素交织，结局也就注定了。

最终，他来到汨罗江边，抱石自沉。

这一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

有许多人为屈原的死叫屈。

的确，以屈原的卓越才能和赫赫名气，跑到其他诸侯小国，当个部级干部应该问题不大。

不愿从政，凭他吟诗作赋的高超和写材料的拿手戏，去哪个王公贵族府里当个师爷绝对绰绰有余。

就算傍个“大款”，以他在政府里长期任职形成的丰富人脉，不说赚个盆满钵满，至少日子也可以过得很滋润。

连司马迁都感叹：“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但屈原就是屈原，屈原不得不死。

这如同谭嗣同，一旦认定“中国变法当从流血始”，便义无返顾“我以我血荐轩辕”。

又如同文天祥，身在敌营也必“不指南方誓不休”，最后“留取丹心照汗青”。

虽然谭嗣同可以选择逃亡，文天祥也可选择高官厚禄，但他们就是不得不死。

这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气节！在许多时候，气节比生命更重要。

屈原在长期的流放跋涉中，饱经精神和生活上的摧残与痛苦，眼看国家破亡，忧心如焚，以他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人格上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注定了他必然选择殉国殉道。

自沉前，一位渔父劝导他：“世人都混浊，怎么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都醉，怎么不食其酒滓而喝其薄酒？何苦要坚持德操而让自己如此呢？”屈原的回答振聋发聩：“我听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自己干净的身躯，怎能让外物弄脏？我宁肯跳进江水，葬身鱼腹，也决不让自己的洁白蒙上世俗的灰尘！”屈原用“死”为中华民族树立起精神的丰碑。

作为千古一人，其巍巍人格，感召了无数中华儿女，尤其当民族处于危难时，这种感召尤为卓著。

死，使屈原的生命得以无限延续。

司马迁生之悲壮，就如同屈原的死。

一部《史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实在是一位大英雄。

司马迁受的宫刑也叫下蚕室。

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的是什么？是死。

司马迁并不怕死，但是他不能够选择死。

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是他自己的话。

可以想像，一定有一个声音从历史的深处响起：不能让《史记》半途而废！司马迁不得不生！他想到了周文王、孔子、孙膑这些先贤，这些在逆境中坚韧不拔成就不世伟业的先贤；他更想到了自己的责任，把《史记》写完，这可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就这样死去，将何以面对九泉下的先人？而作为一名史官，没有留下“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文字，又如何向历史交代？于是他自请宫刑以免死。

被废了“武功”，决不止于生理的痛楚，也决不在于老婆会和他划清界限或者以此为由找他闹离婚，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被人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是“无行之人”。

任何人受此奇耻大辱，断乎再无颜面立于世间。

按常理，司马迁死一百次都可以理解，但他没有。

司马迁也是平常人，出狱后和屈原沉江前一般，须发脱落、形容枯槁、精神恍惚。

《报任安书》里说是“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且“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由此可想见他身心的痛楚。

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就清醒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为《史记》活着，为《史记》而奋斗！最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一部《史记》成就伟业，书写了人生最华美的篇章。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生”！在此，不妨提提与屈原同传的贾谊。

少年得志而又怀才不遇的贾谊却完全不该死的，即便受贬谪，为何不能像苏东坡、柳宗元他们那样襟怀豁达，或造福一方百姓，或创作传世名篇，奈何如此不珍爱生命，年仅三十三岁便“哭逝”于长沙!这真有点像现在那些一旦失恋或者考试没考好便跳楼轻生的学生伢崽，徒让人感慨唏嘘。

难怪苏东坡这样评价：“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生殊途同归，他们共同竖起最伟岸的标杆，耀亮中华民族的精神星空。

其死其生，典范的意义无从超越。

生与死的对话（课本剧）【汨罗江边，秋风萧瑟，落叶纷纷，天色暝暗。

】屈原：（上。

悲哀，长叹）举世混浊而独清……（作徘徊状）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宁溘死以流亡兮，吾不忍为此态也！司马迁：（上。

借着月光，看清江边屈原）屈原：（惊讶地）谁？司马迁：汉太史公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