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河

——吕西安·费弗尔《莱茵河》书评史家的历史研究工作究竟是否应该带有现实关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带有现实关怀，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带有现实关怀，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般认为现实关怀是“史家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在现实关怀的指引下，史家可以“找出新的或好的问题”，“找到独特的视角”[ 于展《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和学术追求》，《历史教学》2007年第6期104-105页]，这说的是选题方面的现实关怀问题。

就是说，在选择研究的课题的时候可以根据现实关怀而选择较跟社会跟国家现实关系较为密切的问题，但其前提是不损害史学研究的学术性。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莱茵河——神话、历史和现实》就是一本带有强烈现实关怀的著作。

费弗尔撰写本书之时，正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占领着莱茵兰，纳粹主义正在崛起，德法矛盾尖锐。

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以及军事家们时刻注意着这条河流，他们的出发点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都将莱茵河视作一条明确的边界，国家、民族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于是，关于莱茵河是边界还是通道的问题，关于莱茵河是不是命中注定的边界的问题便成为本书的中心议题。

莱茵河从来就不只是一条河流，它还是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争夺对象。

法国跟德国的狂热的学者、政治家以及民众长期以来一直习惯性地将莱茵河视作是一条天然的边界，两边分别是是德意志、法兰西，或者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或者将其视作某一国的河流，进而对此展开争夺。

当时对于莱茵河问题的研究，充斥着民族主义的情绪，与此相异者属于学术的“异端”。

自古至今，莱茵河汇集了太多的“神话”。

这里的“神话”是指“人为虚构”或者“不真实”的事情。

虽然“真实”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是这些神话被制造出来，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其制造者或许真的相信其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情感和自我修饰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

一旦这种关于某事的明确结论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里，人们就会相信自己认可的“真相”，即使这一真相与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

而这么多“神话”的出现，往往与人们看问题简单化有关，所以在本书中，费弗尔极力反对人们看问题简单化。

首先就是不要追随政治和外交事件或者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事件。

因为在他看来，“支配历史的绝不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形式，而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群”，政治和外交的操作太过“偶然”，之前的历史学家从未考虑政治家的规划，“人民是否通过积极参与在后面给他们以支持”。

（109页）其次便是人们总是爱“把19、20世纪的政治现实搬到8、9、10世纪去”（77页），正如本书1935年版序言里边引用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句话“把当代的一切观念应用于久远的古代，这是最容易产生错误的根源。

”（17页）。

当人们谈到莱茵河问题的时候，老师喜欢从历史中寻找出证明莱茵河是分割德法的边界或者是某一国的河流这样的神话的依据，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历史上根本就是伪问题。

最后便是强调纯洁性。

费弗尔通过对人类学、语言学和地名学的借鉴，向大家说明，至少从史前时代起，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都不是纯洁的单个民族，况且不是种族，它们都是异常复杂的混合体，是具有共同语言或者共同生活习惯或者只是生活在共同地域的人群的集合体，所以任何企图以河流作为人种或民族分界线的极端民族主义是极其荒谬的。

而且这方面还往往存在指代混乱的问题，像“罗马人”“法兰西”“日耳曼”这样的称谓，其所指也在短短的时间里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这就容易产生很多歧义。

费弗尔对此力图作出努力，希望能从大量相互矛盾的事实和解释中，对莱茵河在以往各个时代中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梳理出一个全面型的看法来。

费弗尔同时代的历史研究者，往往倾向于“把不久前的过去与活生生的现在，一股脑儿抛进了遥远的往昔”，在他们看来，莱茵河的历史就是“一部不人道的屠杀和战争的历史”，企图从历史中为眼下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法德对抗寻求合理性。

在费弗尔看来，历史“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命运所造成的结果”，“历史学和地理学不必为实用主义推波助澜”，我们做需要做的只是“对各种事物正确和合理的理解”。

要达到以上目的，需要完成两项任务。

一项是破坏性的，即消除所谓的命运幻影；另一项是建设性的，即告诉大家除了冲突和争斗，还有一些截然不同的事实和事件。

这两项任务构成了本书的主体结构。

在每个小节，他都是首先列举出之前以及当时人们观念里的“神话”，然后根据各种翔实的证据证明和驳斥其错误，并在此过程中说明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样。

全书共分四章。

四章在时间上是承接关系。

第一章主要描绘了莱茵河流域的地理状况和史前时代的人类生活状况。

莱茵河作为通道的功能从那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虽然有各种人群或者部落自设的边界，这种边界往往因为交易产生的冲突而在不同人群中间产生，这是些混杂的人群，并不是单纯的同一种族的集合。

他们的边界往往是脆弱的没有任何的阻挡效用的。

而从那时起各种关于莱茵河是两个不同种族的的边界的神话便已经产生和流传开来了，各种神话不仅繁杂，各有各的说法，而且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并且各自相互矛盾。

介绍了深深影响了莱茵河地区的三种文化，亦即三种酵母——罗马文明、蛮族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这三种“酵母”以莱茵河为据点，向周边地区伸展。

虽然往往伴随着战争和破坏，但每一种文化都在莱茵河地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开发了莱茵河的功能，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化。

在罗马军团的军营的基础上，莱茵河的首批城市出现了，借助城市，基督教在这些地区取得了富有成效的传播，并且以莱茵河为据点一直向东推进到易北河，在政治上的德意志出现之前创造出了一个教会的德意志。

但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只是很多大大小小的王国或者封地，这个时候王权与教权结合起来，教会依靠世俗实力得到生存和传播，国君依靠教会取得上帝的承认。

是从十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这一段的历史，从城邦到国家是其主题。

这些莱茵河城市兼具罗马、日耳曼和基督教的特征，多因为商业发展莱茵河像是一条纽带将这些城市串联在一起。

这些城市并不从属于任何国家，它们取得了高度的自由，而将对于皇帝的义务消解殆尽。

中世纪早期它们经济上高度繁荣，文化上人员上彼此频繁交流。

它们然而正是由于缺乏王权的有力支持，以及另外一些原因它们还是衰败了。

随着城市地位的下降，皇权在这一时期逐渐上升。

这一时期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法国文化侵入莱茵兰地区，并且进而向前推进，征服了德意志地区，这些地区众多小王国上至王室贵族下至平民，从形而上的语言、艺术到形而下的建筑、穿着打扮都渐渐法兰西化。

随着法兰西化产生的是德意志精英阶层民族主义的兴起，他们反对法国文化的侵略，提倡一种德国本土的文化。

由此奠定了“人为民族、人种和语言的民族主义”，最终给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洲注入了这种病毒。

这段时期，莱茵河地区在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独立于任何国家之外的很多的个体，虽然其西边是统一的法兰西王国，但其东边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且莱茵兰地区在文化上更多地趋向于法兰西，而不是德意志，鉴于文化在河流两岸畅通无阻的交流，关于边界的问题，在这段时期里是不能够成立的。

因为，“由河岸或刀刃隔开的民族是不可能很好地彼此理解的”（205页）。

是关于边界形成的问题，主题是法国跟德国在莱茵兰地区的争夺。

先是法国倚靠其先进的文化和现代司法以及行政制度，使得莱茵兰地区自愿并入法兰西王国，莱茵河也从法国的界河变成法兰西帝国的河流；拿破仑帝国覆灭之后，莱茵兰地区并入德意志。

尽管这一地区与东部的普鲁士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极力排斥普鲁士的苦行僧军国主义，但随后普鲁士在这一地区取得的经济发展的丰硕果实使得这些拼凑起来的土地获得了某种凝聚力。

1870年之后，洛林跟阿尔萨斯也并入德意志，从此，莱茵河变成了德法两国充满仇恨的边界。

费弗尔经过四章的讲述，证明了莱茵河命中注定是一条界河的说法，既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也不符合当今实地考察的结果。

费弗尔倾向于认为，普鲁士只有在征服了莱茵兰地区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拥有两极的德国”，的确，普鲁士的高度纪律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若没有经莱茵河传过来的自由之风的调和，必然会导致无法想象的后果。

莱茵河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德国与西欧、与世界联系的窗口，而不是充满矛盾的边界存在的。

即使在军事争斗时期，德国或者法国在莱茵河留下的并不完全是仇恨，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些东西。

费弗尔在本书中一直强调，“将边界深深地刻在土地上的”，既不是“宪兵、海关”，也不是“堡垒后面的大炮”，而是“感情”，是“被煽动的激情和仇恨”，因为这种边界在很多时候是人们在心里建构出来的。

正如彼得·伯克说的，“决定这一集体选择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人类、他们的生活方式及他们的态度”[ 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页。

]。

莱茵河的历史是一部异常复杂的历史，它并不是一直贯通欧洲大陆、各个河段畅通无阻，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一条地区性的通道，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的河段未曾得到开发。

我们不能将莱茵河神话，夸大它的作用，至少在很长的年代里，“河流不是正常的交通手段”（218页）。

我们不能将以往复杂多变的现实简化为今天近乎稳定的现代模式。

而自古至今，那么多的仇恨、对抗，如果以历史的眼光看，其本身就是某些人有目的地建构出来服务现实需要的，而“各国狂热的人民，即暴烈的现代参与者，企图从过去为这种历史找到辩解”（序言20页）。

尽管这种“思想体系”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也反过来控制了人。

都是从过去寻找某种合理性，但作者跟之前的研究者们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但是我觉得非常矛盾的一点就是，既然费弗尔自己反对“把19、20世纪的政治现实搬到8、9、10世纪去”（77页），并且也从莱茵河的历史中证明了这种做法背后那种观念的荒谬，但是莱茵河在历史上的一贯表现是否就能为眼下他自己的观点提供合理性呢？既然19、20世纪的状况跟之前的历史时期不同，那么又怎么能够把8、9、10世纪的政治现实搬到眼下呢?那么，历史又怎么能为当下费弗尔自己的观念提供依据和佐证呢？费弗尔的研究，往往具有一个引人注目而又有影响的特点，就是对地理环境的介绍。

20世纪60年代年鉴派的专著中，对地理的介绍几乎成了清规戒律，他们仿照的可能是布罗代尔的名著《地中海》的做法，但这种对于历史地理学兴趣十足的做法却是自费弗尔开始的。

本书作为一本对河流历史的研究著作，其中地理方面的描写自然占了不少篇幅。

尽管本书原本是由地理学家阿尔贝·德芒戎与费弗尔合作完成，后来分别抽出有关章节出版的，但费弗尔本人对于莱茵河流域的生动描述却并不稍逊于其历史描述部分。

本书虽然一般并不被视为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的代表作品为大家熟知，但对于政治史的疏离在本书中依然体现得分外明显。