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参官知县自奚屿始”考-精品文档

“常参官知县自奚屿始”考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中有这样一段话：乾德元年六月“庚戌，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祜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后李焘提出疑问：“诸书皆言朝官知县自奚屿等始，按《实录》建隆二年十一月己丑，以祠部郎中王景逊为河南令，职方员外郎追珂为洛阳令，左司员外郎段思恭为开封令，驾部员外郎刘涣为浚仪令，代卢振、张文遂、遑王于、宋彦升等不知何故，诸书乃言知县始此，岂令与知县不同乎?当考。”显然，他认为朝官担任地方知县并非是从奚屿开始的，而是应该从更早的祠部郎中王景逊等人开始；但是鉴于“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故将诸书所记先列于前，后以注文标附己见。这样，就出现了两个疑问，首先是质疑朝官任知县到底从何开始，继而提出了宋朝的知县和县令是否相同的问题。该问题在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等书中均有涉及，但并未做出明确解释。对此笔者提出一点浅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知县”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知者，云知某官事”，为支持、掌管之意。“知县事”作为差遣始见于唐大中六年四月，“裴让权知县事”，《知县》，随后慢慢发展开来，据南宋赵彦卫所记，“唐制，县令阙，佐官摄令，曰知县事”；但非正官，

在当时也并未成为固定职称，“因事而设，事已即罢”，县令仍常置。五代时期，各府州县邑的治事权很大程度上掌握于武夫悍将之手，地方节镇往往以自补亲随为县的镇将，干预县令行使职权，致使县令之职形同虚设。并且，据《宋朝事实》所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优诨之言，多以令长为笑。”宋朝建立后，统治者汲取五代时期武将擅权、君权太弱的教训，着力削夺藩镇权力，强化中央集权，加强了对地方的监管，进一步整顿任官制度：建隆元年，天下诸县，除赤、畿外，将县分为望、紧、上、中、下五类，沿置县令，总治一县民政；建隆三年恢复了由中央直接设置县尉的制度；后重县令之任，在赤畿及要剧县派遣常参官担任知县，以知县的新职代替不起作用的县令，掌管该县事务。如宋太祖在派奚屿等出知剧邑的诏令中说：“特选士于朝行，断自朕心，以重其事。”其他县由中央设置县令，“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县千户以上，依旧置令、尉、主簿，凡三员；户不满千，止置令、尉各一员，县令兼主簿事；不满四百，止置主簿、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不满二百，止置主簿，兼县尉事”，开宝三年七月。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经过制定种种防范、制御制度，至真宗时期，藩镇势力基本肃清，已不再具有同中央抗衡的实力；朝廷成功地收夺了藩镇的人事权，不仅州县官一般不再由幕职、亲将兼摄，还集中了对幕职官的任用权。

藩镇割据势力基本消除后，由常参官担任知县成为中央向地方派遣官员的一种方式，皇帝一般以此表示对某人的倚重，对某事的重视，或出于贬谪等原因。除朝官外，以后“州郡多阙官，县令选尤猥下，多为清流所鄙薄，每不得凋；乃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其间也参用幕职官担任知县。这样，如朝廷未派遣知县，县令仍总治民政，劝课农桑，由选人“循资格”依次递升，于是县令逐渐变为选人官阶，“以选人宰县者称为县令”。在地位上，“以知县为高，令为次”。某些县令虽为选人的阶官，但是又另有差遣，并不实际处理该县民政，如“有以京西路某县令为阶官而为河北路转运司勾当公事者”。崇宁三年六月十一日下诏，规定万户以上县，差承务郎以上知县，即以京官知县事(职官，四八之三二)。此后设知县成为定制。

这样看来，以京朝官领县称知县，以选人领县称县令，二者是迥然不同的。但事实表明，除选人，还有些京朝官出任过县令，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员外郎李?O为浚仪令，兵部员外郎柴自牧为口口令”等。《旧闻证误》称：“京朝官出为赤县令者不复带本官，自唐以来皆然，大抵国初之制，朝官出为县令则解内职，朝官出为知县则带本官。”《实录》所记祠部郎中王景逊为河南令，职方员外郎遍翊为洛阳令，左司员外郎思恭为开封令，驾部员外郎刘涣为浚仪令，他们都解内职不带本官，而奚屿并未解内职，始带大理正出知馆陶县。另外，“曹州冤句令曹陟以清干闻，甲寅，擢左拾遗，知县事”，建隆二年八月，又在奚屿之前；但

是曹陟为就任改秩，且为外吏，不得为事始，故史臣特取常参官自京都出知外县者而记之；所以说，“常参官知县自奚屿始”是可以成立的。

虽然知县与县令不同，但由于宋朝特殊的任官体系，两者执掌是相同的，所以后世仍然相互通称。如《清明集》卷二《县令老缪别委官暂权》一文中就出现“县令之职，最为劳人王知县年龄已暮，精力已衰，而乃投身于繁剧之地”的说法。但是，知县为常参官差遣，由中央下派到地方，而县令为选人的职事官，依靠循资依次递升而来。把知县与县令混为一谈，认为是同一个官职，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